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杀人”的黄炎培

　　黄炎培被人称为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这两个称号他当之无愧。

　　什么是爱国？黄炎培一生经历了满清、北洋军阀、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连续多年的动乱时期，在他一生的主要阶段，他的任务只有两项，一是办学，二是救国。二者又互为响应，办学是为了救国，救国之路唯有办学。

　　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爱国不是一句口号，是要实实在在付出的，有时甚至付出的是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在这方面，黄炎培从来不含糊。他自己被人“杀过”，也曾要“杀别人”。

　　1902年，黄炎培依照蔡元培先生的教导，回乡办学，倡导学界革命。他到处演讲，抨击满清政府的无能和腐朽，鼓吹进步的新思想，这样一来，乡绅土豪把他视为革命党人，抓进了县衙，等待处置。

　　黄炎培的同志恐怕他有不测，到处寻人帮助，想解救他出狱。后有人提醒说，清朝官吏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害怕洋人，找到洋人出面，就有救。于是，他们找到了在上海传教的美国基督教总牧师步惠廉和律师佑尼干，请他二人出面讲情，压迫知县放人。这招果然管用，洋人出马，知县吓出一身冷汗，立即下令放人。谁知，黄炎培前脚刚刚走出监狱，后脚上面下令斩首的手谕，就送到了知县老爷的手中。就是这一个小时的时差，让黄炎培脱身而去。

　　真是不敢想象，假如洋人再晚一会儿出面，或者手谕早一会儿来了，那又会是怎样一个黄炎培呢？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他与史量才、沈钧儒、荣宗敬等组织国难会，到处讲演，做形势报告，鼓励抗日群众。一次，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全校千余名同学集中听报告，他的儿子黄大能也站在台下。讲着讲着，黄炎培激动起来，他突然指着儿子黄大能大声说：“大能，你站起来听着，日本人打起来，如果你贪生怕死，投降做汉奸，日本人不杀你，我们也会杀掉你，如果你上战场牺牲了，我们全家将感到光荣。”

　　黄炎培突然之间的发问，震惊了全场师生，一时间，满场静寂，一片愕然，只有黄大能呆呆地立着。父亲要“杀掉你”的话，像一颗颗子弹，呼啸而来，嵌入了他的身体，永远挥之不去。

　　这大概算是黄氏教育法吧！

　　上世纪30年代，儿子黄大能远到云南参加滇缅铁路的施工，一人在外，远离家乡父母，与家人的交流全凭信函。黄大能经常写信回家，告知在外面的情况。父母也会给他回信，有些叮嘱。只不过有短有长，最短的是黄炎培寄给他的一封明信片，上面除了收寄信人的地址，只有四个字：精忠报国。

　　这是他给儿子的忠告，也是激励。

　　1935年12月9日上午10时，北平各大中学学生3000余人齐集新华门前请愿。随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华北。游行队伍在西单和东长安街与军警发生冲突，学生受伤颇多，被捕者数十人，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一二·九”运动开始后，上海各大学学生成立救国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黄大能热情很高，他积极参加学生游行，并准备和同学们一道，乘火车到南京请愿。夜间，大家都在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黄大能的任务是负责烧开水。时值初冬，寒风凛冽，灯光中，正在烧开水的黄大能突然发现父母相互搀扶着出现在站台上。见到儿子，黄炎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像是嘱咐一个上战场的士兵：“蒋介石不可能让你们顺利到达南京，你们的前路十分艰险，望你嘱咐同学们，胆子要大，心要更细，而且，必须运用灵活策略。”说罢，他重重地握了握儿子的手，转身而去。

　　“城可拔，地可割，匹夫有志不可夺。庶几彊虏凶锋遏，嗟嗟东北好河山。志有义民无义官，不生降即生还。低徊今昔空长叹，咄哉！诸生投袂起，与子同仇雪此耻。”

　　这首诗，黄炎培写于1934年，用在此处，可能道出他当时的心情。

　　儿子黄大能回忆说：“他非常爱国，比一般的青年都爱国，我们在上海，他每天打听战争的消息，打胜仗他非常高兴，打败仗他痛哭流涕。他戴着黑纱，一般不拿下来，而且他从不进租界地。”

　　身处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黄炎培却要求家里生活用品只能购买国货，他认为，爱国必须以行动，不能只是喊喊口号，有次他生病住院，女儿给他买了件棉毛衫送给他，他看了一眼，突然雷霆大怒，问女儿为什么买洋货送给他，结果女儿翻出里面的商标，告诉他说，这是国产的，他才息怒。

　　黄炎培的四个儿子都曾在国外留学，都在国外取得很优异的成绩，但是，他们不约而同都回到了饱经战乱的祖国，用所学知识，报效国家，没有一个留在国外。

　　黄炎培有着超凡的政治智慧，在每次面临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时候，他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1949年，国民党政府已是日薄西山，垂死挣扎。此时的黄炎培已经决意跟着共产党走，他的这种决定令蒋介石很恼火，他一直派特务监视着黄炎培的一举一动，一直希望黄炎培能跟着他走，显然他失望了。失望导致愤怒，就在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说话了：“绝不能放过黄炎培的二儿子。”特务们得令而行，把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抓去了，目的还是想让黄家屈服退让，但黄竞武宁死不屈，就在上海解放的前夕，他被特务打断腿活埋了。黄竞武成为黄家为国牺牲的第一人。这惨无人道的举动，震惊国共两党，消息传开，毛泽东仰天一叹，特派周恩来到黄家慰问。

　　没人敢否认黄炎培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同样也没有人愿承担黄炎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不论在什么时代，爱国都是要付出和投入的，有精神、有物质、也会有流血牺牲。翻翻黄炎培的历史，上面的内容都能找到。

　　鲁迅曾有诗说：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不爱财、不做官的黄炎培

　　不爱财、不做官的黄炎培

　　黄炎培还有两个清名：一曰不愿敛财，二曰不肯做官。

　　黄炎培一生兴学，不遗余力。他口才甚好，善于筹款，获捐甚多，但是面对各方资助，黄从不据为己有，不贪不占，不挪用乱用，他甚至枵腹从公，不领工资，只取生活费。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出国留学，但都是考得公费留学生，没让他花一文钱。学成后，全都回国效力，无一人滞留海外。

　　或许为此，实业家们愿意把财产捐给他。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荡路边的六层楼房，就是当年黄炎培生日时友人的礼赠。

　　抗战中，黄炎培曾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主持民间募捐工作，人们看重的也正是他不贪财的声望。为此，黄炎培先后六下南洋，游说华侨，为国家抗战募得巨款，但他依旧是两袖清风。困境时，他还曾卖字为生。黄炎培去世后，没有一份家产，没有一所房子，有的就是不敛财的清名。

　　黄炎培另一个清名是“不做官”。

　　辛亥革命之后，声望日隆的黄炎培是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拉拢的手段就是封官许愿，偏偏这套把戏在黄炎培这不灵。他两次拒绝出任当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为此，袁世凯借题发挥，送给他八个字说：“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这是他自明心迹的诗句，也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其实不是不做，只是不愿与恶人为伍，不愿为强权服务。

　　说起来这不做官，也还是有些家传原因。黄炎培少时曾受教于外祖父孟荫余，孟荫余性格狷介，曾发誓不在清廷为官，并以此告诫孟家子孙，最后他以教书为生，终老乡间。外祖父的言行对黄炎培影响蛮大，他在家乡考中举人后，也没有出仕，并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后悔，好像中举有违外祖父的教诲。

　　当然，不做官，不等于不做事。

　　1939年11月，他就与梁漱溟、章伯钧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他与张澜、罗隆基、冷遹等人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会主席。1945年秋冬之间，他又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筹组了民主建国会，开创了中国政党建设的新局面。他也因此成为两个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毛泽东很看重黄炎培在工商界的影响。进城后，再与黄炎培见面，就请他出马办两件事，一是希望他做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二是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及早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毛泽东说，新中国成立后对待民营经济将不同于苏联,不能用斯大林“赶尽杀绝”的做法，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黄炎培心有灵犀，第二天，他就把3份草拟好的电报交给李维汉代发，分别向上海、香港、新加坡工商界朋友传递信息。

　　随后，周恩来总理两请黄炎培“出山”。面对共产党的诚意和盛情，这次黄炎培没有再推辞，他以72岁的高龄，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成为4名开国副总理之一，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复出做官，有违自己的清名，为此他对子女们解释说：“情况不同了，现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不做。我现在是做事，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个人做官。”

　　做官后的黄炎培，曾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上，代表“民建”作了书面发言，他慷慨激昂地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起一所新的大厦来。这座大厦已题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座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从延安的“窑洞对”，到“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个人做官”，再到这“五门愿景”，黄炎培表述了自己对文明社会的理想和追求。要知道，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和追求，他付出了许多，而且还将付出许多。(本文摘自《大家风范——我所知道的民主党派领袖》肖伟俐 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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