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论评：为什么“要官”？为什么“别找我”？！

    据报道，中共陕西省宜君县县委书记熊晖在休息室大门上张贴了一张“要官别找我”的警醒“告示”，由此着实引发了全国一场不大不小的网上骚动。多数人议论云：“此告示十分经典，寓意深刻。”面对现代中共干部“卖官鬻爵、跑官要官”之强劲势头，更有人提示云“要官别找我，可以找我老婆，找我舅子、老表、小蜜...至亲至熟”，众网民猜疑、讥讽、鼓励、褒扬，各种说辞，应有尽有，各能其事。其行情见涨，大有党内做好人者无以立足的地步。我等实在不知道该当同情，还是该当贬损。

    执政党的伟大、英明、果断和光荣，我们公民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来，感受极其深切，人人也自有实切体会，这是毋庸置疑的。遗憾的是，我们常常发现许多中共官吏台前一番坚定反对贪赃枉法、坚决抵制腐败堕落的表态，以及洁身如玉的动情煽动之后，不久就被查获匿藏来历不明巨款、收受巨额贿赂、知法犯法的准确证据。人赃俱获，搞得我们这些公民也十分败兴，即便想高声拥护也只能顿时哑口无言了。坚持“党”的领导，总不能香臭黑白不分吧？否则，这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窘境，再联想执政党多年来表里不一、出尔反尔的深厚历史，也就难怪网民们对县委书记的“要官别找我”告示存在多种感叹了。一句话，有赖于诚信缺失！

    由于许多网民言辞古怪，我便下了一番功夫来研究“要官别找我”这句话的含义，为了细致一些，我还认真检查了字缝之间是否严密。鉴于新华字典上没有这句话的解释（当然康熙字典上也没有），再查找党章，也没有，作为新理论的苗头，我一阵喜悦地发现分开研究“要官”和“别找我”十分重要。我们设问“为什么要官？”“为什么别找我？”这样两个课题，结果发现这样的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

    “为什么要官？”事实上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最终我们也会变糊涂。有人云，层层跑官要官，完全是一党执政体制使然的结果。假如中共上级官员没有诱人之提拔下级官员的威风权力，谁还会向他们要官呢？天下哪还有那么多下级官员忙乎向上级“跑官要官”呢？这是问题的实质。从这点更深入分析一下，似乎还是中国太欠缺政治民主成分了。

    长期以来，官员们要想获得提拔，无须依赖于民主制度，无须经过民主竞选和评议，无须阳光操作，而是需要仰仗个人权力行为，这样的政治制度能不“跑官要官”么？这个道理如此简单明白，以至于执政党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资源用来掩盖和扭曲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思想和理念，而多年一一惯之以资产阶级腐朽毒物加以抵制。官员们对上级负责，不对下面百姓负责，百姓的选票形式主义，苍白无效，再好的政绩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上级领导的点头也不可能获得提拔。为了使上级领导满意，曲意逢迎，弄虚作假，中国现代历史所演绎的那些“拍案惊奇”可谓无出其右了。大的如文化大革命中泛滥出现的伟大领袖、伟大舵手......等等“红色”词汇，全国人民大跳忠字舞，诵读政治语录；小的如向上级“艺术”汇报，炫耀上级领导有方，将自己的一小点成绩全都可以归为上级领导有方的丰功伟绩，甚至数据造假，工农业生产总值一步跳跃到世界发达国家前列。官员们的提拔历来都打着为人民服务标签，可我们老百姓总是脱贫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医疗看病难，几十年都解决不了......

    反正“官”在中国都有特权之享，好处大大的，“官”们自在悠闲惯了，“要官”之害我也就更不想谈论了。

    “为什么别找我？”在相当多的网民看来可能有如此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怕被人看见有说不清道不白的猫腻，故而需要回避；二则找我没有用，找谁有用呢？暗示需要找可以避嫌避险但十分亲近我且能说上话的人；三是我本身跑官要官太忙太苦太累，不能够直接找到我办理；四是正做反说之辞，明明白白的提示，大家都在找我要官，你不跑就得不到重用，不跑就是不行；五是突出别找“我”，证明“我”是一个中心点，没有“我”就不可能成好事有好结果，显露出“我”的霸气。如此几方面的可能，也就造成“别找我”的充分必要性。

    如此再将两者一结合，形成“要官别找我”，那就极其完美别致了。这样的完美别致我也就更是道不出来什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了。

    我历来对党的政策总是学习不够，故而未能正确理解和不甚明白的地方特多。最近，中共又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三个文件，看起来确实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苗头。我的理解是，这是一种欲剔除干部终身制而不得已为之的办法。好的是，即便是官霸们网织关系可以祸害老百姓，但也仅仅不过15年了，这就是了不得的进步。不过，如果又来的是一个同样鱼肉百姓的官员，百姓除了能白眼以外，就又是十五年统治了。这样的担忧不是没有。再者，实行平级调动，搞所谓补偿平衡，像党委、人大、政协任职轮流转一样，党政干部完全可能会在今后退出政治舞台前，提早进入企业大肆捞一把。这种看不见的职权分配障碍，往往还是新式权钱交易的依据和推动力。其实，这种法子早已经搞坏了不少国营企业，深受下岗工人群体痛恨。每年下岗工人杀官的事情总是不少，这也说明贪官污吏越来越不好搞了。

    社会基本矛盾是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这是永远存在的东西。矛盾的激化往往在于统治阶层的残酷性，所谓官逼民反。当强力宣传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等“三个代表”时，是不是正好体现出的是意识强权主义呢？直到今天，我们始终没有能够找到哪些属于“先进生产力”，哪些属于“先进文化”的东西。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还停留在畜力耕作水平，这是否该抹煞掉还是属于该代表的先进？这些地区的党员之“档”票是不是无效了？一些西部地区的人民吃饭喝水还成问题，他们是不是属于排外的对象呢？那么多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层次不一，是否也当以先进落后分流呢？我不懂先进是些什么，我只关心我自己的利益并没有找到谁来代表，那些官们不生吞活剥我们的正当利益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有人说要论最先进，就科学技术、政治管理文明程度等等来讲，确实美国的最好，是不是中国要在美国特别发展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员？这种事情联合国容不容许呢？美国人民又干不干呢？会不会指责中国有谋世界霸权主义的苗头呢？攻击我们解放全人类呢？！

    平心而论，凡此种种又都不是与“为什么要官？”“为什么别找我？”不相关。倘若理论发展，发展到如后人讥笑文化大革命一颦一笑的地步，我真还不知道谁更可悲，谁更可怜呢。有人议论云：难道人活着的价值就是一心为可畏后生们耻笑的么？！唉，宽心些吧，这些还是别再说了，其实我不正在傻笑我自己这么说么？！

    [特大超级狗官霸夜半注毒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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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误读了熊晖书记

    [博客网]

解读告示“要官别找我”

    7月下旬，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委书记熊晖，在休息室大门张贴了一张“告示”，为的是防止部分干部在乡镇领导班子换届之际跑官要官，防止个别领导干部说情当“说客”。“告示”坦言：要官别找我。此举得到省委巡视组的肯定。（《华商报》2006年8月9日）

    每逢换届，正是跑官要官高峰期。身为县委书记的熊晖，一纸“要官别找我”醒目告示，虽算不上警“官”通言，敲打一下来访者，还是绰绰有余的。报道中说，这个告示，被该县有关拿走，就连省委巡视组，也颇看好这个告示，不惜夺书记之爱，纷纷摘走了告示。估计，近日的宜君县党政机关门口，官员府第门外，“要官别找我”一类的告示，该风靡一时了。
“要官别找我”，简单的五个汉字，究竟有何魅力，从宜君新闻变成了全省、乃至全国新闻？这里，笔者尝试着解读一下县委书记的这个拒客告示的意义。

    从新闻学的角度看，掷地有声的一句“要官别找我”，先前，很少有哪个官员白纸黑字地挂在门口、楼下。惟如此，这个告示的新闻价值才得以凸现。相反，假如“要官别找我”是官场内的流行语，甭说一个县委书记了，就是从省委书记嘴里说出来，也不具备太多的新闻传播价值，更不可能被当作“珍宝”，竞相争夺。然而，此类新闻越“新”，说明要官者受被拜访者欢迎的程度较高，则干部提拔中的不正之风就越堪忧。提拔干部中的不正之风之所以不是新闻，原因正在这里。

    从廉政学的角度看，“要官别找我”，其要求，按说够低了。如果连这个起码的要求都“难以启齿”，领导干部的家或者休息室，对求官、谋取私利者实行“门户开放”，而对普通群众奉行“闭关锁门”而不是同样的“对外开放”，一个道德修养再高的书记、某长，恐怕也架不住登门者的面子或利诱，给客人“面子”，意味着廉政原则的丧失。纵观许多落马高官的经历，无不是“有事尽管找我”的哥们意气，葬送了“廉洁奉公”四字。“要官别找我”这个最低廉政标准，迄今为止，许多在职官员，仍然没能脱这个“贫”。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要官别找我”，委实有些模棱两可。语义丰富的汉语，许多话都可以解读出另一层含义。以“要官别找我”来说，来访者即便是要官的，只要不实话实说，只是和熊书记拉家常，加深一下印象，仍有可能达到自己的要官目的。再者，“要官别找我”，也流露出说这句话的人，其心理上并不拒绝官员私下可以拜访自己。这恰恰是给跑官要官者提供了某种心理暗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要官别找我”，反映出时下的官场，还是个小社会，凡是社会上有的人际交往，官场那里不敢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没事到领导家“串门”，也是迎来送往、人情世故的表现。一些官员喜欢在家办公，其工作理念显然是“有事到家找我说”。社会风气的每况日下，与此不无关系。

    “要官别找我”，寓意多多，恕我冒昧，解读一二，未必得其要领，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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