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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再次像吹“反腐”号角一样吹“人才集结”号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5-30

 

新华社评论员:加快向人才强国转变

    新华社评论员:加快向人才强国转变——一论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网北京5月28日电 (新华社评论员)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我国人才工作的重要性,指明了新形势下全面加强人才工作的努力方向,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科学把握。这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是强国之本。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文明成果,无不归功于人的劳动创造。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归根结底依靠全国人民的劳动创造。只有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我国现代化建设才能拥有强大而坚实的人才保障和广泛的智力支撑。

  经过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发展成为人才资源大国。但是,当前我国还不是人才强国,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要实现《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人才发展总体目标,到2020年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当前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全面加强人才工作,加快推动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

  加快向人才强国转变,要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把握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指导方针,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坚持推进改革创新,着力解决制约人才工作发展、制约人才发挥作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努力形成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坚定不移走人才强国之路。

  加快向人才强国转变,要坚持人才工作指导方针,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把服务科学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才工作要统筹抓好各级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突出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的专门人才和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支持人人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加快向人才强国转变,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原则,努力建设一支饱含爱国热情、勇于追求真理、具有务实作风、善于团结协作、积极改革创新、争创一流业绩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人才队伍建设就要把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工作全过程,教育和引导各类人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求真务实、尊重客观规律,恪守科学精神、大胆探索创造,倾心本职岗位、注重工作实效,淡泊个人名利、无私奉献才能,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中砥砺品质、锤炼作风、提高干事创业的本领。

  加快向人才强国转变,要坚持改革创新,制定和完善各项人才政策,以政策突破带动体制机制创新,为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重点围绕用好用活人才、提高人才效能完善人才工作管理体制,从人才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等方面形成更加科学、更具活力的一整套机制,形成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法制环境,使一切创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为人才事业发展增添蓬勃活力和强大动力。

  加快向人才强国转变,要把培养造就青年人才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更加关心青年人才培养,大力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观念,不拘一格、广纳群贤,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锻炼人才、使用人才、成就人才,在全社会形成爱护青年、关心青年和鼓励青年成才、支持青年干事业的良好氛围。

  加快向人才强国转变,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人才工作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始终与时俱进,保持旺盛活力。做好新形势下的人才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履行好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的职责,使人才服务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让各类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开创我国人才事业新局面,必将极大鼓舞和激励各类人才各尽所能、各展其长,造就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使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新华网】

突出人才工作重点 统筹协调队伍建设

    二论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网北京5月29日电

    新华社评论员

    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指导方针、工作重点、改革创新、队伍素质、对外开放五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才工作的要求,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人才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关键在人才。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竞争优势。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大力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统筹抓好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人才工作,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的要求,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坚持人才工作指导方针,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是中央确立的人才工作指导方针。人才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科学发展,通过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推动工作,在实践中培养锻炼人才;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在满足社会实践需要中推动人才工作发展;要在总结经验、尊重规律的基础上面向实际、面向未来,构建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使人才工作为人才涌现服务;要以培养造就各领域领军人才为重点,带动各级各类人才的培养工作,实现人才队伍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突出工作重点,统筹抓好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当前我国正在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大批专门人才。人才工作要切实增强针对性、实用性,加大重点领域急需专门人才的开发力度,大规模开展重点领域专门人才知识更新,努力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打造一批复合型、高层次、通晓国际规则的适应对外开放的人才,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的重点目标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广泛的智力支持。同时,要注重统筹协调,做到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等人才队伍建设整体推进,扩大人才总量,提高人才质量,盘活人才存量,使不同专业特长、不同职业岗位、不同成长经历、不同能力水平的人才都能各得其所、建功立业。

    坚持改革创新,激发各类人才创造活力。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人才工作要根据目标任务,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先导,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大胆破除一切制约人才工作发展、制约人才发挥作用的思想观念障碍、体制机制障碍,着力解决阻碍人才工作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鼓励创新、探索和超越,倡导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宽容失败,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氛围,为人才事业发展增添蓬勃活力和强大动力。当前尤其要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战略后备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全面提高人才队伍素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始终是我们党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要确保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始终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原则,教育和引导各类人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求真务实、尊重客观规律,恪守科学精神、大胆探索创造,倾心本职岗位、注重工作实效,淡泊个人名利、无私奉献才能,努力建设一支饱含爱国热情、勇于追求真理、具有务实作风、善于团结协作、积极改革创新、争创一流业绩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做好人才“引进来”和“走出去”工作。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战略方针。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承担着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的人才工作,必须善于运用战略思维、开放视野、发展观点,把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培养放在全球战略格局中去谋划和推动,坚持自主培养和引进海外人才相结合,加强人才开发国际交流合作,使中国人才工作造福全人类。

    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要力争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人才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繁重,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等人才工作现状,需要我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努力工作,加快推动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我们坚信,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人才规划纲要各项任务落实,就一定能够有效推动我国人才工作发展,开创依靠人才支撑推动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新华网】

总书记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寓意深刻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5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人才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5月26日新华网)

    人才资源在所有的资源中含金量最重,价值最高,是任何资源都无法比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抛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靠先进的技术,靠人才取胜,当前我国还处于第三世界,经济实力、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要缩小差距应对挑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而更应提高生产力,更应重视人才。

    人才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计算的,有些是无价之宝,不可估量。象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创造的价值何至千万,亿万能计算;又如: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美国空军赞扬钱学森对胜利做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有人称其“一人能抵五个师”;等等。人才是宝贝,是不可多得的资源,人类历史发展要靠人才,构建和谐社会要靠人才,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有了人才,就有了创新,就有了发展,就有强大的竞争力,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是个舞台,需要主角,也需要各种各样的配角,不仅需要拔尖人才,引领人才,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人才,因而,培养人才不是局部的,不是小范围的,而是全局的。人才多,技术就高,发展就快,人人争当人才,个个成为人才,汇流在一起,就是座巨大的人才宝库,就是一座蕴藏着金山银山的富矿,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不断造福于社会。

    要培养人才,充分的利用人才,一要要善于发现人才,尊重人才,充分的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创新用人机制,优化人才环境,改善人才服务,在制定工作规划的同时考虑人才保证,在制定政策措施的同时考虑人才导向,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二是要把目光放远一点,唯才是尊,要象三国刘备那样“三顾茅庐”,向外挖掘,向往引进,把优秀的人才为我所用。

    总书记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就是要善于发现人才,充分的利用人才,非常的珍惜人才,海纳百川,广揽贤才,从各方面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为各类优秀人才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人才保证。(罗瑞明)

    【人民网】

胡锦涛温家宝都强调“不求全责备”有何深意?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5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新的起点上向前迈进、人才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的大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分别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聆听他们的讲话,话中传递出中央领导人爱才、惜才的情感,体现出党中央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话中表达了建设人才强国的紧迫感,叫人振奋,给人以鼓舞。特别是总书记和总理分别都强调“用人不求全责备”,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

    说实在的,不管是什么人,都会存在不足与缺点,常言也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鲁迅先生曾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这些都告诉我们用人不能求全责备。配活的完人都有限,用人求全责备,还如何建设人才强国呢?

    地球万物都是地球的主人,各种生灵相容共处才会和谐。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一种完美的生灵,在南方生长的果类可能到北方就水土不服或长不出果实,我们不能就此视之为草芥;米兰花香气袭人,却不鲜艳,玫瑰花色香俱全,却有刺,我们不能就此以冷眼待之;老虎会咬人,毒蛇会毒人,我们不能因此将其置之死地。我们对待动植物都要扬长避短,精心呵护,对待人才同样也是这样,需要爱护、珍惜,不求全责备。

    而现在,各行各业中普遍的用人环境确实有些让人忧心。譬如,某些地方选人唯学历是用,要求乡镇长要博士学位,把有能力无学历者拒之门外;回国创业的优秀科技人才,原本在国外生活条件优厚,回国后单位在物质生活上照顾一点,某些人就责备说什么“鼓励不良生活习气”;一些体育人才,如丁俊辉在台球项目上、刘翔在跨栏项目上为国争光,有人却说他们学历不高。又譬如,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才不甘守旧、不甘平庸、勇于实践,干的工作多因而出现的失误相对就多,这就给一些度量小的平庸者留下了无事生非的机会,这些人求全责备,容不得人才有半点疏忽和短处,伤害了团结干事的环境。种种迹象都说明,在大环境上我们对人才的要求是苛刻的,求全责备的。

    回顾历史,晏子舌战楚王的精彩一幕,假使齐王按照“完人”的标准取人,求全责备,矮个子的晏子就过不了体检关了,也不会给后人留下美谈;唐太宗李世民如果小肚鸡肠,求全责备,魏征绝无活路,厅堂议国事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了,也就没有贞观之治。远的不提,共和国开国10大元帅他们身上缺点也不少,有的会说脏话,有的会顶撞上级,毛泽东如果求全责备,他们不可能在军事领域发挥巨大作用。改革开放之初,很多早期到深圳的干部学历并不高,有的还是大老粗,如果小平同志求全责备,就不可能有特区“拓荒牛”精神,不可能有今天特区的巨大变化。事实告诉人们,求全责备等于扼制人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实践能力,对于推进事业是极大的阻力。

    当今,我们致力于科学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正确对待人才、选用人才、用好人才,建设人才强国是当务之急,更不能以求全责备态度对待人才。总书记强调:“要不拘一格、广纳群贤,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观念,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锻炼人才、使用人才、成就人才”,温总理强调:“要为人才成长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要善于发现人才,用人所长,不能求全责备,让各类人才和全体劳动者、建设者才尽其用、各得其所”。

    总书记和总理的话给我们指明了“对待人才,选用人才、用好人才”的正确方向。笔者以为,各行各业对待人才、选用人才、用好人才,最根本在于选择适合本行业属性的人才,不求全责备,譬如,选择乡镇长不一定要用博士、硕士等研究生,党的干部首先要对党对人民忠诚、负责,“忠诚度”应该成为考核的第一要素,学历、能力是其次,这样的人才可以确保群众的利益和党的形象不受伤害,可以取得事业的成功。又譬如,科研机构首要的就是选用专业对口的博士生、硕士生,有科研经历、科研成果的优才,不能选择行政管理人才。只有选择适合本行业属性的人才,不求全责备,最终才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得其所。

    当然,不求全责备,并不是放任人才的短处不管,譬如,刚回国的优秀人才,有独挡一面的能力,开始要求物质生活高点,不见怪,我们需要逐步引导,进行传统教育,让其扬长避短。不求全责备并不是说就可以因“瑜”掩“瑕”,倘若其“短处”发展严重了,长期以往,“长”就将不“长”了。也就是说,用人不求全责备,就是要发挥其特长,但对其短处不能视而不见,必须防微杜渐,帮助其逐步完善自我,让其为祖国建设服务,让其体现自身社会价值。就像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发现人才、培育人才、锻炼人才、使用人才、成就人才,笔者以为这就是胡总书记温总理强调“不求全责备”的深意所在。

    倘若全社会都能深刻领悟总书记和总理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的不求全责备的内涵,营造不求全责备的用人环境,让真正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平台,干成事的人得到尊重,那么我们就可以真正做到解放人才、发展人才、用好用活人才,我们人才强国局面的出现就指日可待了。(文海)

    [人民网]

从邓小平的“大胆使用”到胡锦涛的“不拘一格”

  在5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不拘一格、广纳群贤,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观念,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锻炼人才、使用人才、成就人才。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同志对人才的一段经典论述。小平同志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科学技术工作和人才培养使用工作时指出: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起来。说缺乏经验,只有使用他,才能使他积累经验。小平同志还指出,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

  事隔17年零10个月,两位领袖关于人才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精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才工作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剑指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错误观念和唯学历、唯资历等错误作法。人才作为一种资源,有其最佳的培养和使用时间,如果我们早压担子、用当其时,则会发挥其最大效能;但如果我们没能及时培养和启用,则会形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在我们现行的选人用人体制中,尤其是党政机关中,浪费资源的现象存在的还相当普遍。

  提拔年轻干部,动辄提出基层经验不丰富、缺少处理复杂问题的经历,处理同志关系缺乏艺术性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要么就是为了“平衡”而考虑年龄大、工作时间长的同志。邓小平和胡锦涛两位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已经为因以上问题而迷惘和同志指明了方向:

  一是坚持以德为先、唯才是举。对于品行好、有才能的年轻干部,要及时发现和培养,早压担子。而压担子的前提就是德才兼备,品德为先。一个人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水准直接影响他的人生道路,是基础;而有知识、有能力、有思想才能成就事业;德才兼备的干部,无论年龄是大还是小、无论资历是深还是浅,都要早培养、早提拔、早使用,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二是坚持把握主流、公道评价。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于一个人的不足应客观地对待,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要品行上没问题,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无论其身份、学历,都应该公正评价,给发展的平台、创业的舞台,而不能因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而埋没了成绩,让人才“流血流汗又流泪”。

  三是坚持疑人要用、用人要疑。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对于通过考察,主流是好的干部,要加强培养、提拔使用,在工作中培养、在实践中锻炼;但使用之后,要加强对其培养和监管,使其扬长避短、早日成熟。而不能因疏于监管、放任自流,对提拔的干部不监督和管理,而导致干部走错路。

    【新华网-中共新闻网】 

专家学者热议全国人才工作会议

  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的召开,吹响了从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的总号角,在全国知识界引起热烈反响。各界专家学者备感振奋,他们畅谈胡锦涛总书记对我国人才工作经验的精辟总结,热议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尊重”,一致认为一个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群星璀璨的新局面将在神州大地蔚然兴起。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归根到底要靠一支宏大的富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意味着国家将从各方面关心人才,爱护人才,为各类优秀人才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人才保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显洋表示,全国人才工作会议鲜明地提出了新形势下建设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这是中央对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总体部署的深化、丰富和完善,关系全局、关乎未来,必将引领我国人才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必将促进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历史学家夏家骏说,这次会议对于全面提高人才发展水平、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就是要通过营造尊重人才、见贤思齐的社会环境,使各类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

  专家们认为,“四个尊重”的提出还表明,党和国家将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人才,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人才,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人才不亏待。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高万能说,会议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党和国家对人才工作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是各类人才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全面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一定能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和创业热情,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不怕吃苦、不怕吃亏、勇于创新的优秀人才一定会喷涌而出。

  学者们一致表示:随着一支浩浩荡荡的亿万人才大军的建成,中国必将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必将进一步开创出姹紫嫣红的崭新局面。(记者罗旭)

    【光明日报】

 

 

见血封喉之论

不妨暂停国家人才发展规划

  □顾海兵

  把人才分为国家级领军人才、省级领军人才是计划经济的典型做法。人才规划还是考虑取消为好。

  约从2009年始,各种发展规划纲要依次出台。如,2009年1月至2月,陆续密集发布了钢铁和汽车产业振兴规划等十大规划。近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亦在审议中。如果说产业之类的工程型活动大体上可规划,教育之类的半工程型活动多少可以规划一点,则人才或人才发展之类的非工程活动也要规划就匪夷所思了。爱迪生、爱因斯坦、比尔·盖茨可以规划出来吗?

  卖猪肉的北大毕业生是不是人才

  主流意义上的“人才”,一般是指有学位或职称的、最好是“海龟”。“人才”通常与“劳务”并列。比如,人才市场与劳务市场。通常,人才由组织部、人事局管理,劳务由劳动局与公安局管理。据官方资料,截至2007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已达1.04亿人;全国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1万名左右。

  显然,这里的人才不是市场认定的,是计划或政府部门认定的。如,只要是工程师,不管是否为市场所需,都算人才。我们曾喜欢对比搞导弹的与卖鸡蛋的,认为前者是人才,应有高收入。但放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导弹的也可能失业,卖鸡蛋的也可能市场紧缺,发达国家建筑蓝领的工资可能比大学教授高。

  官方会把北京大学的毕业生统计为人才。如果北大毕业生去卖猪肉,是否还统计为人才?一个海归,从事高技术行业,如果他不尽力,是否算人才?北京人艺有职称的演员算是人才,草根明星王宝强算不算?

  省级与中央的公务员,在现有体制中算高层次人才,但在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中并非如此。因为有能力做公务员的人很多,又是吃税款的,其收入不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社会未必把他们算作优秀人士。

  目前中国公务员报考热很畸形,是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创新的极大阻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必要、也不可能去规划人才发展,那是市场的事。市场认你最关键。把人才分为国家级领军人才、省级领军人才、市级人才更是计划经济的典型做法。经验证明,公共品之外,政府抓什么、管什么,都很难有好结果。比如,家电行业、汽车行业、粮食生产等,政府越放手,市场越繁荣。凡没有放开的电力、电信、石油、铁路、教育、医疗等垄断行业,老百姓意见都很大。

  自由市场才能创造出层出不穷的人才

  目前就业与升职中的诸多歧视,就是源于主流的“人才”规定。如学位歧视、户口歧视、性别与年龄歧视、外貌歧视、体检歧视等,尽管它们明显违反宪法与法律。

  在诸多歧视之下,已经认定为人才的人是既得利益者,还没有被认定为是人才(包括政府后备人才)的人要成为“人才”,相当艰难。歧视之下,虽然也有人成“才”,但数量很少、质量不高,不能形成有机循环。

  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如此。与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前者也会出所谓人才,但数量很少,多为非常态的典型(模范),不可持续,是一花独放或几花开,是“官养型的动物”,是可计划的、可指标化的,如所谓百千万工程计划,培养一百个左右国际领先级人才、一千个左右国际先进级人才、一万个左右国家级人才;而后者则数量很多,可持续,是春色满园的“野生型动物”,是不可计划的,有时一个计划外的“小人物”之创新抵得上一百个大学教授。市场的自由之环境与独立之人格是创新的土壤与温床,政府的认定、管理、给帽子、给头衔、对人的工程化计划是难有创新的。

  如果把人才的含义推广一些,是指人的才能,则应该是人人都是才,天生我才。人与人之间不是人才与非人才的区分,只是才能的开发程度、利用程度的区分,只是工作与休闲的偏好匹配组合的不同(有人愿意多休闲少工作,有人求稳定,有人求风险,有人求寿命,有人玩命求高薪,有人拼命搞科研等),只是现实与潜在的区分、选择的不同。所谓引进人才,是找适合的人做合适的事,没有引进的并非不是人才或没有才能。

  局部的“人才”规划只是一种存量转移

  虽然人才规划在国家或宏观意义上不可行,但在地区或企业意义上是可做的。因为人是可以流动的,一个地区或一个企业可以不需要造就所谓人才(造血),但可以引进所谓人才(输血。比如,深圳规定:高层次专业人才享受住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计算是:两院院士200平方米,其他国家级领军人才150平方米,地方级领军人才100平方米),因此是可规划的,虽然就全国来说,人才总量不变。不过,这样的规划也非规划之本意,不是人才发展规划,它涉及的是人才存量而不是增量,只是地区或企业的计划或战略。

  小心规划背后的部门利益驱动

  现在,规划要么不搞,一搞就是十多个。在部门利益之下,规划不搞白不搞,规划的钱不花白不花。计划经济体制被改革之后,部门的审批工作减少了,规划等就成为新的工作增长点。

  规划本来没有错,但如果没有规划法,无序规划、多头规划、墙上挂挂的规划、一任领导一个规划、秘密式或封闭式规划,真不如不搞,少一些折腾于民于国更有利。

  规划的作用究竟是什么,规划的主体是谁(起草小组是什么角色?),谁来监督规划的编制,谁来评估规划,谁来负责社会建议的处理,谁来执行规划,谁来对规划没有落实负责,规划过程中党政关系、政府人大关系、中央地方关系、政府各部门关系如何协调,在所有这些程序没有法定之前,能有科学的规划吗?

  如果一个规划的编制,在一个月里就收到一百多万条建议,起草小组开了一百多次座谈会,这究竟是不是好事?是否人力的一种浪费?既做到有民主之名,也做到民主之实,并不容易。国务院有关部门其实没有必要那么累,只要作为立法机构与监督机构的人大在规划面前建立起发言权与决定权,民主规划、科学规划就不再只是热闹。

  据我所知,这次的人才规划,含有23个战略专题、14个重点领域人才队伍建设战略专题和5个规划纲要重点专题,如此面面俱到,是否能保证效果?前几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仅重点科技领域就高达11个、优先主题高达62个、前沿技术多达8个领域30余类、科学前沿18项、重大科学研究计划4项,如此无所不包的科技计划,其科学含量也值得商榷。

  两害相权取其轻,人才规划还是考虑取消为好。取消有困难,不妨暂停。(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南方周末】

建人才强国须冲决官本位笼罩

  官本位体制机制及其意识形态,会给社会带来一个极直观然而几乎是灾难性的影响,那就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很多都对仕途趋之若鹜。多年以来,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热居高不下即是明证。人才或准人才呈现如此流向,必然导致人才的结构性失衡。这就像战国的苏秦、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名重荣显,又有几人肯下功夫去“究天人之际”呢?而纷纷进入官场的青年,经过几年磨练,虽然曾有学术理想或远大抱负,最终不“泯然众人”的怕也不多。

  5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确立了2020年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的人才发展总体目标。从现在算起,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时间只有十年。从历史和现实来考察,可说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古往今来的竞争,都可以归结为人的竞争。中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口大国,最不缺的就是人。照理说,这样一个人力资源极为充沛的国家,向来又十分重视人才工作,不应当有人才匮乏之虞。但事实却非如此,创新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不足敷用,拔尖人才奇缺,某些领域里的尖端人才更是只能靠引进。不缺人却缺人才,人力资源大国没有成为人才强国,原因可以说出成百上千,但我以为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官本位作祟。

  一个人要成为人才,除非极少数天才,无不需要经过精心培养;而培养的责任,在一般意义上,自是由教育来担当。但教育又何尝能独立于社会?在官本位笼罩中,教育也被官本位化。“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提出的这个著名问题,很多人都从不同侧面做了回答,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解决方案,是教育的去行政化。学校若成了衙门,教师都热衷于当官,资源按行政级别配置,学术成果由权力裁判,在这样的土壤和氛围中,只能生出形形色色的怪胎,如何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培养人才要舍得投入,但只要看一看基础教育的投入现状,比较一下这现状在世界范围内所处的位置,真不免使人气短。财政大权掌握在行政长官手中,公款吃喝、出国考察从来不缺钱,但一到教育投入,往往就“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评价一个人是不是人才,自然要以专门人士的意见为准。但现在,恐怕还是以所在单位领导说了算居多。说你是人才,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人才,是也不是。这种现象目前虽不能说普遍,但还有相当市场,“白衣秀士”、武大郎一类的人物也不能说已经绝迹。在有些“官迷”的眼中,像钱学森这样的人才,其价值也未必比得上自己的顶头上司。

  在人才使用中,官本位的消极影响同样深重。引进一个人才,恨不得一年半载就能出有轰动效应的成果,否则,你就可能只是伪人才。如果科研规律服从长官意志,为人才服务的权力成为支配人才的绝对力量,那么,草包便易成“人才”,人才倒成了“草包”。据研究人员介绍,上海市科协课题组曾经对当地1100位海归人才做过访谈,结果显示,高达56.36%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能力发挥一般。可见,在人才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着实不少。有时为了表示对人才的重视,就奖励领军人物一个“官”做。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世上多了一个平庸的官僚,却可能少了一个有前途的专家学者。

  官本位体制机制及其意识形态,会给社会带来一个极直观然而几乎是灾难性的影响,那就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很多都对仕途趋之若鹜。多年以来,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热居高不下即是明证。人才或准人才呈现如此流向,必然导致人才的结构性失衡。这就像战国的苏秦、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名重荣显,又有几人肯下功夫去“究天人之际”呢?而纷纷进入官场的青年,经过几年磨练,虽然曾有学术理想或远大抱负,最终不“泯然众人”的怕也不多。

  以上所列弊端,主观上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否定30年来人才工作取得的进步和成绩。但笔者以为,届时跻身世界人才强国行列目标的实现,在一个很重要的维度上,也即是这十年间冲决官本位笼罩的完成。(滕朝阳)

   【羊城晚报】

 

实可比性报道

英国33岁华裔成为新首相重要智囊

英国33岁华裔成为新首相重要智囊(组图)

5月18日,卡梅伦(左二)和纳特·魏(右二)在“大社会计划”会议上。

  纳特·魏,这名有着地道华人面孔的英国人,最近成为英国媒体的关注焦点。

  年仅33岁的他,最近从一名普通的社会活动者,一跃成为英国新首相卡梅伦的重要智囊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主导卡梅伦的一项重要改革——大社会计划。在这项计划下,政府将变得更小,而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将变得更大。纳特·魏因此也被媒体称为“Mr.Big”——大社会先生。

  卡梅伦说,他希望这项改革能成为其政府“最伟大的政治资产之一”。

  英国媒体说,这项改革的推进,意味着英国开启了“公民权的新时代”。

  5月18日,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室举行了一场圆桌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新任首相卡梅伦、副首相克雷格和诸多内阁高官外,还包括了诸多英国慈善机构、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大社会先生”纳特·魏,就坐在卡梅伦旁边。

  让民众不再总向政府要答案

  在会议上,上任还不足一月的卡梅伦郑重公布了他的“大社会”建设计划。卡梅伦说:“今天,一场深刻的、严肃的社会改革计划开始了,这一改革将从政治家手中拿走权力,并将之交给民众。”

  “在竞选活动期间,我向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发出邀请,让他们来参与英国政府。我曾说过,大社会的设想将穿越权力的走廊。现在,这真的发生了。”卡梅伦说。

  卡梅伦政府的大社会政策主要是鼓励个人和家庭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例如将给予人们反对增税的权利,设立国家公民服务体系以便让16岁的青少年参与社会服务等。他表示,必须将新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希望地方政府更直接地满足民众的需要。

  “这意味着英国开启了公民权的新时代”。英国媒体说。5月18日,英国内阁办公室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大社会计划的具体政策。

  建设“大社会”是出身贵族家庭的卡梅伦多年的政治理想。在卡梅伦看来,过去13年英国公共服务开支的连续增长并未解决英国社会的种种问题,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日益“破碎”的社会——人们家庭观念破灭、社会道德沦丧、公民责任感缺失,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工党“福利国家”助长了人们的惰性和依赖性。

  卡梅伦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变工党执政时期“任何问题都依靠政府解决”的做法,转向“小政府”、“还政于民”,让人们重新学习社会责任。

  卡梅伦希望,“大社会”计划能够改变政治家坐在桌前告诉人们要做什么、发出命令和指示的状况,用新的办法解决英国面临的问题。

  “我们知道,最好的想法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我们知道,当你给民众和社会更多关于他们生活的权利,更多的力量就会聚集到一起,而了不起的事情就此发生了。”

  副首相克雷格解释说,最重要的是带来文化上的变化,就是要让人们不再总是向官员、政府寻求答案,而是让他们感到既有自由、又有权力来帮助自己和自己的社区。“自由主义、大社会、放权于民、责任,这些都意味着同样的东西。”

  第二代中国移民的“公民之路”

  “大社会”计划让公民走上前台,这正是身为公民,更积极致力于公民社会建设的纳特·魏被卡梅伦委以重任的重要背景。

  作为来自中国的第二代移民,纳特·魏通过家人的帮助得以上了大学,并在著名的麦肯锡公司找到了一份管理咨询工作。

  “一切都很顺利,我现在都认为,如果我继续那种生活的话也能做得很好。”纳特·魏对媒体说。但他说,有一天,他忽然开始想要做点事情,鼓励像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少一点功利之心和自私自利,而去做一些既能帮助自己,又能带来一些改变的事情。因此,纳特·魏辞了职,于2000年创立了慈善机构“教育第一”,致力于培训有才能的大学毕业生加入教学事业,此后,他又先后创立了多个以教育、医疗为主要内容的慈善机构。

  2005年,当时28岁的纳特·魏创立了慈善机构“未来领袖”,帮助英国不发达地区的学校招募和培训高水平的教师,这成为纳特·魏步入政坛的契机。他的行动和理念引起了保守党的兴趣。时任保守党影子儿童大臣的迈克尔·古夫表示,如果保守党能够赢得大选的胜利,就将把纳特·魏的这些计划进一步扩展推广。

  此后,纳特·魏还参与创立了社会改革慈善机构“沙夫茨伯里伙伴”组织。该组织在保守党提出的国家公民服务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果一个人在公车或街道上与犯罪分子对峙,这可能很疯狂,但是如果一群人团结起来对付一个犯罪分子,这就不疯狂了。”纳特·魏说,在世界各地和在英国,他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这个道理。他所开创的“教育第一”计划,今天已经在英国的许多地区发展成为了社会行动。

  “大社会的根本是关注社区”

  纳特·魏用自身的经历来告诉人们,无论出身如何,人们都可以通过自己细微的努力来为社会带来变化。在题为《我为什么加入大社会网络》的一篇博客中,纳特·魏写道:“人们经常认为,那些关注社会、参与社会的人都拥有很多时间和金钱。但很不幸,我并非这样的人。”

  “大社会最根本的是要真正地关注你所在的社区。”纳特·魏说。

  英国《卫报》评论指出,纳特·魏的崛起,本身就显示出了英国政治文化的变化,即在政治决策的核心层涌现出了新一代的社会改革者,他们热切地想要推动社会变革,拥有专业的商业知识,对于金钱、社会投资及其影响头脑清醒,同时对于政府影响变革的能力又怀有疑虑。

  在英国媒体眼中,纳特·魏“年轻”、“聪明”、“谦逊”、“低调”。然而,关于推动大社会计划,纳特·魏则显得雄心勃勃。

  过去数年来,正是纳特·魏在幕后打造了保守党的青年政策,其中包括国家公民服务计划和改革英格兰学校的计划。现在,他将与公民社会部长尼克·赫尔德一起实施英国新政府的“大社会改革”。纳特·魏计划在5年内创造30万个志愿工作机会,在8年内“充分覆盖”65万完成中等教育的人口。

  在英国当前需要着力应对赤字问题的情况下,这一计划可能需要每年耗资10亿英镑。但纳特·魏认为,这些投入将是值得的,因为,“一代冷漠的年轻人将会带来更高的社会成本”。

  不过,也有很多批评认为,大社会很可能最终只是一种漂亮口号。还有人认为,所谓“大社会”只是保守党让原有的公共服务自生自灭的政策。

  “许多批评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他们指出了一些我们必须强烈意识到的事情。”纳特·魏说。他说,回顾历史,当政治家想要带来社会革新的时候都会面临许多挑战。

  他认为,大社会计划的挑战之一在于动员青少年参与志愿活动,并将他们培养成出色的社区领袖。纳特·魏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首相,但是许多青少年,不管他们是来自富裕还是不富裕的背景,他们都对拓展经验、丰富简历和技能感兴趣。”不过,纳特·魏承认,过去数十年,英国人都已经习惯了政府为民众做事情,突然间,人们发现要由自己去面对这些挑战,“感觉很令人畏惧,我也感到畏惧”。

  “我会继续作为普通公民扎根在日常现实生活中,与其他公民并肩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更强大的社会……我们有办法带来改变,”纳特·魏说。

  □本报记者 马晶

  英“大社会计划”

  培训新一代的社区组织者,让他们来协助建立街道组织。

  在有关当地规划的问题上给与社区更大话语权。

  鼓励志愿活动和参与社会行动,设立全国性的“大社会日”,把定期参与社区活动作为评价公务员的重要内容。

  试行“国家公民服务”计划,让青少年参与2个月的夏季社会服务,使他们在未来成为积极的、负责任的公民。

  支持合作组织、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更多地参与公共服务管理。

  将来自休眠账户的资金导入新成立的“大社会银行”,为街道组织、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提供资金。

  通过“新信息权”计划,让公民可以更多地获得由政府掌握的数据,确保政府信息公开。

  公民社会是由人们根据他们的关切和热情来驱动的。在公民社会里,人们团结在一起,让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都发生积极改变。这将为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提供重要的平衡。 而要实现良好社会,需要3方面———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共同努力。

  ——英国志愿机构全国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埃瑟林顿

  我们知道,最好的想法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我们知道,当你给民众和社会更多关于他们生活的权利,更多的力量就会聚集到一起。

  ——英国首相卡梅伦

  如果一个人在公车或街道上与犯罪分子对峙,这可能很疯狂,但是如果一群人团结起来对付一个犯罪分子,这就不疯狂了。

  ——纳特·魏

  最重要的是带来文化上的变化,就是要让人们不再总是向官员、政府寻求答案,而是让他们感到既有自由、又有权力来帮助自己和自己的社区。

  ——英国副首相克雷格

    【新京报】

企业家行贿当省人大代表 曝光后升格全国代表 演绎现代版“连升三级”

  核心提示:安徽“卖官书记”周光全使一批官员纷纷落马。但是,安徽巢湖籍民营企业家何帮喜、徐顶峰,通过向周光全行贿,从而取得了安徽省人大代表资格,事后却没有受到追究,反而还“升格”为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紧邻交通繁忙的安徽省第一座高标准公路立交桥 五里墩立交桥。在该路段闹中取静处的433号和435号,分别矗立着两栋大厦。这两栋大厦,则象征着安徽省两个重要的权力机构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和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两个重权机构结邻而居,本来亦是各守其责,并无过多交集相连。然而,震动安徽乃至大陆官场的“卖官书记”周光全受贿案,却将这两个邻居单位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周光全的案件是由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批准逮捕的,案发前周光全便一直供职于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并担任着领导职务。

  周光全被判有罪后,涉及此案的一批官员纷纷落马。但是,安徽巢湖籍两个农民工出身的民营企业家何帮喜、徐顶峰,再次将两个单位联系在了一起:尽管被法庭确认,何帮喜、徐顶峰通过向周光全行贿,从而取得了安徽省人大代表资格,事后却没有受到案件侦查机关 省检察院刑事上的追诉,也未受到人大代表资格选举机构 省人大常委会程序上的追究。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二人之后反而还“升格”为全国人大代表!

  何、徐二人行贿的数额大大超过一万元立案查处标准,是否该被追诉?他们通过行贿手段窃取而来的人大代表资格,是否该被罢免?带着这些问题,CCN记者飞赴合肥,试图在两个相邻而居的单位间寻求答案。

  行贿后被“安排”的省人大代表

  何帮喜、徐顶峰二人的名字被人关注,均源于周光全受贿案件。二人被审理法院认定通过向周光全行贿,被“安排”为省人大代表。

  周光全,1949年10月出生,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人,曾先后担任过巢湖市委书记、巢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宗教侨务外事工委主任等要职。2008年6月,周光全因严重违纪接受党内调查;同年10月10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同年10月30日被批准逮捕;2009年8月18日,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周光全利用职务之便及其地位形成的影响,收受36名行贿人贿赂款417.3万元人民币、8.61万美元、4.3万元购物卡(券)以及手表、纪念币等,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尚有240余万元人民币、7万多美元、10万元港币、4260欧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据此,法院一审判处周光全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光全表示服罪,未再要求上诉。

  同为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人的何帮喜、徐顶峰,在此案中作为证人,其名字分别出现在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的判决书中的第33-36页和第43-45页。其行贿事实也被以法律文书的形式曝光于民众的视线。

  对周光全收受何帮喜行贿的事实,判决书是这样认定的:2000年,周光全带队到北京招商时与无为县在北京创业人员何帮喜相识。期间,何谈到准备回家乡投资,周表示欢迎。2001年底的一天,何帮喜到周光全家以看望周母的名义送给周5000元人民币,并请周对其2002年回来投资,搞地办企业给予关照,周答应。2002年上半年,何帮喜在无为县二坝经济开发区征地办企业,认为该县提出地价每亩2万元的价格太高,遂请周帮忙解决,周即电话要求时任无为县县长在地价上要给何以优惠。同年7月12日,二坝经济开发区以每亩1.4万元的价格与何帮喜签订了87.63亩土地转让合同。

  2002年9月29日,何帮喜在无为县注册成立了安徽希玛伟业科技工业有限公司。同年10月,何帮喜以扩大企业知名度为由,请周帮忙将其推荐为全国人大代表,周答应。同年12月2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会,研究确定何帮喜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后经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何落选。但当选为省第十届人大代表。为对周光全的帮助表示感谢并想继续得到周的关照,何帮喜于2003年5月份的一天,在北京送给周4000美元,周收下。2003年8月,何帮喜在无为二坝经济开发区征用的土地上开始兴建装饰材料厂,何要求安装双电源两路专线供电,而供电部门认为没有必要。何遂请周帮忙解决,周即电话要求时任巢湖供电公司总经理满足何的要求。2003年8月25日,巢湖供电公司为其安装了双电源两路专线供电。

  2003年9月份的一天,何请被告人周光全为其在北京的保龄球生产基地迁到巢湖,需要征地之事给予关照,周答应。同年9月,周光全与何帮喜以及时任巢湖开发区主任徐某等人出国考察,在上海浦东机场,何送给周2000美元,周收下。出国期间,周光全要求巢湖开发区主任将何帮喜的保龄球生产基地争取到市开发区。关于地价问题,巢湖开发区主任提出每亩地的土地出让金2至3万元,何帮喜提出180亩地,土地出让金200万元;为此,双方僵持不下。后周光全要求巢湖开发区主任为留住名牌企业,按何的条件办。2003年11月18日,巢湖市开发区规划土地局与何帮喜签订了180亩土地(200万元土地出让金)转让合同。何帮喜为表示感谢,在2005年、2007年春节期间,各送给周光全3000元人民币,计6000元人民币,周均收下。

  而对周光全收受徐顶峰行贿的事实,法庭的认定相对简略了些:2002年12月2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会,确定安徽新亚特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顶峰为省十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后经巢湖市一届人大代表选举,徐顶峰当选省十届人大代表。为感谢被告人周光全的关照并想与周处好关系,徐顶峰于2003年春节期间的一天,到周家送给周5000元人民币,周收下;2003年9月,周光全率团出访英国、意大利等国,在确定出访人员名单时,周安排时任巢湖市外办主任将徐顶峰列入其中,使徐随团出国考察。2004年春节前的一天,徐顶峰到周光全家,送给周6000元人民币,周收下;2005年春节前的一天,徐顶峰到周光全家,送给周1万元人民币,周收下;2005年暑假期间的一天,徐顶峰请周帮忙让其侄子能在芜湖市上好一点的学校,周答应,并请时任芜湖市市长予以关照。2006年春节后的一天,徐在周家送给周6000元人民币,周收下;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徐在周家送给周5000元人民币,周收下;2008年春节前的一天,徐在合肥九狮苑宾馆,送给周9000元购物券,周收下。

  如此人大代表,代表了谁?

  仅仅是收取了几万元,何帮喜、徐顶峰二人就被周光全“安排”成为了第十届安徽省人大代表,之后又于2008年进一步“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意味着什么?按照中国相关法律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然而,如果是用金钱贿赂贪官污吏得来的,这样的人大代表究竟能代表谁?如何保证其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事实上,不仅人大代表资格,还有不少政协委员资格,很多当地或外地的一些成功企业家都具有这样的“政治光环”,一些地方也将之作为给予企业家的一种政治褒奖,谓之“扶持重点企业重点发展”。也许,一些企业家也只是为了安心发展企业,同时给自己装点一下“门面”,给烫金的名片上增加一个醒目的标注,并无多大的政治抱负。

  何帮喜和徐顶峰是以农民工代表名义被“安排”的人大代表,在其代表资格所在地的安徽省巢湖市,CCN记者却未能联系上二人,拨打其在当地企业的电话,得到的答复均是二人常年居住在中国的首都 北京。

  值得注意的是,何帮喜最初之所以受到周光全“青睐”,是因为何帮喜要回家乡投资办厂,要“将北京的保龄球生产基地迁回巢湖”,这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劳动力就业等方面都会有积极的作用。法院判决中也将何与周的交往确定在这一点上,为此,在征地价格、安装专线供电这些具体事项上,身为市委书记的周光全不仅亲自过问,还多次要求相关下属的官员“按照何的条件办”。那么,何帮喜的这些承诺落实得如何呢?

  根据判决书中提到的内容,4月24日和25日,CCN记者分别到巢湖市无为县二坝经济开发区、巢湖经济开发区实地进行了采访。判决书认定周光全为何帮喜在这两个开发区地域内征地“帮过忙”,征到的土地分别为87.63亩(价格为每亩1.4万元)和180亩(共计200万元)。这两块土地分别位于合(肥)巢(湖)芜(湖)高速公路无为出口和巢湖出口处,地理位置相当优越。何帮喜位于在二坝经济开发区的安徽希玛欧美佳装饰材料工业有限公司建设有数千平方米的厂房,只占2002年所征的87.63亩土地的三分之一左右。据该公司工人介绍,目前公司有工人100多人。而位于巢湖经济开发区的那180亩土地,何帮喜当时对周光全说是用于将北京的保龄球生产基地迁到巢湖,然而,自2003年征用至今,7年来仍是荒地一块,杂草丛生。在合(肥)巢(湖)芜(湖)高速公路巢湖出口处等客的出租车司机们说,一直以来这块土地都被闲置,原先就裸露在马路旁,很是扎眼,因为有人举报何帮喜非法占地且长期闲置不用,2008年才砌上了围墙,刷上了“希玛集团南方工业园”的字样。而周边的土地价格这几年一翻再翻,这么偌大的一块土地价值已增值为天文数字。

  何帮喜当初回巢湖投资建厂、促进就业的承诺迟迟未能兑现,在之后的几年里,时为巢湖市委书记的周光全不可能不知道,那么为什么何帮喜依然“风光依旧”呢?据几位曾经在北京创业的安徽籍民营企业家透露,原来,何帮喜于2003年初在周光全的帮助下,“当选”为安徽省人大代表后,又攀上了另一个“高枝”:安徽省政府驻京办事处某主要领导,并很快取得了对方的认可。这位领导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将在北京的一些安徽籍的重要领导,向何邦喜一一引见。2006年上半年北京安徽企业商会成立时,几位当时参加商会成立大会的安徽籍人士介绍,会长人选本来应该是要通过公平竞选延生,但由于上述领导的极力推荐,何邦喜涉嫌被安徽省驻京办直接“内定”为北京安徽企业商会会长。2008年1月安徽省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时,此领导也为了给何帮喜、徐顶峰增加选票调动了诸多人脉关系。

  在以上多种原因的作用下,何帮喜、徐顶峰终于在2008年1月“升格”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为此,直至今日仍有人还颇有微词:如此的人大代表,究竟代表了谁?

  全国人大代表成长中的贵人

  何帮喜以1.1万元人民币及6000美元的代价从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那里“买”到了安徽省人大代表资格。因此,腐败分子周全光成为何帮喜“成长壮大”的第一个贵人。

  据《华夏时报》2007年12月22日《碧桂园入皖拿地遭疑,安徽和县出让万亩廉价土地》报道,2006年6月25日,安徽希玛国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安徽希玛房产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何帮喜会长)(中介)与巢湖市政府签署了10000亩土地出让合同。在该合同中,6000亩国有的经营性土地每亩净地价为3.5万元(包括国有土地出让金、拆迁安置费及相关税费),4000亩集体土地每亩净地价为2.5万(包括征用、补偿金以及全部相关费用)。

  仅仅半年的时间之后,也就是在2006年12月5日,上述“中介” 安徽希玛房产公司就与碧桂园集团签署了土地出让合同,双方合同确定,由中介负责上述土地的审批程序,拿到合法批文后,再将其出让给碧桂园集团,而整个合同双方约定到2012年执行完毕。

  与碧桂园在湖南张家界拿地的手法如出一辙,碧桂园通过与巢湖市和县政府签订协议的方式,使得土地出让价格进一步压低,接近贱价的水平。记者掌握的资料显示,何帮喜在以上土地转卖过程中的获利应该在亿元以上。

  北京安徽企业商会会长的任命涉嫌 “内定”,亿元的中介费又和商会会长的头衔不无关系,再加上何帮喜由省人大代表“升格”为全国人大代表时的鼎力支持,因此,上述驻京办领导成为何帮喜 “成长壮大”的第二个贵人。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倒卖国有土地严重违法,土地出让必须严格执行招拍挂程序,而现在已是全国人大代表的何帮喜当初利用北京安徽企业商会会长的招牌在安徽巢湖通过签订秘密协议的方式,一次性就非法倒卖了大宗土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执法机关的查处。

  窃取来的人大代表资格是否该追究?

  不可否认的是,何帮喜、徐顶峰两位农民工出身的企业家,早年凭着自己的勤奋和踏实,一步步将自己的企业做大,当有其过人之处,令人钦佩。但是,为了一些政治利益,他们不是通过正常渠道和合法手续,却通过行贿手段窃取了神圣的人大代表资格。虽然尚不明确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究竟能为他们的企业带来多少好处,但从倒了台的“卖官书记”手中买得的人大代表资格,却是官商勾结的一种变体,无论对官员自身,还是企业家,以及培育市场竞争机制方面,都是弊端多多,不仅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更是影响恶劣。

  也许,在全国范围内,当腐败的官员倒台后,一些通过行贿、交易等非正当途径取得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依然会安然无事。但是,根据中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罪的相关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行贿金额一万元就可以达到立案标准,何、徐二人被认定向周光全行贿的数额却远远高于了立案追诉的标准。针对周光全案件中何、徐二人的情况,按说,立案侦查机关在周案件后,涉案需要另案处理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相关规定,向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取得其许可后启动刑事公诉程序。而且,这一公诉和审判程序是必须启动的。

  4月26日,在周光全案件公诉机关 安徽省安庆市人民检察院,当时负责公诉的检察院张燕萍通过该院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告诉CCN记者,他们只是接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对周光全提起公诉,具体何、徐二人是否应该被追诉,由负责立案侦查的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决定。

  4月27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副处长叶桂牛告诉CCN记者,至于何、徐二人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判决书已经说明了问题 未被追诉,这就意味着何、徐二人未构成犯罪。对记者提出采访具体办案人的要求,叶副处长说,该案件已经了结,作为该案的侦查机关,他们是一个组织,而非具体的个人。检察机关未经批准不允许接受采访,如果确实需要,则需经过省委宣传部门同意方能接受采访。CCN记者随即与安徽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取得联系,却被告知境外或省外媒体采访的归口管理属省委外宣办。随后,CCN记者与该办宣传联络处的时处长取得联系,时处长则又明确表示:不需经他们同意,只要被采访单位同意即可。于是,一个“轮回”过后,皮球又踢回到原地。

  行贿能“当上”人大代表,折射出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还有待改进,而行贿得来的代表资格未被罢免,究其原因可能更为复杂。在周光全案件中,涉及行贿的官员在事发后,有14位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被免职或被判刑,其中包括有巢湖市副市长彭篷、吴晓天等级别不低的官员。而行贿的人大代表如果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其相应的资格该不该被罢免,《选举法》等有关法律并未明确。

  具体到何帮喜、徐顶峰二人,其窃取来的代表资格是否应该被罢免、又是如何通过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审查的?4月28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李处长告诉记者,具体事宜归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负责。该工委主任徐丛华则在电话中对CCN记者表示,此事须请示领导,不便见面。随后,又表示可将采访提纲传真过去,他请示领导后书面予以回答。

  然而,截至本刊发稿时,仍未得到徐丛华的书面答复。(记者 凌 君)

    【人民网】 

美媒:中国正超越制造大国尝试创出”中国名牌”

  据《华盛顿邮报》5月26日(北京时间)特约撰稿人文章称,中国目前正在超越“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这个词眼儿,而尝试努力原创出“中国名牌”。中国政府正以巨资鼓励企业创建自己的品牌及进行产品的创新,以改变其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只赚加工费的局面,进而通过此举获取主导权。

  窘境,我们有什么?

  该文章指出,在“知名品牌”这一概念里,人们说起日本会联系到索尼电器、说起墨西哥会提及科罗娜啤酒、说起德国会念及宝马汽车、甚至韩国也有三星电子,中国在这方面给出了什么?人们回答起来往往相当踟蹰。而这,正是中国此前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中国的国际地位愈发举足轻重:2009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输出国;2010年,中国可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之不相适应的,是中国缺乏在全球具有知名度的品牌,这意味着顶着“世界工厂”头衔的人们只能在低端制造工作中忙得团团转,而任由海外的设计师、工程师们收获丰厚利润额。

  试举两个典型的例子。如苹果公司推出的iPhone手机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一款750美元的高端iPhone手机,中国只能拿到25美金;还有讨人喜欢的耐克(Nike)球鞋,每一美元中,中国能得到的只有4美分。这种自有名牌匮乏造成的大量利润流失,几乎威胁到中国的强国之梦。

  企业,身在孤岛之惧

  文章认为,对中国企业而言,走出去,可能更意味着更好地在国内生存。

  2004年,联想购买了IBM电脑制造业务,这虽不是中国并购国外品牌的第一例,但此前尝试并购国外品牌的中国公司很多以失败而告终,因而此举可谓是先驱。

  这个以12亿5000万美金价格收购ThinkPad的行动堪称勇敢,因为2000年到2004年之间,IBM在ThinkPad上损失了近10亿美金,这是当时联想总利润的两倍。

  西方媒体誉此为中国实力提升的标志。然而联想总裁杨元庆却认为,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当时联想正在逐步失去中国市场上的“蛋糕”——其技术中等,又缺少跟海外市场的联系,当时试图以购买国外品牌来实现国际化一并取得技术。这一步走得异常之艰难,但最终,分析人士认为联想的海外探险挽救了这家公司。

  2010年,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公司收购了福特旗下沃尔沃品牌。专家认为这一收购活动扩展了该品牌在海外的形象,可看作是中国加强国际影响力以及增加海外品牌的方式。对此吉利创始人李书福认为,沃尔沃将在中国本土市场“安一个新家”。

  此处,我们与世界一起

  文章称,针对“中国名牌”之难,政府已有意识并开始投入大量资金予以解决。

  对内,推行“本土创新”计划。自主创新、建立品牌,鼓励本土制造高科技商品以保护市场不被外国企业控制。

  对外,实施“走出国门”战略。通过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支持本国公司购买国外企业、争购自然资源,进而将足迹踏遍海外市场。而自2007年始,许多中国商界人士接受了“走出国门”战略计划的培训,学习内容细化到包括如何与盛气凌人的美英籍伙伴在电话会议上沟通。

  中国政府甚至开始斥巨资重塑自身形象。在为一系列高科技产品做全球展示的活动中,中国商务部与国际知名广告公司DDB签订了价值30万美元的合约,并推出了这样一句画外音:“中国制造,它的真正含义是在此处,我们与世界一起制造”。

  而近几个月内,西方媒体反映中国“走出国门”战略的声音颇有力道——集中报道了中国正全球性地购买石油、天然气、汽车企业,以及在美开展的投资活动。据文章提供的数字称,在2000年,中国海外投资金额约280亿美元,而2010年将突破2000亿美元。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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