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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要开始换脑筋 哪儿腐败哪儿先“公推直选”法政“三分”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9-06-27

   

深圳“公推直选”“黑马”频出的背后

作者:吕冰冰

   ■这是一次迥异于以往的选举:自荐竞选、候选人到各支部“拜票”

  ■“领导意图”让位于选票、同台PK与“黑马”横空出世

  ■这是一次党内自发的民主实践,向外折射出执政党下一步选干部的方向

  2009年5月15日,在深圳市直机关中率先全面实施“公推直选”后,经过公开推荐和拜票等环节,深圳市民政局的225名党员代表第一次以他们手中的选票直接差额选举机关党委委员、书记、纪委书记,26位候选人在这里通过竞选演讲争取党员们的选票支持。最终,第一个“差额直选”书记在高达50%的选举差额中产生。

  来自深圳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王简,今年1月份得知这次民政局机关党委的换届选举将采用“公推直选”的方式。这种方式王简所在的支部用过,深圳也有单位试点过,但王简没有想到这种选举方式这么快就被作为一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市。

  自荐竞选人人有机会

  这次党内的选举改革,发源于深圳市委组织部,执行于深圳市直机关工委。深圳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刘恩告诉记者,去年汪洋书记提出“解放思想”后,深圳市委就开始试点在机关内“公推直选”,这是党内民主发展的方向。

  从去年4月起,深圳市直机关工委先后选择了深圳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监察局、统计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进行试点。到10月出台《深圳市直属机关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公推直选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公推直选办法》),深圳全市的各机关都被要求在基层党组织任期届满后通过“公推直选”选举新一届党组织领导班子。

  尽管只是竞选委员,王简一开始并不打算参选,他坦言“一开始并没有强烈的愿望”。“机关党委是党务机构,不是行政机构”,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王简觉得“能把我所在的这个小支部做好就是我最大的贡献了”。

  机关党委,不同于常说的党组,机关党委书记也与常说的党组书记履行着不同的职能。在党章中,机关党委作为党设立在基层的委员会承担党的学习、教育、建设、监督、服务等各项职能。

  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党建工作会议的一份文件中,机关党委的职能被描述为“协助行政负责人完成任务,改进工作,对包括行政负责人在内的每个党员进行监督,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一句话说,就是“服务中心,建设队伍”。在王简看来,机关党委的工作包括“发展队伍、学习培训、增强凝聚力”。

  在“公推直选”的制度设计中,公开推荐有三种方式:党组织推荐;3名以上本单位党员或群众联名推荐或者个人推荐。王简没有自荐,却意外受到了其他党支部的推荐。

  “公推直选”为确认每位候选人的竞选意愿,要求被推选的党员必须在推荐表上签字同意。

  这是不是提级直通车?

  尽管把委员、书记都拿出来选举,但党员们的反应并未整体表现出预期中的积极。此次“公推”中,深圳市民政局32个支部“公推”出的候选人共75人次,这其中只有1人次是党员联名推荐,其他74人次都是由各党支部推荐的,一个自荐的都没有。

  “这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没有形成常态,对制度的认同需要一个过程。”广东省委党校梁道刚副教授分析说。

  事实上,选举可能带来的升迁,对部分参选党员具有不小的吸引力。一般来说竞选副书记需要正处级或者符合提拔正处级条件的副处级职级人员,“公推直选”中“如果副处级参选,选上了就可以升正处级”,刘恩告诉记者。

  深圳市民政局的唐荣生就在竞选副书记时坦言“我今年45岁,最近颁布的《公务员法》对处级调任为公务员年龄限制在45岁以下,这迫使我必须思考这一问题,并下决心来参选”。

  相比而言,委员的选举并没有职级上的要求和升级上的鼓励,但“公推选举”给了基层党员一个难得的展示自己的机会,这种展示也有可能会带来职级上的晋升。

  深圳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职级最低”的候选人石强在公推直选当选纪委委员后,很快就由正科级晋升为副处级。

  不过,王简自言并没有想通过竞选获得晋升,但既然受到了其他党支部的推荐,自己觉得党内的肯定也是一种鼓励。于是,他在签字后正式成为候选人之一。

  在深圳市民政局“公推”出的75人次中,去掉同时被推荐的,一共有54名党员被推选出来。

  选票VS“领导意图”谁说了算?

  接下来是民政局开始对54人进行资格审查、民意测评、组织考察、公示等环节确定最终的候选人。由于最终选举的只有15名委员,54名候选人过多,他们还要进行一轮甄选。

  在原来对选举机制的设想中,第一轮公推后的候选人可能过于分散,可以进行第二轮公推,使候选人选相对集中。

  在这个环节中,深圳市直机关工委要求,候选人要在这个环节到同机关内的各个支部去“拜票”,去拜访那些平时对自己不甚了解的其他支部的党员,争取他们的选票。而各支部为了了解候选人,也可以点名让那些自己不了解的候选人到自己的支部来演讲以加深了解。

  “拜票”这样一种方式,除了民政局,在深圳市已进行“公推直选”的试点单位中都得到了执行。

  为什么深圳市民政局没有执行?该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民政局一共有近800名党员,其中400人是军转干部,候选人去“拜票”的方式不易施行,只能在未来不断朝这个目标努力了。

  于是,在深圳市民政局的这轮“公推”中,组织者制作了所有候选人的“花名册”代替候选人“拜票”,发放到各个支部去,各支部的党员们通过这份简历一样的东西了解他们的候选人,并从中选择心仪的对象。

  第二轮公推后,深圳市民政局的候选人开始集中,出来了一份按得票数排名的名单。

  即使是在深圳市直机关工委的全程监督下,也有环节曾出现“领导意图”干预候选人排名的情况。

  深圳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刘恩告诉记者,曾经在一个试点单位,第二轮公推后出现了所谓“领导意图”的干预,就是以往的一种思维习惯,认为“不能按票数,不能从前往后按差额比例排出候选人,要按分布———比如机关和基层的分布,要搭配,老一点的和年轻一点的搭配。”

  由于这个“领导意图”,那个试点的单位就“把后面的人拿上来,把前面的人拿下去”,“我们发现了,说这样不行”,刘恩认为,“既然是公推就一定要实实在在地完全按票数”。

  在和试点单位沟通后,这家单位采纳了深圳市直机关工委的意见,坚持要按票数,并按票数排序扩大差额。“如果组织意图想要这个人参选,就把名单拿到这里来,但是前面的不能拿下去,让他们都去参加直选”,刘恩解释,“组织有组织需要的人,群众推荐有群众的票数,直选的面可以大,这样差额的比例就会提高,最后还是让大家一起去选。”

  第二轮公推,通过各个支部举手表决,由机关汇总,深圳市民政局最终将参加直选的名单确定为26人,他们中,最多的获得了11个支部的选票,最少的也获得了3个支部的选票。其中14人将竞选9个机关党委委员,12人将竞选7个纪委委员,由于“公推直选”,这两委委员选举的差额率分别达到了55.6%和74.1%,党员们得以有权利在更多的候选人中选取他们认为合适的两委委员。

  2月18日,经过考察、公示,深圳市民政局将这一名单连同得票数等上报市直机关,3月5日市直机关批复同意,这26人将最终站到台上,接受全体党员的直选,王简也在其中。

  同台PK冷门迭爆

  5月15日一早,225名深圳市民政局党员代表聚集到深圳银湖旅游中心的会堂里,这一天他们将第一次直选出他们的两委(机关党委、纪委)委员,并差额直选出机关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在每个候选人的竞选环节他们有5分钟的演讲时间,然后还要接受党员代表的现场询问。

  “我是个老党员,对党比较忠诚;是个老民政,对民政比较有感情;是个老基层,有比较多的教训和经验;我有些老思想,比较传统,有老的成绩,那已成为历史,有点老顽固,偶尔犯错误;身体有点老,记忆不太好,但在我老党员的躯壳里还有新的思想,新的内容”,王简在竞职演说中如此介绍自己,台下相应地出现了一些笑声和掌声。

  整个竞职演说从介绍到演讲都很少对候选人的职位进行说明,很难分得清参与竞选的每个人是一名局长还是一名科员。在这个竞选舞台上“官本位”被弱化,每一个候选人都必须用演说来说服台下的党员将手中的选票投给自己。

  经常有“黑马”杀出,“公推直选”在深圳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试点时就曾发生这样一幕。作为职务级别最低的“科级干部”、候选人石强喊出“我们70后,勇于面对困难,敢于挑战,我来自基层,有背后广大基层党员队伍的支持”的口号,获得全场的热烈掌声而当选。

  当时跟石强同台竞选的一名“老面孔”的老党员则落选,刘恩在选举后找到他安慰说“民主进程总是要有牺牲的”。在“公推直选”中,很多这样的“老面孔”落选,很多石强一样的“新面孔”杀出来。

  投票以严格的民主程序进行,每人依次将自己的选票投入票箱,而后计票人会计票并当场公布结果,投票人数和比率都严格按照规定,缺一张选票都不行。

  之后公布票数,王简仔细听着,他注意到票数分布,最多的有160票,最少的只有1票,他104票,票数虽靠后但仍在当选之列。

  在随后开始的两委书记选举中,仍遵从“公推直选”制度,由全体党员差额直选书记。

  同样都为副局长,经过新当选机关党委委员的推荐,邱展开、祖玉琴二人竞选一个机关党委书记名额。邱展开现场接受询问时,一位军休干部站起来问,“我是军休干部,到现在我没有房子住,生活很困难。如果你当选机关党委书记,你如何解决军休干部的困难?”

  邱展开坦承回答“军休干部的房子问题如果能在我的层次解决,我早就解决了,现在是政策的问题,我们也在不断争取给政策解决,可以这么说,如果有了政策我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

  最终邱展开当选,一位台下的党员说,“邱副局长的位子能够更好的做好机关党委工作,祖副局长很亲切,但表现的不够积极。”

  在全体党员的一张张选票中,机关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相继诞生。直到公布票数之前,结果一直都是悬念。

  “允许大家在台上没有约束地讲话,是这次竞选的关键,要让大家知道你的观点,你的思想,你的承诺”,王简告诉记者,“其次,我觉得这次选举最大的亮点是差额之大。”

  另一位当选的党员说,“我意外当选,正是靠着能多数人从多数人中选人、公平竞争”。

  观点争鸣

  这是党章精神的体现

  中共中央党校高新民教授

  这种“公推直选”,是对人事制度的一种改革,是党章精神的体现,可以扩大党员、群众的参与程度,调动党员参加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也可以提高党员群众对于党组织的认知度,应该肯定这种选举制对于人事制度改革的意义。

  但是,这种组织内部选举,有利有弊。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这种民主也是有限度的。组织内部选举的优势是大家相互了解,候选人的素质、能力大家都比较清楚。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组织内部选举,也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一个组织内部选举能不能做好,要看这个单位内的风气、“一把手”的素质,以及单位内的人际、利益关系。如果效果不好,就往往会促成拉帮结派和选“人缘”的后果。

  机关党委这样一种组织内部选举很容易受到一个单位风气的影响,一把手的素质怎么样,有没有干预和引导选举,还有利益、人际关系交织其中,在这种条件下,大家选谁不选谁心里都很清楚。在一些小的单位的选举中,选票都无法公开,因为公开了大家都猜得出谁投了什么票。

  在现行的体制下,机关党委还是受党组领导,其职能有限。在实际当中,机关党委难免受到行政化和国家化的影响,比如选机关党委书记也有相应的职级要求,选举也是在人事安排的框架下进行的,这就不可能完全摆脱官本位的思想。机关党委作为一个机关内部的党组织,其选举应该不受职级所限,有热情的普通党员,都应该可以竞选机关党委书记。

  在制度上用人上都有进步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

  机关党委公推直选在制度化上是一种进步。机关党委和党组不同,机关党委公推直选只是党内生活的民主。这种选举在制度上、在用人上都有进步,但选出来的人做的事都在内部,这次改革是一种积极探索。

  它是执政党下一步选干部的方向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梁道刚教授

  “公推直选”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客观、公正、民主”,它是执政党下一步选干部的方向。它是推进党内民主的大举措,我们十七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公推直选开创了一种好的方式,这会有辐射作用的,它能辐射到其他部门,辐射到整个干部队伍中去。

  统筹:吕冰冰

  [南方日报 2009-06-26]

 

相关评论

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

利益平衡与司法公正研讨会求解法官社会评价不高困惑

■现在法院领导和法官有困惑,即很多法律上能说清的问题,在实践上行不通。

■利益衡量有被滥用的趋势。如何限制这种滥用?最为紧要的是利益衡量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不能以满足社会效果来否定法律效果。

法官自我评价较高,但为什么社会评价不高?“原因之一,就是利益平衡没有解决好。由专家学者和法院院长们坐在一起,研究‘利益平衡与司法公正’问题,对于司法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具有重大意义。”6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孙佑海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法院院长论坛暨“利益平衡与司法公正”研讨会上说。本届论坛与首届一样,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司法研究与法学教育中心主办。

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纠纷急剧涌现、法院案件大幅攀升但涉法上访也大幅攀升、法官社会认可度不高的难题,与会法院院长和学者皆有同感。最高法院孙佑海认为,为了避免社会出“乱子”以及为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服务,法院要尽力避免机械办案、机械司法。江苏常州中级法院院长姜洪鲁举例为证,我们处理案件,千万不能造成重庆“最牛钉子户”案件的结果:包括法院,四方皆输,而是要追求双赢甚至多赢局面。

“现在法院领导和法官有困惑,即很多法律上能说清的问题,在实践上行不通”,按常州中院院长姜洪鲁多年法院工作的体会,“解决矛盾单单依靠法律难以奏效。过去学法律的时候总是被教诲要崇尚法律,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但现在来看,真正能把矛盾纠纷处理好的是权力。”从2004年以后,涉诉信访案件占全国所有上访的76%,姜洪鲁认为这是利益衡量没有解决好。当前的纠纷,不是十年前的家庭内部、邻里纠纷,而是利益群体之间、利益群体和政府之间的纠纷,可能还面临无力诉求的纠纷。法院必须学会在政治层面上思考怎么进行利益衡量,要依靠党委政府、依靠各种社会力量去解决。结案标准不仅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和程序合法,还必须加上“案结事了”和“社会认同”两条。姜洪鲁强调,必须争取有话语权的人对法院工作的肯定,这是法院当前特别要考虑的。

基于法院独木难支的同感,浙江绍兴中院院长王育君特别推崇前浙江高院院长、现上海高院院长应勇的三句话:“搞定就是稳定”,把事情矛盾解决;“摆平就是水平”,把各方面的诉求照顾到,减少信访;“没事就是本事”,稳定了和谐了,就天下太平了。大社会小政府,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是社会最高的管理模式,是管理国家最高的境界。所以,利益平衡是一种司法的智慧和艺术。

论坛上,江苏南通中院院长马志相回顾了南通“大调解”的历程。这几年,南通两级法院根据最高法院的指示强化了调解。三年前他们的调解和撤诉案件占所有案件的40%左右,去年这一比率提升到近72%。由此,案件的上诉率明显下降,申诉、复查、上访率也随之改变。马院长感觉,这一两年县、市党委、政府领导对法院的肯定多了,去年南通中院还在市级机关中被评为优秀单位,这在原来想都不敢想。他觉得,利益平衡对法院、院长、法官来讲确实是一门大学问。比如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一些弱势群体的企业劳资纠纷,法院没有拒绝受理的理由,但是发觉判不下去——一判下去一个企业就垮了。对于院长来说,两难取其轻,缓急取其缓,用时间换空间,这些案件总归会解决。《法学研究》杂志社社长张广兴对此表示同情的理解。利益衡量在国外更多地用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但在中国,平衡当事人之间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成了每一个法官的政治责任,我们的法院和法官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比如常州法院建立“百位法官进百企”,204位法官和企业进行常规联系。前两年,处理上访也是法院的硬任务,或者说头等大事。而金融危机又对司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但是,这样的利益平衡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江苏盐城中级法院院长徐清宇对利益衡量可能被滥用提出严重警告。他表示,在中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利益衡量一方面作为一种裁判方法被广泛讨论和应用;另一方面也有被滥用的趋势。如何限制利益衡量的滥用?最为紧要的是利益衡量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不能以满足社会效果来否定法律效果,不能以牺牲社会正义来实现个案正义,不能因为追求道德价值而放弃法律价值。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郑少华认为,利益平衡在实践运用中仍要坚持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即法院是最后的仲裁者和裁决者,而不是以其他的机构来代替司法机关处理纠纷。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兴也表达了对利益平衡被滥用的担心。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他搜集了很多地方法院和劳动仲裁机构联合制定的纪要、意见或说明,发现它们和立法大不一样,倾向明显改变,这说明利益集团对司法的影响很大,但这都不是司法解释,只能叫潜规则,就是法官这样判案,只是文件不公开。他认为,无论是应对危机还是国家转型都有治标治本的问题,治标不能忘了治本,这样法治才有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作翔注意到,尽管每位法院院长在论坛上讨论利益平衡,但都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好像总要寻求一种“合法”的辩护。既然利益衡量、利益平衡存在这么多问题,为什么还要用?他认为,“利益平衡”是一个价值目标,“平”实际上是两造之间的权衡。但是利益衡量是一种法律方法,这种法律方法通过对双方利益分歧的衡量,最后得出法官认为符合社会利益和当事人利益、符合法律要求的判断。利益衡量主要还是一个立法问题,但同时又为司法和执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它相当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就给利益平衡、利益衡量问题设定了范围。上海第一中级法院院长潘福仁也指出,法官在进行利益衡量时,应当坚守立法高于司法的理念。

既要利益平衡、司法为民,又要司法公正、社会好评,这无疑对法官素质提出了极高要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何勤华认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司法为民的 “民”分为三六九等,法院社会评价不高是因为有些民众满意,有些民众不满意。但是法院没有办法做到各方都满意,打官司除非调解,否则在判决时总有一方败诉。报纸上说败诉人也心服口服,但实际上败诉人心里肯定是不满意的。所以,个别情况下评价不高,法院不必过分在意。不过,立足长远,在发达的多元化现代社会里,如果法官素质不高,就没有办法平衡各方利益,因此必须关注法官的职业化,法官职业化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法官不职业化,法官水平不提高,法官就无法得到社会广泛的最终的认可。(作者:郭光东)

    [南方周末 2009-06-25]

谁去掉了反贪局局长的“反”字?

   成都商报报道,今年55日,山西省繁峙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穆新成被纪检部门“双规”。一位与穆新成工作多有接触的县公安局民警私下透露,穆新成事发与当地矿老板举报有关。繁峙县众多的矿老板和涉矿的各级政府官员,多被这位反贪局长办过。该县有知情人士称,穆新成大概有财产2亿元,凡矿主均需向其“进贡”,或遭到“以办案为名的敲诈”。

    一个县检察院反贪局的局长,竟能贪得2亿元的财产,虽然媒体上不断爆出官员纷纷落马的消息,但这则新闻还是让人们错愕不已。人们之所以错愕,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贪得的财产之多,人们惊讶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反贪局长蜕变成贪污局长的。

    是谁去掉了反贪局局长的“反”字,这是读过新闻之后人们心中的最大疑问。早在湖南省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涉嫌受贿三千万的丑闻曝光后,就有人提出质疑,如果逮老鼠的猫也趁机中饱私囊,那么,猫鼠一窝的后果会不会比只有老鼠之祸更为严重。

    某地,一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大牌子夜晚被人用白油漆覆盖住了“反”字。早上,凡看到此牌子的路人无不掩面而笑。不知是谁搞下了如此的恶作剧,但恶作剧背后的真实故事却让无数人为之沉思。

    原反贪局局长穆新成的“反”字是谁去掉的不言而喻,一个失去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的人是可以轻而易举将反字去掉的。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打着反贪污旗号而贪污成性的人为何会有这么容易生存的社会空间。

    可以说,中国人有这么一种习惯性思维,一个盛满粮食的仓库,只要有人看管就可以高枕无忧。殊不知,如果缺失对仓库看管人员的监督,满满一仓粮食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被盗精光。

    其实,这是一种可怕的人治思维。就如组织部门的官员考察干部,如果考察者能够出于公心,考察结果可能不会失去公平,反之,假如考察者接受了被考察者的贿赂,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干部被带病提拔的严重后果。

    事实上,这是一个再通俗不过的道理。如果让人民群众对反贪局的官员施行有效地监督,即使穆新成有心想去掉那个“反”字,他的目的也不可能心想事成。如果让人民群众在任用前真正的评议干部,也就不会出现中国最年轻市长目前被连续追问的尴尬。

    为什么有审计干部喝死在被审计者设下的酒桌旁,为什么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写得那样暧昧,从穆新成那么容易地去掉“反”字里不难看出,监督体制的漏洞百出,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的软弱无力才是穆新成们为所欲为的真实原因。(作者:秦建中)

[凤凰网 2009-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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