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劳动力搜寻理论，这使得瑞典这个遥远国度的盛事第一次与中国广大的农民工有了直接切身的联系。

　　现实中，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常常出现双边失衡:目前，一方面，沿海许多工厂找不到合适的工人，出现所谓的“民工荒”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偏远和内陆地区的劳动者(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体)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市场摩擦过大和工作搜寻渠道不畅通所导致的问题，正是劳动力搜寻理论研究的基本主题之一。

　　在搜寻理论看来，目前的问题出在空岗和剩余劳动力之间缺乏有效的匹配机制。在缺乏有效的职业匹配机制时，农村劳动力只能依靠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来获取就业信息和搜寻费用。但是，血缘和地缘关系仍是一种相对狭隘的群体纽带，社会资本网络内部信息的畅通和可靠是与不同网络之间信息闭塞与不信任相生相随。

　　另外，与城镇户籍相联系的残余制度安排仍然将农村劳动力排斥在主流劳动群体之外，工作搜寻渠道的社会资本网络化与政府的户籍制度相互强化，极大地压缩了农村劳动力所面临的就业选择集，最终导致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区域性分割的出现。

　　虽然通过社会资本网络进行流动，能在较小范围和较短时期内使农村劳动力就业，但是就整个劳动力市场而言，这是一种极具负外部效应的方式———这种原始流动渠道的狭隘性和封闭性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张力和分工，使得劳动力市场难以对商品市场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动做出迅速调整。目前，农村劳动力外出工作搜寻渠道的市场化程度低下是劳动力市场难以及时有效在大范围内配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症结所在。闭塞的工作搜寻渠道带来了双重的效率损失———一方面降低了均衡情况下的就业率，从而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与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空岗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的产出效率。

　　因此，扩大农村劳动力工作搜寻渠道的市场化从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是解决该问题最有效的渠道之一。

　　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的另一个基本政策结论是，较高的失业救济金水平会提高劳动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从而提高了失业率，延长了劳动者的工作搜寻时间。因此，这些方面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制定，确实存在着一个效率与公平的权衡过程。

　　这就涉及到目前中国各项劳动保障条例的制定与推行以及最低工资法的讨论，为了劳动者的最大福祉，政策制定者需要相关的劳动经济学家运用现代经济学模型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此次获奖的理论即是工具箱中具有强大分析力的工具之一。

　　□姚先国　易君健

　　(作者分别执教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香港大学中文系)

 ——访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

中国城市化的独特之处

　　南方周末:在您刚刚出版的新书《地权的逻辑》中,对新一轮的土地改革与城市化战略进行了反思,这也是多年来您一直坚持的研究方向。

　　要加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但您为什么认为城乡二元结构迄今仍具有其合理性?

　　贺雪峰:城乡二元结构,至少到最近几年前,还提得比较客观,现在已经成了很负面的词,包括户籍制度。

　　今天的农民进城越来越容易,特别是收容遣送制度取消后,几乎没有限制。户籍制度基本不影响赚钱,除了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以外。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中国农民的收入结构非常特别:具体来讲,当前在沿海外向型企业工作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同时,农民家庭中,年龄比较大外出务工已经无优势的中老年人,可以在家从事小农经营。

　　正是通过代际分工,一家两代人同时务农和务工,因此同时有两笔收入来源,而使农民家庭可以温饱有余。这两笔收入缺一不可,不然,农民的经济状况并不会得到改善。

　　正是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流动,可以有城市和农村的两笔收入,可以为进城之后却不能获得足够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即可以返回家的制度安排,而使进城农民工的劳动力可以继续廉价,从而可以为“中国制造”继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我这里并非是说不应该提高农民工的报酬,而是说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尤其重要的是,我认为一方面政府应更加关怀农民和农民工,一方面要进一步调整中国不同阶层的利益分配,要扩大弱势群体的收入份额。

　　这项特别的制度安排,是中国城市化的独特之处。

　　两种政策选择

　　南方周末:这种独特之处会对城市化的政策设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贺雪峰:除了两笔收入对农民来说缺一不可,讨论城市化,还必须明确另一个问题,即城市就业机会。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只有10％左右,而且今后还会下降,如此之低的产值与如此之多的农业人口,构成了中国“三农”成为问题的一对基本矛盾。

　　显然,农民要大量转移出来。农民是否能转移出去,又要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构成中国GDP最大比重的是第二产业,其中外向型的“中国制造”又是其中最大一块。恰恰因为中国劳动力廉价,且要素制度有优势导致成本低,而使中国可以生产出几乎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消费品。

　　在“中国制造”仍未成功变身“中国创造”前,中国第二产业(工业)的发展受制于资源等要素,新增就业机会将遇到天花板。

　　而即使其有巨大的GDP,也往往不能带动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制造”无法承担起工人较高的工资和社会保障,第二产业的就业者因此无法为第三产业提供消费能力。消费性的第三产业就发展不起来,服务业的高就业就没有前提。

　　城市就业机会因此不多,大量农民进城的结果可能就是大量失业。对于当前经济处境下的中国城市化,可能的政策选择有二,一是农民不可逆的进城从而推动较高的城市化率,其结果是因为大量进城农民在城市失败后不再有维持体面生活的条件,而因此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二是农民可逆的进城,即当农民进城失败,他们即返回农村家乡过依旧的生活,城市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同时城市化率比较低。

　　南方周末:这两种政策中,您多年来一直呼吁让农民可以自由回到土地?

　　贺雪峰:现在的问题不是农民出不去,而是回不来,回来确实越来越难了。很多地方在盲目的城市化过程中,收走了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

　　我认为,今天我们要把选择权留给农民,农民愿意进城就进城,愿意返乡就返乡,假如不能解决农民在城市都生存下去的问题,那就要允许农民返乡,所以土地要保证农民能返得回去。

　　城市是活力的源泉,是发展的源泉,但农村是稳定器,是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城市怎么发展,最后出问题时因为农村是稳定的,所以整个社会才是稳定的。如果都动,就可能翻船。

　　这并不是说农村永远不动,是现在不动,不乱动,现在保持比较静的状态。城市动,最后在城市动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往城里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一定程度后,农村动不动都没有关系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新农村建设,就很简单了:新农村建设是中国稳定、有序地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步。

　　“中国的城市化危险大矣”

　　南方周末:现在许多地方纷纷推进城市化战略,您如何看待?

　　贺雪峰:土地非农用的价值来自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要,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的价值也就是其农用价值。正是因为国家限制土地非农用,才使得非农用土地具有超额的级差价值。正是因为经济的发展,而要求有更多土地非农用,而国家限制土地非农用,就使非农用的土地表现出超额价值,也就出现了目前在建设用地上普遍存在的“土地拜物教”。

　　目前国内学界、政策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都在急于做土地和房地产的文章,而其表面说是加快推进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等等,他们并未想到(或想到了但故意视而不见)这一些做法并没有创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是通过投机制造出大量垃圾GDP,且尤其有害的是,这种做法不仅使“中国制造”的优势不再,而且使进城农民的处境堪忧。

　　土地和房地产本来是要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就实在是危险大矣。

　　一旦“中国创造”仍未崛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却又优势不在,进城农民退回农村又无可能,则,那个时候,中国所有附着在土地和房产上的泡沫就都要破灭,而因为失去农民可以返乡这一城乡二元结构所特别具备的缓冲器的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就可能在更大规模上爆发。

　　中央应旗帜鲜明地制止当前各地推进的激进城市化举措。应当采取稳健从而更加安全的城市化战略。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太快了容易翻车,在一片喧嚣的世界中,保守也许是最大的智慧。

　　□本报记者邓瑾发自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