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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敌意在凝聚 中南海的智慧值得相信吗?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5-12

 

社会敌意在凝聚

    文/木 然

前些年到某北方一城市出差开会,那一年正好是下大雪之后结冰,出租司机在开车拐弯时打滑,很生气就说如果是雪下在省政府、市政府就好了,让那些官员出不了院子并憋死他们。还有一次还是到同一个地方出差,一个司机对我说,他当了十多年军人什么好处都没得到,现在他儿子也参军了,司机告诉他的儿子,要是战争打起来,马上举枪投降,绝对不会给这个滥政权卖命。这些年流行一句话,即处级以上干部,如果抓起来全部枪毙,可能有冤假错案,如果隔一枪打一个,漏网一大片。从我亲身经历的事和听到的流行话,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社会敌意是存在的,问题很严重,后果更严重,不解决不得了。

一个自由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充满了是敌意的社会。不但社会是敌意的,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也是充满敌意的,不但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充满敌意的,就是政治与政治之间也充满了敌意。充满敌意的社会就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社会,其中以社会对国家充满敌意为甚。

毛泽东时代就是一个不自由的时代,三重敌意都是表面化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与人斗乐在其中,激起的是人的野蛮。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使人充满了敌意和警惕。那是一个专制的时代,所以也就是一个不和谐的时代。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只是痴人说梦,天下大乱永远也达不到天下大治。国家与社会之间敌意更甚,不允许社会上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组织,就连毛泽东起家的农民协会也被取消,以防观点、组织出异弊,思想就是一个人的,组织都是官方的,构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齿轮。有自己观点的向血统论挑战的遇罗克死了,向个人崇拜挑战的张志新死了,如果鲁迅不死,如果不做应声虫活着,那就只有让毛泽东赐死。政治的敌意更加残酷,党内斗争最后都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终。只是这个敌意,是一种倒挂的敌意,是权力对人民的敌意,是把人民当成敌人,其幕后推手是不受限制的权力,是所有敌意的总病根。那个时代的人民,对权力只有恐惧和畏惧,却难有敌意。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敌意由权力造成,在民意中产生。人与人之间有敌意,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权力之间有敌意,但现有的既得利益使得他们之间更倾向于合作而不是互相打压,尤其是以维稳为目标的套路使得权力之间的合作性增强。而权力的不受制约与滥用,尤其是在涉及到公民的利益情况下的滥用,使敌意迅速凝聚。杨佳杀人、邓玉骄杀人等我们都没有看到对人的生命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反思,反而是一个人们心中对英雄的非理性呼唤,日益增多而不是逐渐减少的群体性维权事件让人们看到了权力的麻木和狰狞,辽宁省庄河千人下跪事件让人们看清了权力的本来面目,所谓的为人民服务都是喊给人民听的,事实上权力者本来却从没有当真过。社会的敌意正在不断地在社会之中漫延,从最初的针对个人,到最后的针对整个制度,就是最高领导人发出最高的善意,人们也只会认为是作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城管被敌意化、警察已经被敌意化、某个领导人被敌意化、政党被敌意化,最后政治制度被敌意化、制度背后的主义被敌意化。当社会敌意充盈整个社会时,所有的发自真诚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都会土崩瓦解,所有自下而上的改革都会变成革命。双方不再有互动与合作,只有对抗和对革命的价值诉求。

社会敌意凝聚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们不再相信法律,反而对法律充满了敌意。因为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在具体执行中被抽空。比如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在现实中变成权力者的言论自由甚至以公然撒谎来代替言论自由,宪法规定的游行自由被变相更改,失去了游行的本来面目,公民不得不以散步代替游行。结社自由本来是反对多数暴政的天然屏障,它可以有效化解政治风险,构成社会活力之源,可以使政府勤政,是通向和谐的阳光大道,可权力者却视结社为天敌,把所在的结社企图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宗教信仰自由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更是变得千疮百孔。宪法在权力者那里只是一个舞动的旗帜,当社会真要通过宪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时,巩固的是统治者的权力,削弱的却是社会的权利,这样,社会就从拥护宪法转而嘲弄和敌视宪法,他们不再去找代表公平正义底线的法院。

社会敌意凝聚的表现之二就是在人们不再相信正义反而嘲弄和挖苦正义。当不受限制的权力打开了腐败的潘多拉之盒,当腐败公然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当精神病成为上访的代名词,当权力的雇用人员公然挑衅公民的尊严和智商,当GDP成为权力者长官发财的一个阶梯,当社会以刘翔的速度拉开了两极分化,当人们给灾区的捐款80%变成政府财政,当北京的房子以四五万元起价,而公务人员却可以花四五千元就会买到房子,当财产申报连楼梯的响声还没有听到,当人民的爱心被官员蹂躏,还有谁会公平正义比太阳还有光辉的社会理念呢?在这个时候,即使公平正义真正地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的时候,人们也只会认为权力只是以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方式进行新一轮的欺骗。最大的不公平不是市场自身的不公平,而是来自权力和贪污腐败。

社会敌意的凝聚表现表现之三就是人们不会再以理性的方式寻求解决之道,而是寻求非理性的甚至以暴力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在维稳的过程中,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愈加激烈。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清华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城管被打、警察被打被杀、执行公务的警车被推翻都是明证。另外,当这些解决速度仍然觉得慢时,他们会转而寻求超凡魅力的领袖,寻求群众运动的解决方式,寻求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解决之道。

社会敌意不但存在且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凝聚,这是必须正视的事实。正视事实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对社会敌意采取鸵鸟政策,只会加速社会和政治的双重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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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的智慧值得相信吗?

今天看了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关于对中央出台遏制房价飞涨政策利弊的争论,嘉宾邹涛“相信中南海的智慧”的慷慨陈词让我的思路背离了节目的主题而“掩卷”沉思。

“相信中南海的智慧”并不仅仅是邹涛的天真,百度一下竟然有13100000条记录,芸芸众生是多么的天真啊!难怪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倪萍坦言 :“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中南海在倪萍意识中象征着一贯正确与英明。

本博1974年高中毕业后,常与农民兄弟在一起,劳作之余偶尔也谈论一些政治话题,“中央政策是对的”这是农民兄弟面对贫困却常常挂在嘴边并达成共识的慨叹。过去几十年,尽管灾难频仍,社会腐败人神共愤,但“中央政策是对的”却从不受到普遍质疑。

即使到了今天,公民意识渐渐觉醒的今天,网络传媒已经为精英学者乃至草根网民提供批评地方政府的平台,荆楚一省之尊两会期间的失言失态遭遇猛烈抨击。但是,对于中南海的智慧却始终保持绝对的迷信。

中央政策是对的,为什么在和平年代会发生饿死数以千万计同胞的大灾难?为什么会发生长达十年的浩劫?中央政策是对的,为什么腐败愈治愈败?为什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毋庸置疑,地方官僚出于利益驱使,对中央政策执行不力乃至歪曲造成社会不公等诸多矛盾,低廉的犯罪成本又让地方官僚贪渎更为疯狂。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制度之劣之恶,病根就在中南海。

对中南海智慧的迷信,源于对几千年皇权的臣服与恐怖,尤其是过去几十年的愚民与暴虐。解放思想的口号已响彻大江南北卅年,现代民主政治已经实现了“把执政者关进笼子”,我们为什么总是匍匐在皇权脚下,僵化的思维模式弃之不去。往事历历,凭什么,要相信中南海的智慧?

也许,只有让解放思想不仅仅是漂亮的口号,每个人不被代表,每个人可以自由说话,每个人独立去思考,让亿万人民的智慧迸发出来才是真真正正的大智大慧;也许,只有放弃一党私利,“天下为公”,顺应历史潮流才是真真正正的大智大慧;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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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执政成本巩固社会敌意凝聚

全球最昂贵的政府——盘点当权者执政成本

    /牟传珩

现代社会政党执政,系指来源于民,并按宪法程序执撑国家公共权力。毫无疑问,现代执政行为必须具有法理正义,而且必须依照民主原则与科学的规则使用公共财政资源,维护和发展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利益,以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然而,世界上一切非人民性的政权,都是不顾民生,大量耗费民脂民膏,把国家财政的主要方面用于维系统治者单方面的利益,执政成本巨大而国民收益甚少。前苏联红色政权不顾人民疾苦,大量消耗财政资源用于对外军事争霸,对内维系秘密警察和意识形态高压统治,导致国民日趋贫穷,怨声载道就是例证。因而能否贯彻以最少的执政成本耗费,来争取最大惠及国民的原则,便是现代社会衡量一个政权是否真正来源于民,执政为民的根本分水岭。由此可见,执政成本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执政正义的伦理问题。执政成本不为民所用,就是执政败绩。人类社会实践证明,不少执政主体,都是因为滥用、浪费执政成本导致执政败绩而最终跨台的。

眼下,中共十七大刚刚闭幕,据说会议的主旋律是要发展民生;温家宝总理今年两会上也信誓旦旦地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惠及全体国民。然而,中国的行政成本挤压民生空间,却是世界上最突出的国家之一。所谓行政成本,是执政成本的主体部分,是指政府行政活动对经济资源的消耗。从狭义的角度看,政府机构正常运行需要消耗资源,比如建筑物、办公设施、人员工资等。从广义的角度看,政府行政成本还包括政府行政决策所付出的代价。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有三大块,即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以及包括行政管理费和国防费用在内的维持性支出。行政管理费所包含的内容是,行政管理支出、党派团体补助支出、外交支出,以及公安、安全、司法、法院、检察院等机构的支出和办案费用补助。中国目前执政成本最大的问题在于,行政管理费的比重和增速远远高于社会性支出。

中国目前还有1.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中,而政府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猛,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而且近年来还在攀升。此据媒体资料显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200325年间,中共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高达87倍,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GDP增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近两年来仍居高不下。有报道称: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86年的10%2005年的19.2%20年间增长将近一倍,超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6%的标准。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提案中公布了一组调研数据:中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出世界平均水平。全国政协委员欧成中则认为:目前,中国行政管理费是美国的两倍、法国的三倍,成为世界上行政管理成本居高的国家。又据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第326期报道: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三者相加总数高达9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接近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中国政府这种行政部门日常运作成本无节制膨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按一种利己主义的高消耗模式运转的。

官方公开的一份对近百名不同区县干部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行政费用虚高中,公车使用费用、接待费用、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费用已成为干部也不满的焦点:

关于公车费用。中国目前有公车数百万辆,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三分之一,且党政机关部门公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成倍高出社会轿车的运输成本。此项调查显示:约24%的干部表示对当前公车使用情况非常不满意,约47%的干部对公车使用情况不满意。在选择3个对于县级政府改革的最重要措施时,约48%的干部选了大幅度减少公车使用的数量和范围,实行公车改革。当前公车使用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公车私用;二是公车资源不能优化使用,有些部门一年用不了几次车,但依然配车,尽管大部分时间车辆空停,但每年的养车费用和人力成本一分都不能少;三是公车使用中存在攀比心理,而且有了车就要用够。

关于接待费用。约12%的干部表示对于接待费用情况非常不满意,55%的人表示不满意,21%的人认为严格控制接待费用的数量和范围是对政府改革的最重要措施之一。他们普遍反映接待费用随意性大,由于缺乏明确细化的接待标准规定,接待费便直线上升。一顿饭的费用就会上千元甚至数千元。粗略统计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达上千亿元。

关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费用。调查显示,17%的人对当地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非常不满意,56%的人表示不满意,52%的干部认为应该在西部地区的县级以下政府停止一切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了迎接一次会议的召开,迎接领导的视察,就投入大量的钱将路边的房子重新粉刷,虽然按规划这些房子两个月后就要拆除,真是荒唐!调查中,一名当地干部愤愤地说。一些政府举巨债打造超豪华大广场、大剧院、大体育馆、高尔夫球场及大学城等标志性工程。各级政府的办公楼愈来愈气派,甚至一些欠发达地区政府也盖起豪华建筑,例如,中部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年财政预算不足1亿元,却建起了耗资1000多万元的办公楼;南部一个只有7名村干部的村委会耗资400多万元兴建办公楼。还有公费出国旅游。近年来官员出国考察和培训热在各地持续升温,公费旅游屡禁不止,每年耗资数以千亿计。

此外,政府一方面由于财政供养人口过于庞大,官民之比居高不下,使一些地方财政不堪重负,甚至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文山会海、挥霍浪费,也在大规模地侵吞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中,多有吃空饷的。据报道,仅四川省就清理出3.7万多。吃空饷人员,每年冒领经费达6400多万元。河南也清理出万多吃空饷人员,涉及资金1.53亿元。如此大小蛀虫每日每时都在消耗公共财政的阳光

更有甚者,是一直为中共执政提供软力量支撑的公共财政无底洞——党务、党庆、党会议以及进行普天盖地的大量宣传伟光正红色记忆意识形态的费用。这笔被隐秘了的让纳税人买单的天文数字开销,官方从来未予公开。还有政府运用公权力侵犯言论自由,封锁网络信息,打压异见人士、民运人士,法轮功人士、维权人士等,维持对社会高压管制的庞大隐性财政开资,也是向来都只掏纳税人的钱包,而不允许纳税人过问的。所以我们很难用具体数据加以说明。

以上种种开资,还仅仅是行政成本的一部分。行政成本还要考虑行政决策失误损失、政府投资失败损失以及官员利用制度漏洞贪污腐败掉的部分。这一切费用加起来足以支持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的说法。由此以来,在财政收入总量固定的情况下,畸形膨胀的行政开资必然对公共产品的购买产生严重的排挤效应。执政成本加大,挤占了科教文卫医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所需的公共资源,大大损害了国民的根本利益。这正是中国特色执政成本无节制膨胀的一个无法根治的痼疾。这种中国特色的执政成本无节制膨胀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1、制度本质不民主。政府的合法性不是由选民产生,因而官员不对民负责,小数人说了算,且不受监督。所谓人大、政协、监察、审计等监督等都属于体制内监督,因此就会形成上级不好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局面。本来预算经人大批准后政府无权任意改变,但实际上政府部门不执行预算的情况屡见不鲜,而且政府普遍存在大量预算外资金,导致公共财政使用的随意性和隐蔽性等特点。

2、权力运行黑箱作业。中国政府机构垄断着全社会的主要信息资源。而政务信息公开与否往往取决于具体政府部门或官员的单方意愿。政务信息想公开则公开,不想公开,则假保密等各种借口予以拒绝,公民根本没有知情权。如此信息高度不对称和社会监督缺位是导致政府行政成本无节制膨胀的重要原因。

3、没有公共资源负责主体。公共资源名义上归全民所有,但使用的权力却在政府,政府花钱并不对国民负责。这在缺乏公众监督和法律惩戒的条件下,难免造成公共资源的政府利己使用与浪费。

4、政府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决策过程排斥公众参与。政府单方面垄断公共资源的定价和配置权,缺乏多元利益和公众约束,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和参与决策的机制,这也导致了行政成本无节制膨胀的又一原因。

最后,行政部门日常运作成本无节制膨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按一种利己主义高消耗的模式运转,根本不具备以最少的执政成本耗费,争取最大惠及国民的民主执政意识。由此可见,中国的政府与有限责任政府相距甚远,中国的财政也不是一个公共财政。因此中国的财政收入首先是用来满足政权利益而不是用来满足公共产品的提供的,如教育、医疗、安全等方面或服务的需要。因此必然导致当今中国公民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新三座大山压迫的现实。

中共十七大再次明确:中国特色的所谓改革,走的是一条完全由党主政府领导之路,即由党掌控的政府来组织和分配资源。可笑的是针对政府自身的改革,也就是政府运行成本改革,也排斥公众主导市场主导。这就很难形成一种利益多元化的讨价还价博弈机制。党主政府改革,依然是让官员自己决定怎么花钱,那么公共财政的阳光惠及的永远还是政府自身。当下的问题正在于,政府垄断了对所有改革事务的主导权,公众根本不能讨价还价。例如,公车改革如何对官员进行补偿,政府说了算;财政收入增加了如何对官员进行奖励,也是政府说了算;公务员工资如何涨,涨多少也是政府说了算。凡此种种,国民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何谈监督?又何谈讨价还价?如此中国特色的改革还有什么前途?

世界上任何政府都是靠公民的税收得以维持运作的。政府本质上是一揽子公共产品的集合物,公众纳税供养政府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得廉价的公共产品。因此,财政必须是民主的,只有在民主财政条件下,才会有廉价的政府。《荀子富国》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所言的正是一种执政廉价裕民之道。而流行于21世纪的全球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公共部门推行绩效管理。它要求在作公共决策时,在制定战略、进行决策、推行改革时,都要依据以最少的执政成本耗费,争取最大惠及国民的原则,进行成本决策和绩效决策,尽可能减少公共耗费,以扩大国民收益。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本身的改革,更要借助于社会各种力量的自主参与。正如市场上不能有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商品必然会昂贵一样;执政成本如不能为社会多元利益讨价还价,公共产品也必然是老百姓承担不起的昂贵。

因此本文的结论是:没有民主制度形成社会多元力量对执政成本讨价还价,就必有百姓负担不起的昂贵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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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层层腐败强化社会敌意凝聚

原标题:“行行出腐败才是中国社会最大不稳定因素!

   /吴建勋

其实,中国农民、工人、失业、打工族才是最安分守己、任劳任怨、尊严听命、得失随便的。

相比而论,中国社会最大不稳定因素应该是官场腐败和公务贪婪。

这频频危害政权、败坏社会、祸害民生的贪腐大案哪一个老百姓参与和牵涉?

这国家公务行业里还有多少人不在追名逐利、竞相攀比、金钱至上?

弄的几近行行出腐败!总理伤脑筋!民生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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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阶级对抗扩大社会敌意凝聚

原文标题:想办法拔掉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超级原子弹吧

    文/顾志坚

2009年11月13日,四川成都唐福珍女士以生命为代价,反抗暴力强制拆迁,自FEN而亡.金牛区城管局长钟昌林因判断不当 处置不力被停职,今年4月初,钟昌林官复原职,蔑称唐福珍为法盲,水平低。

民众不平的声音响彻网络.,却丝毫不能撼动钟昌林等拆迁官员的一根毫毛.拆迁悲剧一再发生,就在钟昌林班师回朝得意洋洋的时光,4月8日,江苏连云港东海发生93岁建政功臣老翁陶兴尧携子自FEN的悲剧。

自FEN,自FEN,让我们看到的只是权力的奸笑和猖狂.4月16日,钉子户杨义挥刀刺死带队拆迁的辽宁抚顺建委主任王广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权力遭到了不顾一切的反攻.并染红了血。

老顾为自FEN的唐福珍和陶兴尧分别写了 不到1911年,爱新觉罗不会说自己错 和建政功臣陶兴尧自FEN让谁警醒? 为他们不平叫屈. 我却一直没有为死于拆迁的拆迁官员王广良写几句哀悼的话,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生命无价,王主任和老百姓的生命一样宝贵呀。

悼念王广良主任,必然要提到那个杀王主任的凶手杨义,杨义必将受到法官的严惩.一个被刺死了,一个被审判坐牢或丢命,他们都是因为拆迁而受到伤害.当拆迁演变成互相进攻,悲剧必将经常上演,没有赢家。

拆迁问题已经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原子弹弹.谁碰到谁就受伤或死亡.不应该引发全社会的思考吗?老顾眼睛斜视,发现炸弹的引线还真有办法.这不,我读给您听。

2005年中国最高法院批复,拆迁补偿纠纷法院将不予受理

根据近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可以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的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裁决。”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ZF裁决。

拆迁补偿纠纷由ZF说了算,ZF给一块钱也没有错,你不允许拆迁,你就是钟昌林局长眼中的法盲唐福珍,如果您是不幸遇到钉子户杨义的拆迁指挥王广良,您就死定了.这不是屡屡伤害民众,并开始反作用与官员 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炸弹吗? 这样的批复到底有没有违反宪法?最高法院的批复,效力超过所有的法律,干脆中国的所有的法律全部取消,改为口头圣旨吧, 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老实说,真不应该视若无睹,虽然,我理解你们是花瓶。

时间过的很快,现在已经是凌晨半点钟了.顾志坚还在为社会拔除炸弹而愤笔疾书.顾志坚是江苏瑞和化肥有限公司国有企业假改制被迫失业工人,我曾经依法向泰兴市劳动局申请仲裁,收到的是不予受理通知书,理由是: 按照2000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你和瑞和化肥有限公司的纠纷属于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予受理.一棍子朝我打来,措手不及.我不服气.写好状纸,递交到泰兴市人民法院立案庭长栾晓玲手里,她眼睛一扫,回我一句:改制纠纷,法院不受理,你的问题还是找ZF解决。

我被迫失业7年了,我的心一直很难过,我们的合法权利不能表达诉求,就因为这个所谓的审判工作会议精神. 精神,精神,不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思想一个德行吗?一个精神就将所有的法律打得屁滚尿流,一定具有盖世神功呀.就不怕把所有的无处申冤的失业工人逼成神经病?

所谓“2000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实际上只是当时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李国光于2000年10月28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该讲话全文登载在公开发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年第6期上。

毛泽东去世后不久,邓小平实质掌握权力,并鼎新革故,将中国大陆带入改革开放道路.一个小小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话,竟然成为圣旨,从上到下,全面贯彻执行.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小吗?比起毛泽东,李光国当然是小KISS了,可是,在我看来,李国光是一个伟大的人,要比毛泽东最起码伟大1万倍。

毛主席说话是一句胜过一万句,李国广放屁是一个屁顶的上一亿部法律,在李国光和他的下属面前,法律顶个球,民众是个屁.所以,李国光虽然离开了最高法院副院长的职位,他的话还有效,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精神领袖,他的精神继续领导着中国的各级法院,还在继续成为各级中国人民法院不受理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失的职工的诉状的借口。

无论是拆迁纠纷还是职工利益受损不予受理,都是中国的法院系统为中国社会投下的两颗强力炸弹,威力比原子弹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三千万失业工人和遍布城乡的拆迁利益受损者,在法院的推辞下,不能获得司法救济,加入和壮大了上访大军.上访上访,成为到处被踢的皮球 .他们是制造皮球爆炸的凶手,却总是道貌岸然的充当高高在上的裁判。

在万般无奈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杀人引发社会思考,最后因为我能伤害的只能是和我一个阶层的民众而放弃,因为那并不能证明我是强者,相反,我只能是欺软怕硬的王八蛋.我老婆容忍我三年没有任何收入,不离不弃,好朋友何小敏对我耐心进行心理疏导也是让我从想杀人变成一个有思想的创业者.其他朋友们,有我这样的幸运吗? 所有被压制的人,都是一座座死火山,当承受不住内部的压力的时候,喷发出来,一个接着一个,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对社会的伤害,绝对不亚于100个汶川大地震。说实在的,我不关心山河变色,我担忧无辜血肉横飞。

一个月的时间,中国连续发生五起针对小学生和幼儿园孩子的屠戮,我以前说过,社会问题不解决,郑民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屠杀小孩的凶手。全社会不能再麻木了.应该解决的社会问题,不能再拖了.老顾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故纸堆里找到了两颗超级原子弹,请大家帮忙拔掉吧,否则,贻害无穷呀。

帮帮 忙,好吗?如果您愿意帮忙拔掉这两颗超级原子弹,请您在我文章后面签名支持,好吗? 网名也行. 谢谢大家了。

    【博客网】

公器私用权势渔利加速社会敌意凝聚

原题目:造假拘留证,抓人放人都是钱

    文/张铁鹰

河北省灵寿县公安局通过制作假拘留证,对不够刑拘条件者实施刑拘,然后让被刑拘者交保证金,对其取保候审,再寻找借口将保证金予以罚没进行创收。(5月5日《新京报》)

拘留证的开出程序为:办案民警向法制科提出申请,法制科对案件进行审核后,制作拘留证呈批表,再由法制科负责人和主管局长分别签字。法制科开具的拘留证一式三份,一份存根备案,一份交羁押的看守所,一份由办案机关入卷。

灵寿县公安局的假拘留证,自然查无存根。该局有两套拘留证台账,一套真的留待应付上级检查,一套假的“灵活执法”不入存根。有了假的拘留证,县公安局“抓放自如”,即“抓人和放人都可以收钱”,还不易被发现。这次灵寿县制作假拘留证的事,若非其内部人士举报,外人仍不得而知。

看到灵寿县公安局的做法,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样的造假应该不独灵寿县公安局在做,因为这样没有技术含量的造假,是很容易“传播”的。果然,有公安内部人士透露,“很多公安局都有两本拘留台账”。

不用问,靠着假拘留证,这些年,公安机关创了不少收,刑拘过不少本不该刑拘的人。像灵寿县公安局给辖区各派出所每年下达罚款指标,为完成任务,各派出所“多报刑事拘留案件,通过罚没取保候审的保证金来解决”。只要被刑拘者交了保证金,公安机关便会“随便找个理由将保证金没收”。

制作假拘留证,99%的保证金被罚没,可见,一本假拘留证实际连接起了一条巨大的灰色利益链。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在无奈地交上一大笔取保候审保证金时,还被非法拘禁,也就是说,县公安局制作假拘留证的同时,还涉嫌非法拘押。这样的造假公安局,已经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国家机器,而是制造社会紧张的振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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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事实?中国经济崩溃论不值一驳?

在股市连续下降的阴影中,“中国崩溃论”再次浮出水面。有“末日博士”之称的国际投资咨询师麦嘉华(MarcFaber)表示,中国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滑表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他以此为据进一步预言:中国经济增长将在近期显著放慢,并可能在9至12个月内崩溃。

这些年国际上有截然相反的两个论调一直在交替鼓噪着。第一个论调是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越来越强大,已经对世界构成威胁。中国威胁论的背后潜台词是,遏制中国的声音。特别是在本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并给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不小贡献,西方一些国家更加不舒服了,更加害怕了,一股遏制中国的潮流涌动的更加汹涌。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大肆抬头,中国对外贸易摩擦迅速升级。

另一个声音是中国崩溃论。本来金融危机后,这种声音已经偃旗息鼓,越来越弱。但是,从2009年中国房地产价格非理性上涨,泡沫被迅速吹大,金融风险有所抬头后,中国崩溃论的声音再次出现。特别是4月17日,抑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新国十条出台后,或多或少对房地产上市公司和上市商业银行造成一定影响,或多或少影响到了中国A股市场。由此,中国崩溃论再生事端。特别是有“末日博士”之称的国际投资咨询师麦嘉华预言,更加具有影响力、迷惑性。据说,他的许多预言准确率非常高。对此,不能不引起重视,不能不把真实情况告诉世界,不能不予以澄清。

其实,中国经济崩溃论根本不值得一驳。笔者从两个方面谈一点看法。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目前对市场的管理手段、调控手段处在强势地位,中国政府对市场的掌控能力远远大于西方国家对市场的管理。笔者十分赞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斌的观点:外国媒体判断房地产价格下跌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是在西方的经济框架下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中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金融中各种风险完全可以牢牢控制。这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崩溃论低估了中国政府的掌控能力。

从微观经济情况看,中国住房贷款首付款比例要求比较高,第二套房都在40%以上,新国十条要求在50%以上,也就是说房价下跌40%时才能危及到银行贷款利息收入。信贷安全性是有保障的。而不像美国零首付次贷金融风险异常大。同时,中国住房的刚性需求非常之大,价格回到理性位置后,可能刺激更大的刚性需求潜力,激发市场新一轮繁荣。

反之,如果现在不开始刺破泡沫,使之越来越大,那么,将来大泡沫的破灭,也许会真正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崩溃。

当然,对于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无论其处于何种目的,我们权当把坏话当好话听,权当是一种提醒和忠告。客观地说,本论最为严厉的中国房地产调控正在面临三大挑战:股市暴跌的考验;G D P增速可能减缓的考验;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可能动荡以及二次探底的考验。希望充满智慧、已经成功应对无数困难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会再次经得起严峻考验。(余丰慧)

    【经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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