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6-01-18
脱贫攻坚看贵州：一个大棚为何让总书记停留20多分钟？
人民网遵义1月14日电（记者 刘茸）近日，“脱贫攻坚看贵州 网络媒体‘走转改’”主题采访活动一行到达贵州省遵义县，重走总书记去年6月16-18日考察扶贫工作路线，探究扶贫“贵州模式”细节。
在贫瘠的山地上发展起了大棚种植
家住贵州省遵义县花茂村的舒长英，在外打工已经20年了。2014年，借着参加女儿婚礼的时机，46岁的她回到家乡休息了几个月。
同年，来自山东的九丰农业集团入驻花茂村，舒长英家的一亩多田地经过流转，成了九丰集团6000平蔬菜育苗大棚的一部分。
舒长英和其他土地流转农户一起，成为了九丰的员工。在九丰产业园的生态餐厅，她当上了后勤服务员。
“其实挣得没在外面多，”虽然是以生态农业被扶贫代表的身份接受采访，她还是老实说，“在外面当服务员普通一个月都能挣三千多块钱，但九丰基地刚刚起来，客人还不是太多，我一个月只有保底工资1780元，加上包吃住。”
但即便如此，她还是高兴有个可以跟家人团聚的机会。当年为了供家里两个孩子读书，舒长英夫妻俩想尽办法在家里的一亩多薄田里折腾：种西瓜，卖不动，种烤烟，产量少。没有办法之下，夫妻双双到广东打工，让几个孩子在上世纪90年代就成了留守儿童。
环顾四周，像舒长英这样被贫困逼出去打工的人家不在少数。贵州山水虽美，但却是全国唯一一个山地丘陵覆盖率超过95%的省份，连发展农业的平原都稀缺，更不用说次序往后排的第二三产业了。
提起这里种地的难度，九丰集团的人更有话要说。
“我们2012年2月28日从山东来的贵州，当时是毕节市织金县的县委书记把我们找过来的。到那一年的7月份，我们还种不出一棵菜。全死了，苗都出不了土。”九丰的宣传部长苏庆告诉记者。
山地农业的难度，九丰集团的人算是领教了。在昼夜温差极大、海拔高达1680米的织金县，曾经有来自贵州省农委的专家下了鉴定：这个地方几乎种不出大棚蔬菜。但九丰最后还是成功了。
“这边昼夜温差大，我们把原先白天种植的苗拿到晚上去育种，再用中午时间栽进地里。这边的土质也差，用牛耕不到超过20公分的深度下去，我们从山东拉来拖拉机，把50公分以下的土翻上来，把有机营养土摊进去，再翻一遍，用一年时间，终于改善土质，长出了蔬菜。”苏庆回忆说，“这账没法算，下了血本。”
2014年，九丰的大棚作为先进经验，被引进到了遵义花茂。一切以速战速决的节奏进行：5万亩地的园区，一个月内完成洽谈、签约、开工，当年年底，大棚就先期建成了。
这也是“十三五”期间脱贫任务最重的贵州省所要求的速度。副省长刘远坤近日明确表示，“大扶贫”是贵州最重要的两大十三五战略之一，493万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底前要全部摘帽，意味着要举全省之力和资源去完成这个任务。
发挥示范效应 为农民植入现代农业的观念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来到遵义调研考察扶贫开发工作，走进了九丰的高效农业智能温控大棚。
“总书记原定在里面呆8分钟，后来待了20多分钟。”苏庆说。他印象最深的是总书记说的一句话：我到这里来，主要就是看中你们对农民的带动作用。
据刘远坤介绍，贵州的脱贫方案把人群分为五部分：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发展生态农业，对应的就是这里的第一部分，这里的重点是，不能只“造血”，不“输血”，拔掉穷根才是根本目的。
“我们原本的技术是对内保留的，毕竟是企业，但从总书记说过那句话之后，就完全放开了。”苏庆说，“我们培训农民，教他们大棚种植，没有大棚条件的，也教他们露天种植怎么管理，怎么防病虫害，告诉他们：要让蔬菜给你赚钱，首先要给土地喂饱饭。全部用有机肥，每年两次土地改良，虽然投资大，但产量确实高。”
本地农民原本的思路是“望天收”，给他们植入现代农业的观念，很是费了一番工夫。这过程中，九丰大棚的示范作用很重要。
“我们做精准扶贫，前期会先宣讲，让老百姓真正了解怎么依靠土地，到我们园区来学了，就认真教。”苏庆介绍说，“我们还搞‘六个统一’，给老百姓吃定心丸。统一育苗，专门技术团队统一管理，统一配送肥料，统一收购，签一个市场保护价，如果烂市我们要按照8毛钱一斤来收购，统一包装，最后统一销售。”
这些都是九丰入驻花茂，跟遵义县政府所签协议的一部分。从九丰集团的角度来看，成本投入和责任负担无疑都很重，但苏庆说，农业是个长久可持续发展产业，整个园区需要8-10年才能回收成本，过程长效、可持续。“农业是一个产业链，从土地流转，到蔬菜种植，到蔬菜上市，到蔬菜深加工，到老百姓学习种植技术，它整个产业能够带动很多东西。”
“我们注册了‘黔九丰’的商标，现在在周边省市已经有一定影响力。我们还在寻求跟学校、企事业单位、厂矿企业内部食堂蔬菜供应的合作，同时线上也在推广。”他介绍说，去年蔬菜销售收入有3700万，利润率近三分之一，园区观光旅游收入下半年已经达到170万，“还得感谢总书记，来了一趟，全国都知道了。”
舒长英的感受是，自己周围外出打工的人几乎都回来了，因为在家乡就可以找到工作，养活全家，跟亲人团聚。在孩子们都已成年的如今，她的新年愿望是：能够过个团圆年。
“1994年出去打工到现在，一共才只过了3个。”她说着，脸上露出了期待的笑容。
背景：贵州扶贫重要手段----生态农业
据遵义县枫香镇党委书记帅波介绍，枫香镇花茂村原来叫荒茅田，意指贫困荒芜之地。近年来，花茂村发展山地现代高效农业、培育蔬菜、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4个，推动农旅一体化，开办了42家乡村旅馆、10个农家乐，仅2015年1—5月，接待游客就达1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560万元。
遵义县枫香蔬菜现代高效农业园区是当地2014年引进山东省寿光市九丰集团公司建设的，目前建成大棚近15万平方米，解决71人就近就业。园区目标是建成“蔬菜基地的‘心脏’，农民增收的保障，风险防范的屏障，城市餐桌的依仗”，全部建成后，可提供就业岗位2000个，辐射带动2万多农户。
据县定指标体系监测，2015年花茂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07元，村级集体经济突破30万元。贫困人口减少到165人，除去需要由政府“兜底”的无业可扶、无力脱贫“两无”人口140人外，剩余25人2016年可全部脱贫。
除花茂村外，贵州还有多个县乡政府利用鼓励发展生态农业、建立蔬菜大棚或种植基地等方式，结合扶贫补贴、贴息贷款等手段，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2014年，贵州全省共识别出贫困乡镇934个、贫困村9000个、贫困人口623万人。全省共派出1.159万个驻村工作队开展驻村帮扶。其中，新增扶贫种植产业超过300万亩，34个扶贫产业园区已完成投资106.2亿元。
2011年至2015年间，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从1149万人减少到493万人；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153元提高到5909元；25个县525个乡镇实现“减贫摘帽”。
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
[人民网]
秤砣虽小压千斤 山西阳泉郊区打造“六权治本”乡村版
刘亮明 白鸿滨
“乡村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决策部署的最后一米。这一米不可小视，就像一根水管子，上面再粗、再通畅，这一米生锈堵塞了，水就浇不到田里，庄稼就长不好，百姓就愁苦，就有怨气。”记者到阳泉郊区采访，区委书记苏秀瑞一见面就是这么一番感慨。
正是“让这个问题逼的”，阳泉郊区按照山西省委及阳泉市委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积极探索选好、用好、管好乡村干部的新途径，冲破了“党支部领导”就是“支部书记领导”、“村民自治”就是“村主任自治”的思想误区，初步打造出“六权治本”的“乡村版”。
标准立起来，选任严起来，组织举荐理直气壮起来
破解私情、贿选、宗族势力、团团伙伙、黑恶势力等干扰难题，把百姓信得过、靠得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一口清、叫得来、难不住、跌不倒。”如今，郊区乡村干部，甚至很多农民都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这是我们理解的习总书记‘五好干部’的形象说法，便于乡村干部、百姓记住和理解。”苏秀瑞解释：“一口清”，就是说要把党的方针政策牢记于心，宣讲贯彻清楚；“叫得来”，就是说要和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叫得出名字；“难不住”，就是说工作要有担当，有魄力，有能力；“跌不倒”，就是说要信念坚定、廉洁为民，打铁先要本身硬。
为了把这样的好干部选出来，区委动了不少脑筋，最后的措施和办法是：在执行“干部选拔任用流程”和“干部选拔任用规定”基础上，又完善了“三推三比四把关”制度。“三推”是：单位推荐“挺民意”、系统推荐“看德才”、四套班子推荐“重实绩”；“三比”是：比个人品德、比工作能力、比工作实绩；“四把关”是：把好“群众关”、“廉政关”、“程序关”、“决定关”。
“实践证明，这套办法最大限度地堵上了漏洞。”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荊春泰介绍，过去选任乡镇干部，看程序没毛病，但暗中有私货，有猫腻，一不留神选任的人就有毛病、有硬伤。现在实名推荐避免了“有人推荐，没人负责”，资格审查、廉政考察前置，完善了推荐过程，延伸了考察范围，评价更全面准确。杜绝了跑票买票、推荐不实、人情用事等弊端，实现平等竞争，“干部服气有干劲，百姓认可有口碑”。
“2015年任命我荫营镇长，我有点吃惊。荫营是大镇，以前从副书记直接提拔的还从来没有过。”杨浩宇感慨地说，“以前像我这号只会干活的，提拔真说不上牛年马月。”“我们就是要把好干部用起来。”区委组织部长王振杰透露，2015年，组织部对所有被推荐干部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其中公认杨浩宇“过得硬，有两把刷子。”
过去村“两委”班子换届选举乱事更多：贿选、宗族势力、黑恶势力干扰，导致用合法的选举程序窃取农村公权的现象屡见不鲜。苏秀瑞仅一个河底镇就讲出一串“千奇百怪”的事：
河底镇苇泊村村长候选人接受投资商100万元，承诺当选后给企业照顾，给村民福利，上任后无法兑现承诺，引发上访频发；牵牛镇村、五架山村家族势力搅局，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无理要求罢免当选人，导致群体上访闹事。
瞄准病源，2014年，郊区区委在第十届村干部换届选举中，坚持戒律、整顿、处置、调研、教育“五个在先”，并坚决从严部署、从严选人、从严纪律。整个选举过程，区委区政府“一竿子插到底”，做实了四件事：严把候选人关，通过村选举委员会、乡镇选举领导组、区7部门联审组三级审核，在1099名候选人中，取消贿选、违规、“10种不易情况”等候选人12名；答好三道题：公共题——围绕法律法规作出“纪律承诺”；必答题——围绕上任后为村民办什么事亮出“竞职承诺”；自选题——主动承诺创造性地为百姓办哪些实事；精心处理“合法”与“合适”、“选成”与“选好”、“政策”与“民意”三个关系，确保村“两委”换届顺利，新班子团结，群众满意，组织放心。
义井镇瀑里村是郊区有名的“问题村”，前两届选举，新班子刚选出来，上访告状的就到区委市委的门口了。2015年，他们把纪律和规矩以选举方案形式“亮在明处”、挺在前面，投票过程15台摄像机全方位拍摄监控。“这回没猫腻，咱没说的，不用再往太原、北京跑了。”村里最难缠的“老上访”王小同心悦诚服。
“这里有一条很重要，党组织推荐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过去总有点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结果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可乘之机，损害了百姓利益。”王振杰讲了件发人深省的事：
任某不仅赌博还吸毒，曾在村第八届“两委”换届时靠团伙势力和拉票当选，上任一年后，因欠下巨额赌债跑路，村里工作“撂了荒”。不料2014年换届，他又冒了出来故伎重演，果然在预选候选人时，票数比另一名竞选人高出80票。
如果任某成功当选，赛鱼村将又无宁日。平坦镇党委及时对“村民信服、组织看好”的人选进行推荐，重申选举纪律，解除村民顾虑。选举当天，现场安置摄像机全程录像，并要求候选人全程签字。当宣布一向扎实苦干的张俊文高票当选时，现场“拍了好一阵巴掌”。
“规矩立起来，把‘上晓天气、下接地气’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为的就是让村‘两委’对上有执行力、对下有号召力、对外有吸引力、对内有凝聚力、整体有战斗力，创造出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业绩和实惠。”苏秀瑞说。
动议有招，民议真实，变“为民做主”为“让民做主”
破解暗箱操作、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难题，避免好事办不好，费力不讨好。
2015年，郊区在“四议两公开”基础上，增加了“动议”和“民议”。“这‘两议’不能少。这是让村干部由‘为民做主’变‘让民做主’的关键。”苏秀瑞说，过去也有村民代表会议，但在很多情况下，有代表没民意，结果常是“好事办成邋遢事”。
在荫营镇山头村，记者恰遇几位村民代表刚入户征集完民意，每人拿着一份《村民代表民意表决表》。记者看到，表的背面：16户村民，同意的15户，不同意的1户，有签字，有红手印；表的正面：村民代表签的也是同意，也按了红手印。第六小组村民代表王文忠说，“以前，同意不同意由我签，最多问几户估摸着签就行，但这会儿可不行，非得家家都去，不然，民意栏各家各户的字签不好，出了事我就得兜着走了。”
“动议”杜绝的是屡见不鲜的干部“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问题，要求村主干的提议，必须来自年初计划、上级安排和村情民意，同时，还得把住政策、法律和风险关。
在郊区乡村，说到“六议两公开”，每个村干部都能侃出“一大串料想不到”的故事。
“这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2015年连任瀑里村主任的张巨彪感慨万千：3年前，村里决定建设新村，选址也走了“四议两公开”选在孔家沟，结果还是闹得鸡飞狗跳，连办公室都进不了。这么件好事一拖3年还在纸上。2015年，落实“六议两公开”，一家一家上门征求意见，把全村1189家问了个遍，结果88%的村民同意选址张家岭，并同意分房抓阄，一举解开两个难题。当年4月新居工程开工，今年春天就能陆续搬迁。目前，房子已分到户，分得风平浪静。这要在从前，还不知要“闹出多少古怪呢”。两相对照分析，同样的事，结果却大不相同，病根就摆在那儿：就是没有充分了解民意，说穿了，还是“村两委一厢情愿为民做的主”，村民不认账，猜疑这里面有鬼头。
“如果不是‘六议’，我这个村书记可能一拍脑袋项目就落地了，后果很难想象。”荫营镇三都村书记史寿元回忆：2015年，他跑了大半年招商引资，终于有个老板要在村里投资800万元，建设清洗皮毛和矿石加工厂，能安排70多个劳力，收200多万元税。事挺诱人，但“动议”时一咨询村法律顾问，发现这项目会产生污水和重金属，不仅违反《环保法》，还会影响村民健康，赶紧忍痛割爱。
西南舁乡东南舁村原有个瓷厂，破产后，设备没人管，有的偷抢，有的成了一堆废铁。村民骂干部不担当，干部说怕落说道。2014年，村耐火厂倒闭，设备放下去也是一堆废铁。但经“六议两公开”决定公开挂网拍卖，“减少了损失，村民都夸村干部办了件大好事。”村支书王三存说，这事要搁在以前，肯定也是两种结果，一是村民猜疑村干部拿回扣，一是村干部真就拿了回扣，总之是不能消停。
“这做法，是眼下的小麻烦避免了以后的大麻烦，给乡村干部系上了‘安全带’。通过真民意来推动民议，让村民参与决策，既避免村干部胡来，又遏制了农村矛盾问题丛生。”以前人们说“村干部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也不能说没道理。苏秀瑞形象地说：“‘四议两公开’相当于把河修成了渠，但渠水一遇风吹草动，难免不溅出来。现在升级成‘六议’，等于把渠变成了管子。这回你鞋再湿了，就肯定是你把管道刨烂了。”
规矩立起来，承诺亮出来，禁区划出来
破解村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大事不犯，小事不断，而又惩处难、罢免难的难题，确保乡村干部干净做事，村“两委”健康运行。
说到村干部的“九项承诺”，苏秀瑞先说了件他接访遇到的事：
2014年，义井镇瀑里村民王小同闯进办公室，反映村干部没规矩，随便吃喝，花集体钱不心疼。临走返回来又说：“瞧你们有些村干部吧，纹身的、戴金链子的、剃光头的、养藏獒的，啥模样。”这话让苏秀瑞一激灵：“小事不小啊。”九项承诺，几乎项项都是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中来的。
2015年1月20日上午，郊区第十届村委会新当选主任齐聚政府报告厅，手拿《当选证》，面对国徽庄严承诺：“我郑重向党组织和党员群众做如下九项承诺：不独断专行、不私签乱签合同、不私设小金库、不参与‘黄、赌、毒’、不戴金链子不纹身……如有违犯上述承诺之一，不需启动罢免程序，本人自行引咎辞职，并以此承诺作为辞职书”。回村后，又在村全体党员和村民大会上郑重承诺。
2014年2月，区委针对部分农村干部不规矩、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出台“村干部管理二十条”，并实行“九项承诺”。这对乡村干部既是“紧箍咒”，更是“安全带”。其中“九项承诺”破解了过去“乡镇不能罢免、公安不好立案、法院不够量刑、纪委难以查办”的难题。“以前有的村干部犯了事，从拘留所出来，还照样是村干部，很难罢免。”苏秀瑞感慨说，现在是“渠成水到”，再不可能出现这种事了。
李家庄乡长岭村委会主任毕某上任一个月后，因吸毒被公安机关拘留。乡党委了解后，立即赶到拘留所，毕某自知违犯了“九项承诺”，同意辞职。当天村里就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宣布毕某辞职。“以前，他出来还是村主任，村民难免有说道。启动罢免程序非常复杂，弄不好还会激化村里的各种矛盾。现在违犯承诺就自动辞职，村班子始终能健康运行”，乡党委书记王永平说。
“我以前做过生意，剃个光头、戴个金链子。上届当村主任后，仍不注意自己形象，乡亲们看着直撇嘴、躲着走。现在承诺了，我走路说话穿衣都得像个样子，老辈们说‘这娃长进不小’。”张巨彪说。
河底镇固庄村宣传栏有这么一段：“只要领导没私心，百姓对你有信心；没有规矩胡干事，终究不是长久事；光想当官不干事，三年下来没你事”。村支书张三虎说，这是“固庄爱廉新说”，时时提醒村干部要知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以前有些村干部私心重，有缝就钻，现在不能随便折腾了，很多揣着私利的人都打了退堂鼓，真正想干事、能干事的人当了村干部，村民普遍反映‘好日子更有指望了’”赛鱼村主任张俊文说。
平坦镇桃林沟村是当地有名的富裕村， 2014年5月，村支书李乃珠儿子结婚，办事当天连15桌都没坐满，为此，儿子对父亲大为光火。李乃珠也没商量：“老子身为村干部，不按规矩办，让村里人咋看呢？还咋要求别人呢？还能干吗？谁让你是我的儿子呢？”一连串的反问，儿子当场熄火。“如果没有现在这规矩和承诺，我们这些村干部像吃吃喝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这些问题都稀松平常。如今你试试，犯了一条就得自动辞职，不用二话。”李乃珠深有感触地说。
问题倒逼规矩，承诺倒逼规范。“二十条”和“九项承诺”，既给村干部戴上“紧箍咒”，也为他们系上“安全带”，穿上“防弹衣”。目前郊区已实现承诺全覆盖，在村里醒目的地方随处可见村两委班子成员、村民代表、党员的履职承诺和村民的家庭承诺。村民几乎异口同声：“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如今乡村干部敞敞亮亮为咱百姓做事，清清爽爽领咱致富过好日子，小秤砣又能压千斤了，谁还能不信服，不当主心骨？”
体系建起来，监督严起来，监控全方位，监管无死角
破解“有电线不通电”，制度多是摆设的难题。监督亮出板子，处罚动真格。
“汽车跑得时间长了，油腻自然会多，零件就不灵活。当干部时间长了，也难免滋生作风顽疾，甚至出现违法乱纪、‘苍蝇老鼠’。因此，区委坚持勤擦油腻，纪律约谈到位；常拧螺丝，专项整治到位；报废‘黄标车’，案件查处到位；打造好干部保养的‘4S’店，确保两个主体责任到位；调紧刹车，确保风清气正；更换零件，确保党员先进性。”苏秀瑞说。
从2014年开始，郊区针对点多面广、监督有死角的问题，建立起“群众、包村干部、乡镇党委、纪委、区党委、纪委”链条式的环型管理。同时，还有组织部、纪检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区委督察室、新闻舆论等部门配合监督，每个村支部都直选配备了专职纪检委员会，并由区直部门纪检组和对口乡镇联合办案，形成一个全方位、不留死角的纪检监督查处体系。
“西上庄村群众反映，村‘两委’成员利用职权，没有经过公开商议，私分了3万元公款，查实后，当即免了村支书，其他班子成员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平坦镇纪委书记周仁章说，以前其他的事情一大堆，就是很少干纪检的工作。“荒了自己的地，种了别人的田”。现在他们专心做纪委工作， 2014年以来，就查办案件11起。
2014年，荫营镇火石岩原村主任争取回5万元抗旱补偿款，这位村主任当选村书记后，把这笔钱给村里发工资、办庙会用了，村支部委员劝阻无效报告了镇纪委。镇纪委查实后，当即给予撤职处分。“过去遇到这种案件，可能觉得没有装个人腰包，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去，但现在丁是丁卯是卯，违犯规矩啥事都不行。”区纪委书记孙毅说，2015年以来，区乡两级纪委把农村干部作为重点抓在手上，特别是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毫不手软。全年共立案109件，结案109件，处分党员、监察对象142人，撤职以上重处45人，移送司法机关9人，其中2014年以来只有4件。
旧街乡保安村支书黄卯生收了3.6万元集体房租，会计多次提醒他入账，他不听，说要用在“不方便支出”的事项上，最后会计报了乡纪委。查实后给予黄卯生党内警告处分。“我虽然背了个处分，但挺感谢组织的，如果不是及时把我的小错制止了，恐怕就犯大错了。”黄卯生说，他“想起来有点后怕”。
“规矩”常讲、“枕风”长吹、“袖子”长扯，是郊区创新监管的又一妙招。2015年，区妇联牵头成立农村主干家属“助廉协会”，定期为村干部家属上培训课。要求她们“看好门”，监督丈夫不该拿的不拿；“管好嘴”，不该吃的不吃，不该喝的不喝；“盯好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
“我老婆参加培训回来可来劲儿了，对我说，你可不能胡乱来，咱郊区干部抓进去好几个了。”平坦镇坡头村主任赵秀功笑呵呵地说。
“我老婆总是吼我，守法别违纪，不能乱收礼。有一次我买了两瓶酒，老婆审查了半天，问是自己买的，还是别人送的。我把买酒的收据拿出来给她看，这才算了事。”张三虎一说完，引得在场的人开心大笑。
“村纪检委员可不是摆设。今年村里有一笔30万元的监理费需要支付，但没走‘六议两公开’，纪检委员发现后，劝我必须走程序才能付。像这种事以前我一句话就办了，但有了规矩、制度，我们村干部就应该按制度办。”李乃珠说。
“以前有制度是光通了线，却不通电，有监督的架子，没监督的行动，多数是个摆设。现在每条都带电，各种监督都在动作，碰着就得办你，没有含糊，没有下不为例。”孙毅说，自“二十条”和“九项承诺”实施以来，全区已有15名村干部引咎辞职，党纪处分13人，追究刑事责任5人。
既要马儿快快跑，也给马儿吃好草 管理讲规则，激励有真情
破解“一管就死，不管就乱”的困局，乡村干部放下后顾之忧甩开膀子干起来。
过去农村干部自嘲是“没娘的孩子”、“黑板干部”，在任时，辛辛苦苦，卸任后，一无所有。后顾之忧是农村干部的一块“心病”，往往是干干看看，等等站站，影响了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连续性、创造性。
在旧街乡2015年的“综合考核表”上，记者看到，全乡17个村根据乡里的各项考评，排定了名次。表上显示，排名靠前的3位村支书的年工资分别是：33260元、25000元、22200元。
区里从2015年开始实行“一定五有”制度，“一定”是定好岗位职责，让干部明确该干什么；“五有”是干有待遇、考有办法、好有褒奖、进有希望、退有所养。区委组织部对“两委”主干统一管理，由乡镇党委、政府年初制定工作目标责任，年底考评，与工资挂钩。同时，优先提拔“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村干部；对连任9年以上正常离任，且年满60岁的“两委”主干，每月发放300元生活补贴。
“这个制度让我们心里暖和踏实”说起这事，村干部们都很动情，纷纷表示，如今村干部有归宿感了，政治地位高了，生活待遇好了，后顾之忧放下了，工作干劲足了。
“困难想着困难的法，没钱干出有钱的活，小钱干出大钱的事。”荫营镇上千亩坪村支书张学友带头成立了千隆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形成了产业链，建设的隆鑫小区和翼德文化广场，让上千亩坪村旧貌换新颜，村民住得好，有钱挣。
“我们准备继续扩大和完善村旅游业，打造红色文化，带动小杂粮加工和农家乐，预计2016年人均年收入能突破8000块。”旧街乡南沟村书记阎润宏信心十足。
制度严了，规矩多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还高吗？手脚还放得开吗？记者采访郊区8个乡镇和10个村，看到的是干部精气神十足，“甩开膀子、撒开丫子”互相较着劲干事创业。
“经过半年的招商引资，2015年12月18日，镇上投资5亿元的光伏发电项目已开工建设。”杨浩宇说，“区委把我放到这个位置上，说啥也得干好，不然就没脸面对区委和全镇群众了。”
2014年10月，李家庄乡生态新城大西庄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工，总投资3.5亿元，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来参观的村民议论：“咱快过上城里人的日子了” ，“要在以前，这个项目还不知要拖到啥年月。”大西庄村支书靳顺利说，现在走哪都是绿灯，不用操心“卡壳”。
“现在办事清爽踏实，不用操心几里拐弯儿的事，而且组织关心，群众叫好给力。干不出点名堂，几年下来还是‘涛声依旧’，不让村民骂死，自己也得羞死。”赵传寿满怀信心。
“乡村治理好比一张桌子，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就像是四条桌腿。以前只注重民主选举，忽视了其他三方面，桌子就剩了一条好腿，三条腿有缺陷，桌子肯定稳不了。现在用‘六议两公开’加强民主决策，“二十条”和“九项承诺”等强化了民主管理和监督，四条腿都补齐了，桌子还能不稳？再加上对干部实实在在的真情，还能不好好干？”苏秀瑞的比喻形象、道理深刻。
“要想群众不闹腾，必须解决干部不折腾。”回忆对比这几年的情形，苏秀瑞感慨说: 前几年上访、告状的乱事提不起来，几乎天天在区委区政府楼下攒着一大片。区和乡镇干部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接访上，难题是推不开、解不完、说不清，闹得干部干啥都少心无肠。这才不到两年，情况就大变了，你们来采访四五天了，还见着区委区政府、乡镇政府有上访的吗？即使有，内容也不同了，反映乡村干部眼下问题的很少，多数是合理诉求和涉法涉诉、拆迁补偿问题。为什么？就因为我们这套让问题逼出来的“六权治本乡村版”接地气、针对性强、管用还好操作。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