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鹤鹏

　　自称美国纳米医学科学院院长的魏启明，不论其真实学术水平如何，至少就仍然使用这个已经不复存在的组织的头衔而论，从严谨的学术界的角度来看，足以称之为严重过失。

　　当然，正如《科学新闻》的调查报道所表明的，这似乎并不妨碍魏启明在国内风光，虽然这种风光还没有扩散到顶级科研机构。

　　何以在美国已经“众叛亲离”的魏启明能在来到中国后仍然“大展身手”呢？或者换句话说，如何能成功地把在海外被广泛质疑的经历在越洋之后成功“漂白”呢？其中既有学科性的因素，也不乏种种体制肇因。

　　如《美国生物伦理学杂志》执行编辑、专栏作家Johnson博士所指出的，在一个以极快速度增长、规则不太完善却有重要的风险投资支持和政府资助的学科，尽管有很大机会获得专业发展和资金资助，但同样也有机会存在道德失误、走捷径、欺骗甚至直接的犯罪行为。

　　无独有偶，2009年第二期的《科学新闻》杂志就报道了一起涉及国内“863”纳米医学项目的严重争端。我们搜集的证据可以充分表明，当时组织申请并囊括总共将近1亿元人民币科研资金的“863”纳米医学项目的那位教授，至少就其被同行认可的纳米医学的科研水平而言，可以用“很低”来形容。

　　相比这位教授，魏启明在中国其实还没有来得及干什么。不过两者的共同点非常明显。那就是在这个新兴交叉学科，项目评审的合理规则、广泛推崇的同行评议期刊、甚至是能够作为评委的本领域学术带头人等都没有成熟起来。

　　问题不止于如此。

　　在魏启明的案例中，虽然美国纳米医学科学院院长这个名头还没有帮助他成功获取国家重大科研课题，但已经让他成为了一些机构的座上宾。从中似乎可以看到，在“求才若渴”的很多中国科研机构，“才”本身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通过彰显出来的“才”，也就是各种能唬人的学术名头，来获得实实在在的“财”也许更有吸引力。当然，在来“财”之前，唬人的名头也可以让吸引到这些“大腕”的机构在激烈的人才引进争夺战中，能获得一段时间盖过同行的心理愉悦。这也就成为了“大腕”们可以“漂白”的重要内因。

　　如果说，由于科学界圈子小、更加注重圈里面的声誉这个特点可能不会让这些漂白过的“大腕”们获得持久的利益，那么学术界最初的接纳，却可能让“大腕”们从对科学界充满敬仰的圈子外获得实惠，特别是从重名胜于重利的一些官员那里。

　　在这个意义上，即便在学术界不过是“互相利用一下”的暂时容纳，也能让学术圈之外的人产生严重误判。

　　其实，就魏启明的个案而论，美国学术界也是会被忽悠的，那些真正有学术水平的人也会加入到诸如美国纳米医学科学院这样虽然不过是个人注册、却符合快速发展的学科需求的组织。但是，在同行口碑胜过任何政令、信息可以相当流畅的美国学术界，对这种行为的调整也非常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Elsevier公司的快速声明和相关行动，都可以成为这方面的例子。而相比之下，国内尽管一些教授的不端行为被广泛揭露，但是用人机构对这些问题人物的包容，却不是学术逻辑可以解释的。

　　幸运的是，即便存在包容，魏启明这样比较“离谱”的“大腕”，还是没能跻身于中国的顶级学术机构，他风光的地方，主要是一些二流的院校。如果这不是因为魏启明还没来得及去忽悠那些顶级科研机构的话，至少我们可以说，在这些顶级科研机构，同行之间基本的判断力和口碑还在发挥作用。

　　获得科学界认可必须具有良好的同行口碑，如果这一科学界的基本逻辑能渗入到中国各种科研机构，那么“漂白”的行为也许就很难再发生。

　　跟学术领域的其他造假活动相比，履历造假应该是比较容易识别的，惟其易于识别，造假者承担的风险是极大的。

　　李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回国的海外博士后，有不少把自己在海外的职位(research fellow或者research associate)直接翻译成“研究员”的。这样翻译在字面上没有错误，但是，由于在中国科教界的语境里“研究员”是等同于“正教授”的，因此，这部分号称在海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做“研究员”的，其实是打了个“擦边球”。

　　这样做虽然不是十分妥当，但也不好对当事人妄加指责，毕竟打这个“擦边球”的人未见得就是主观故意的。不过，在下面的几个实例里，当事人的责任就不是那么容易推脱了。

　　比如，清华大学医学院某副教授，在自己列出的发表文章清单里面，包含了若干不属于自己的论文。他是利用了英文论文清单只列出姓氏外加名字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的惯例，把本家的另外一位同姓学者的论文列在了自己名下，并凭借这些论文获聘中国顶尖名校的副教授。再比如，某龚姓国人，只有本科学历，却利用假造的国内博士文凭，居然在两所正儿八经的高校分别完成了博士后训练，并最终获聘四川某高校的正教授职位，还享受了特批的住房，直到他的假文凭败露。

　　这两个事例，对于当事人的造假行径，其实并不难甄别。前者，只要核实一下其清单所列论文的原始文献，马上就会水落石出。后者，无论是其博士后培养单位，还是最终聘请其担任教授职位的高校，只要跟当事人声称获得博士的单位联系一下，即可戳穿其骗局。

　　还有一类不太容易识别的骗局，是当事人利用国内国外信息不对称来获取利益的。比如，某位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做过教学助理(teaching assistant)的海归博士，居然自称是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还有，某位海归自称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XX项目主任，而事实上，这所大学从来没有过这个研究项目。再有，某具有海外访问学者经历的学者，向国内媒体编造了几段自己在海外如何刻苦钻研，如何取得震惊世界的成果，从而如何被海外导师以高薪洋房极力挽留的光辉事迹，以获得不属于自己的荣誉。这类造假行为，因为国内单位获取海外信息存在一定的难度而并非那么容易被揭穿。不过，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日益增多，揭穿这类造假已经越来越容易，毕竟纸里包不住火。

　　跟学术领域的其他造假活动(如伪造实验数据等)相比，履历造假应该是比较容易识别的。惟其易于识别，造假者承担的风险是极大的。国际惯例是，在学术圈子里，一旦某人的学术不端行为被揭穿，他就会名誉扫地，不仅丢掉在岗的工作，而且很难在相同领域找到立锥之地，因而不得不退出学术圈子。因此，一般很少看到有人胆敢冒这个风险。

　　然而，这个国际惯例似乎在中国并不是十分适用。君不见，夸大海外履历的人，仍然顶着虚假的光环频繁被各学术单位邀请去作学术报告，并借此赢得学术声誉和经济利益。有人靠夸大自己在海外的留学成绩，不仅拿到了大笔研究经费，而且入选了国家的人才工程。更绝的是，就算某些人的造假行为被揭穿了，当事人似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责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类现象的存在纵容了履历造假行为，恶化了国内的科研环境。因为对造假者的纵容，事实上就是对踏踏实实清清白白的科研工作者的极大伤害。

　　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要提倡科研人员的自律，提倡职业精神；第二，要在制度上弥补以往核查不严、监管不力的缺失；第三，要重视发挥舆论和媒体监督的功能。三管齐下，不可偏废。

　　在提倡科研人员自律方面，有不少工作可以尽快开展起来。比如，建议在研究生甚至本科阶段开设研究方法课程，并在课程里面加入科研道德(scientific integrity)方面的内容。履历造假行为在我国此起彼伏，跟我们的传统文化环境有关。我们的民族文化崇尚英雄甚于崇尚制度，崇尚轰轰烈烈的成功甚于崇尚脚踏实地的努力，崇尚计谋权术甚于崇尚游戏规则，崇尚人情世故甚于崇尚行为规范。这样的文化氛围，多多少少宽容了某些人的履历造假行为。加强科研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培养科研工作者的职业精神，树立造假可耻，诚信光荣的信念。

　　在制度建设方面，应该尽力弥补过去在核查和监管方面的缺失。造假者一时得逞，一定是钻了某种空子。造成这种空子的原因可能是个人疏忽，更可能是由于制度的缺失。制度缺失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们在招聘规则上，在验证应聘者身份履历方面，还有不健全的地方；二是，我们的科研体制，在客观上对履历欺骗行为有鼓励和包庇作用。

　　在招聘规则上，招聘委员会应该负责核对应聘者的学历、工作履历、发表记录。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这不会是一个特别大的负担，而更多的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明确了责任，就容易形成一套有效的核查办法。比如，美国高校招聘教授的时候，一般都要向进入最后面试程序的申请人的毕业学校直接联系，索取其成绩单，这样就杜绝了学历造假的可能。

　　由于我们在科研体制上的漏洞，客观上对履历欺骗行为起到了鼓励和包庇作用，这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在当前的体制下，造假者和事实上的包庇者可以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在获取国家经费这一点上，造假者和包庇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造假者败露，意味着用人单位科研经费的减少，因此，用人单位包庇造假者就是一个可以预期的选择。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科研经费主管部门对于包庇造假者的单位予以处罚，比如通报批评，并在一定期限内不再核批这个单位的项目经费等等。

　　然而，如果经费主管部门和包庇造假者的单位组成了利益共同体，以向更高一级主管单位求取利益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了。比如，当经费主管部门向更高一级主管单位述职表功的时候，这个利益共同体就变得很现实了。这么一丝一扣、一环一环地推演下去，如同一个死结。解开这个死结的方法，是充分利用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功能。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舆论监督的威力远远超过我们以前所能想象的程度。保持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有助于防止科研机构对履历造假者佯装不知、或者故意隐瞒的包庇行为。社会舆论可以对造假者和用人单位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保持强大的压力，迫使当事者不敢胆大妄为。需要注意的是，舆论监督应该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应该大力提倡在证据确凿的条件下对履历造假行为大胆揭露，在有根有据的条件下，对可能的履历造假行为提出质疑。同时，对于以泄私愤为目的的捕风捉影式的诬陷，则需要尽量避免。实际上，对于学历和履历造假的质疑或揭露，做到有根有据并不困难。■

　　(作者为美国关岛大学工商与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

　　“其实他早已经不是什么院长和主编……和他合作也不会损失什么，只是提供一块场地而已，互相利用吧”

　　徐治国

　　尽管是湖北省属高校中规模最大、学科门类较全的综合性大学，长江大学似乎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

　　然而这所位于荆州市的中央与湖北省共建的大学，却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海归——美国纳米医学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Nanomedicine，AANM)院长魏启明(Chiming Wei)。

　　在长江大学医学院官方网站上这样介绍1月14日在该学院作学术讲座的魏启明：美国纳米医学科学院院长，国际《纳米医学》杂志主编。1988年在日本取得医学博士学位，1989年到美国 Mayo医学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课题为心力衰竭中的心血管内分泌调节机制和分子生物学调节机制。2003年成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临床纳米医学研究主任。主要研究课题包括纳米医学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缺血再灌注损伤时线粒体DNA损伤和 DNA修复机制。

　　虽然并没有正式的教职，魏启明还是与长江大学医学院合作在该校开设了自己的“联合实验室”，此外，魏启明还在荆州成立了启明生物科技公司。

　　然而，有消息人士日前向《科学新闻》透露，AANM已经不复存在，魏启明由于在学术上的“欺诈”行为，“在国外基本上已是‘众叛亲离’，而就是这样的人物却可以在国内重新漂白后继续自己的‘事业’”。

　　身份疑点重重

　　虽然“声名显赫”，在百度中却几乎搜索不到任何有关魏启明简历的直接信息。

　　但美国《科学家》(TheScientist)杂志2009年6月25日的一篇对魏启明学术身份提出诸多疑点的报道，却让他“声名远扬”。

　　这篇题为《一位纳米医学界杰出学者的虚假证明》的文章指出，一些纳米医学领域的专家对魏启明将自己描绘成这一新兴领域的专家表示质疑。不仅如此，对魏启明创建的AANM和他作为《纳米医学》(Nanomedicine)杂志主编一职也打出问号。

　　2003年，魏启明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创建并注册了非营利组织——AANM。当时AANM的网站上显示，魏启明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胸肾纳米医学项目主任。

　　然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闻办公室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学校从来就没有这个项目，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的存在性。”

　　“学校当时只是成立了一个纳米生物科技研究所(Institute for NanoBioTechnology，INBT)，目的是支持从事纳米医学研究的科学家。而魏启明只是其中的一位成员。我可以确认，他并没有通过INBT得到任何资助，而且他发表的文章和其他成员也没有什么关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媒体联络部的官员Mary Spiro在答复《科学家》的采访时说。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个人简历中，魏启明曾经声称自己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历史悠久的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的博士后、助理教授和顾问。

　　“事实上，梅奥并没有任何有关魏启明的博士后和助理教授的记录，他当初的身份也只是研究助理和临床访问医师。”《科学家》报道指出。

　　自从《科学家》发表这篇披露文章之后，有关魏启明的信息已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网站上删除。《科学新闻》通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网站查询时发现，该校已没有魏启明的任何信息。

　　《纳米医学》杂志由著名学术出版商爱思唯尔(Elsevier)运营。2005年1月17日，Elsevier宣布将与AANM合作，启动世界上第一份专门论述纳米医学研究成果的同行评议期刊——《纳米医学》，由魏启明任主编。

　　然而，2009年6月26日，《科学家》发表相关文章的第二天，Elsevier企业事务主管Tom Reller就对外宣称：“Elsevier与魏启明的合同并没有继续。其实从2008年12月31日起，魏启明和《纳米医学》杂志以及Elsevier就已经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攫取论文署名

　　《科学新闻》通过世界最大的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Elsevier 的“Sciencedirect”以关键词“Wei Chiming”搜索发现，共有46篇文章，而且都是2007年以前发表的。其中14篇发表在《纳米医学》，9篇发表在《心胸肾研究杂志》(Journal of Cardiothoracic Renal Research)，发表在这两个杂志上的文章占其全部文章的50%，在此期间，魏启明正好担任这两本杂志的主编。

　　在魏启明发表的一些有关纳米医学和纳米科学的论文中，《科学家》杂志通过PubMed搜索引擎(提供生物医学方面的论文搜寻以及摘要，核心主题为医学以及与医学相关的领域)以关键词“Wei Chiming”查询发现，29篇文章中仅有16篇与纳米医学或纳米科学有关，21篇为会议论文而非研究性论文，仅有2篇是原创研究型论文。《科学家》同时报道，一些文章的其他作者指出，魏启明并没有对文章做出任何有“智力”的贡献，但是却“主动要求”出现在了文章的作者列表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AANM理事成员指出，“尽管魏启明对文章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但是他还是将自己的名字列入了文章中。我们确实不想将他列为文章的作者。”

　　美国奥克兰大学副教务长T.C. Yih博士对自己发表的文章如何被署上魏启明的名字记忆犹新，他告诉《科学新闻》：“论文是我的硕士生写的，当初只是想让魏启明给予评论。通常情况下，评论者会出现在文章的致谢中。事实上，魏启明只是对文章做了一些‘编辑’工作，对文章并没有做出任何‘技术性或研究性’贡献，因为他并没有参加我们的研究工作。”

　　在AANM成立后不久，作为该科学院成员的Yih博士，由于和魏启明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左，“终于在2006年底决定不再和魏启明合作，也没有参与AANM的任何活动。”

　　美国一位纳米医学领域的资深专家认为，尽管这个领域的专家应该是多方位的，“我希望有足够清晰的证据来让我信服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而目前来看，他并不是。”

　　擅借他人之名

　　除此之外，魏启明还善于“借用”他人之名。

　　魏启明没有经过同事的同意，就将他们的名字印在了美国纳米医学科学院的文件上并予以对外宣传。

　　Mauro Ferrari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休斯敦校区健康科学中心纳米医学部主任。他的名字就出现在了2007年的AANM纳税申报单的“主管”名单中，并且还被列为AANM的理事之一。

　　“我根本不知道这事儿。我只是AANM的荣誉科学顾问，但是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理事会会议。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主管。”Ferrari告诉《科学新闻》记者。

　　“之所以作为荣誉顾问，也是看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良好声誉，才接受了魏启明的邀请，目的是想真正为纳米医学做点贡献。但是我也只是在一次会议上作过报告，仅此而已，我没有为AANM做过任何工作。”Ferrari说。

　　2009年6月12~13日，魏启明在中国海南省三亚参与组织了以增进全球纳米医学合作研究为主题的“第一届国际纳米医学科学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美国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学会医药工程与生物学会主席Harry Sauberman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列为了会议“组织者”之一。

　　2009年4月25日，《美国生物伦理学杂志》执行编辑、专栏作家Summer Johnson博士在博客中透露，“AANM其实并不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从来就没收到美国国内税务局的免税单，而且魏启明也拒绝向任何人公开财务收支状况或任何财务信息，包括AANM的理事。所有的会费、奖金、年会注册费等一切费用都在魏启明的私人账户里。而且记录显示，AANM自2003年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填写公司的纳税申报表。”Summer Johnson称他的消息来源于一位曾经是AANM成员的备忘录。

　　然而，魏启明并不认为AANM的财务不规范，“AANM有独立的银行账号，我也没有任何机会对此事进行澄清。”

　　“2009年省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结果昨天公布

　　□本报记者 洪慧敏

　　早报讯 昨天，“2009年浙江省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结果首次公布，近半数的科技工作者认为目前科技界存在严重的“学术腐败”行为。

　　昨天记者随机采访了2名科技工作者，他们一致表示，目前在科技界，侵占他人研究成果、抄袭剽窃、弄虚作假、一稿多发等腐败现象比较普遍。

　　不科学的考核机制

　　让品行不端者铤而走险

　　徐老师是浙江某高校的老师，采访时他一再嘱咐记者：“千万不要写我的学校和真名。”

　　“学术腐败，很严重的。”说起目前学术界存在的问题，他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学校的考核压力很大，要求老师一定要完成多少文章，而且这些跟房子、待遇等密切挂钩。

　　按照科学的程序，一个新研究的发现，要经过数百次的实验反复证明。实验数据不理想，怎么办？有些科技工作者就把它改头换面，“加工”成所需要的样子，这就是“学术造假”。

　　说到底，徐老师认为，“学术腐败”的根子是出在“不科学的考核机制”上。身在其中的老师，身上就像绑了一根钓鱼竿，钓竿前是诱人的鱼饵，老师只有疯狂地跑，一些品行不端者就铤而走险。

　　学术领域浮躁情绪蔓延

　　胡老师是某高校从事园林学科研究的老师。

　　学术腐败很普遍，很严重。胡老师举了一个当下高校普遍存在的学术腐败的例子：少数身处校长、院长、主任等高位的领导，拿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科研项目和经费，但却叫下面的老师去做。

　　“我认为这是权力腐败。”胡老师说，院长、校长们凭着权力拿到了科研项目和经费，然后“霸占”了人家做出的科研成果，从中牟利。

　　另一方面，分配科研资金的政府相关部门，普遍的浮躁情绪也倒逼着科研作假行为的滋生。

　　五成科技工作者

　　认为存在严重学术腐败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49.84%的科技工作者认为目前科技界存在着严重的(包括非常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侵占他人研究成果、抄袭剽窃、弄虚作假、一稿多发等不端现象普遍。62.51%的科技工作者认为科技界存在着浮躁情绪。

　　“什么是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最主要因素？”39.33%的科技工作者认为“腐败现象严重”是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最主要因素，另有34.5%的人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最主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