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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塌楼幕后5年两起事件涉同一房企 全国开展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工作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4-12

 

奉化塌楼幕后调查:5年两起事件涉同一房企

  京华时报记者王梅

  4月9日,在浙江奉化市锦屏街道居敬小区29幢居民楼倒塌5天后,锦屏街道建设管理办主任何高波自杀。何高波老家有个说法:何高波死前不久,被纪检叫去问了一天一夜的话。

  塌楼导致1死6伤。此前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作为街道办的主管官员,何高波是反映楼房裂缝问题居民的主要接待者。早在去年年初,该楼居民就开始找多个单位寻求解决之道,今年1月,这栋楼更是被鉴定为C级危房,但解危方案因为谁出钱争执不下并未实施。

  这不是当地仅存的危房案例,官方通报显示,当地有六成多的危房尚未解危,症结都卡在谁出钱上。京华时报记者调查发现,当地5年内两起楼房坍塌事件背后,都有同一家房企身影闪现。

  官员自杀前守塌楼5天5夜

  4月9日下午,奉化市公安局通报称上午在奉化市西河路批发市场附近,发现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警方经调查和技术勘测,认定其系自杀。死者是此次奉化塌楼所属的锦屏街道建设管理办主任何高波。

  昨天下午,何高波自杀的西河路批发市场斜对面的花木地小山包顶,还留有一双橡胶手套,旁边有一棵高约三四米的树,树干上留有勒痕,树下有几个烟头。

  据何高波一名朋友介绍,9日上午,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何高波吊在树上,“脖子上有勒痕”,警方通过何高波的车确认了他的身份。这名朋友称,何高波应该是开车到了花木地附近,将车停在了西河路上,然后上了山。

  何高波原系当地萧王庙街道何家村人,家住在奉化市区,他并不经常回村。其一名小学同学称,何家村里流传着一个说法,“何高波出事前一天,被纪检叫去问话问了一天一夜,他精神压力太大,可能就做了傻事。”据这名同学称,警方赶到后,在何高波身上找到了一封遗书。他同时称,塌楼事发后,何高波在现场守了5天5夜。

  “他为人老实、不爱说话。”这名同学回忆,何高波身高1米70左右,1989年入伍加入海军,之后以副营级身份转业到锦屏街道武装办,之后又调到了现在的建设管理办。

  何高波家中还有两个姐姐。昨天下午,在何家村里,何高波几个叔伯同住的一栋5层小楼门外,何高波的叔叔介绍,事发前几天,他还接到何高波的电话,称工作很忙,但当时并没有异常。他称,何高波已经结婚,有一个9岁左右的儿子,平时人缘好,待人和善。何高波的叔叔拒绝透露更多信息,只称“何高波父亲现在无法接受采访,政府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昨天下午,在奉化市凤山的一个殡仪馆里,何高波的姐姐婉拒了采访。殡仪馆里放满了其生前亲朋送来的花圈及多个街道办送来的花篮。何高波的朋友透露,明天,何高波的遗体将被火化。

  对于何高波的死,锦屏街道的同事均拒绝受访。一名知情者介绍,倒塌楼栋的居民无论早晚到街道反映房屋问题,都是身为建设管理办主任的何高波接待,“舆论压力大,他精神压力也很大。”

  对于何高波的死因,奉化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确认其系自杀,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其他方面照顾到家属情绪和目前办案程序正在进行,不方便透露。”警方未透露遗书情况。

  危房征兆一年前已显现

  何高波与倒塌楼栋的居民发生直接联系,最迟始于去年10月。

  和大多数居民的说法一样,去年年初,家住29幢居民楼407室的戴莹抬头望见自家阳台上的一道裂纹时,她认为“那是很多房子住一段时间都会出现的问题,没有放在心上”。她继续晾着一家人的衣服。

  去年6月,29幢最西侧一单元外墙西南角开裂,208室的毛玉飞开始觉得问题有些严重。毛玉飞和108室的王秀恩开始找到社区居委会反映,毛玉飞记得,当时社区的人来看了看,“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说如果要修的话,自己掏钱,社区可以免费提供钢筋”。

  商量之后,4单元(倒塌的单元)10户人家每户出30元钱,自己找来了工人维修,“维修的时候,我们找居委会要钢筋,他们说没有了。”

  就在居民觉得问题已经解决之后不久,台风来了。

  去年10月,受台风“菲特”影响,奉化市普降大雨,居敬小区多处积水,29幢楼下的积水一度达到了三四十厘米深。雨水消散后,居民发现楼房西侧墙体开裂,并再次伴有水泥脱落。

  毛玉飞回忆,雨水退去后,整个墙体有沉降的趋势,墙体开裂,她家小间的门窗无法再关严实,单元一楼的铁门也没法关上,住户不得已把铁门换成了一扇卷帘门。

  毛玉飞又踏进居敬社区的大门,“社区里的人来看了看,说没有什么关系,也不用修补。”过了一段时间,4单元住户发现,西侧外墙开裂得可以塞进一个小拳头。

  “来回反映了不下10次,基本都没有实质性回复,社区居委会说要向街道反映”,4单元住户担心开车撞到墙体,再次自费修了两个水泥柱子,支撑墙角。

  毛玉飞记得,后来锦屏街道也来了人,说向相关部门反映了,没过几天,就有检测人员过来,“拿着设备在测量,每次一测就是几个小时”。

  这样的检测戴莹看到过3次,“好像是红外线勘测仪什么的,围着居民楼测一圈。”戴莹称,这时一楼的地面越拱越高,导致一楼多家小间的门很多时候都无法开关。

  今年1月17日,一份检测报告出炉,几名业主代表被社区找去开会,“没有具体通知什么结果,就告诉是ABCD中的C级,告诉我们C级不是危房。”一名业主代表称。

  这名业主代表介绍,当时几名业主代表想要把检测报告带走给所有业主看看,“但他们不让,说花了5万做这个检测报告,钱还没交,要拿走就要5万元钱,也不能复印。”

  毛玉飞说,社区告知代表需要加固房子,维修费400多万,必须由居民承担。

  “我们就想怎么可能呢,这是房屋质量问题,这么多钱,我们希望政府出钱,或者政府找开发商给我们出这些钱。”毛玉飞称,当时代表都没有同意此事。

  毛玉飞称,社区当时和有关部门在协商加固方案,正在等待结果,“他们说等待结果要一段时间,让我们自己再观察房子开裂动向。”

  春节之后,居民发现西南角的裂缝越来越大,露出了墙体里的钢筋。担心天冷对钢筋有影响,居民用尼龙布把漏出来的钢筋裹住,还自设了警示标牌,提醒路人不要靠近和停车。

  今年3月28日左右,毛玉飞和另外5名业主代表为此一度找到奉化市政府信访办,一名应姓主任接待了6人。

  信访后第二天,应姓主任召集业主代表、媒体、街道干部和“一些不认识的相关领导”开了一个会,会上说要加速处理解决方案。

  楼倒塌的前一天,4月3日早上,毛玉飞发现窗户下的花岗岩裂开的缝隙越来越大,找社区居委会反映后,她又再次到了信访办。当天,除社区和街道的人来看过以外,奉化市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下称安鉴办)的工作人员也来拍了照。

  解危方案出台但被搁置

  这不是安鉴办工作人员第一次在社区出现。

  去年11月25日,居敬社区、锦屏街道办事处委托安鉴办对29幢进行了初步鉴定。安鉴办发现29幢周边散水出现明显局部沉降;西南角、架空层部位有构造柱崩裂现象,主筋裸露弯曲;南围护墙、北围护墙的一至二层出现结构性斜裂;局部门窗变形。

  鉴于情况复杂,安鉴办认为需要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全面的质量检测评估。

  去年12月26日和今年1月14日,浙江建院建设检测有限公司的检测人员先后两次对29幢进行了全面检测评估。今年1月17日,该公司出具了一份27页的《奉化市居敬路29幢房屋工程质量检测评估报告》。

  报告称,29幢多位业主曾在装修过程中拆除了承重墙后并没有经过补强处理。报告得出“不能够满足正常使用要求”的结论,将该幢房屋安全性评定为C级,建议由有资质的加固公司对房屋尽快采取加固措施,以确保安全使用。

  据原建设部2000年发布的《危险房屋鉴定标准》,C级意味着房屋“部分承重结构承载力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局部出现险情,构成局部危房”。该标准的D级是整幢危房:承重结构承载力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

  这份报告随即转交到了安鉴办手中,部分29幢居民表示看到了这份报告。

  今年1月22日,安鉴办向街道办下达了房屋处置通知书。街道办为此委派居敬社区的工作人员,每天与29幢4个单元的4名住户对楼房进行巡查检测。

  据街道办副主任董义校介绍,街道办委托宁波一家建筑特种技术公司拟订了加固方案,他没有向京华时报记者出示这份方案的具体内容。

  工程费初步预算需要450万元。“其中包括居民个人需要负担多少,政府负担多少,还有加固期间的安置问题。”董义校说,社区开始与居民就价格一事协商,同时街道办向建设局上报了方案,请示可行性。

  居敬社区党委书记方春萍称,社区接到报告后,找到了29幢楼群信息员,让每个单元推荐1到2名居民代表到社区。“我们把报告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房屋检测为C级,需要加固问问他们的意见,顺便让他们转告给楼上楼下的居民。”

  方春萍承认,社区并没有把所有居民或居民代表召集起来,正式公布相关事宜,因为“方案只是初步的,具体内容我没法回答,就没正式全部通知到户”。

  方春萍说,当时的居民代表会议上,居民对加固的方案有不同意见,有的房屋破损的住户表示支持,但有的认为费用应由政府承担,有的则有“放着楼房变成D级危房,干脆换掉”的想法。

  解危方案就此搁置。

  4月4日塌楼当天,毛玉飞抱着可能有转机的心理找到宁波电视台等当地媒体,希望媒体采访曝光。早上8点40分左右,毛玉飞在楼前等记者时,29幢楼的一个半单元,在她眼前轰然坍塌。

  当地多处危房无人加固

  建成只有20年左右的房子突然坍塌,这已不是奉化锦屏街道的第一次。

  5年前,锦屏街道南门社区西溪路5幢坍塌半边。幸运的是,当晚楼里的住户全被转移。

  如今,这幢已塌了一半的居民楼外打了三四米高的围墙,5幢南侧的7幢也被围住,两幢楼房里早已无人居住。

  “5幢倒了后,剩下半幢的居民就搬走了,政府给赔了新的房子。”住在南门社区的胡女士说,因为7幢就在5幢旁边,害怕出现同样问题,该楼的居民不停地请人检测,并向市政府反映。在5幢倒塌一年之后,7幢里的住户也都搬了出去,“这楼检测是什么级别不知道。”此后,7幢被封闭到现在。

  南门社区出问题的房子不止这两幢。

  “我家的裂缝也很大,去年还碰到过门关不上的情况。”住在西溪路2幢3单元503的蒋女士说。蒋女士所在的2幢跟5幢仅隔了一条西溪路。在5幢坍塌之前,2幢的墙体也出现过大规模剥落情况,2幢的住户为此每户出资1200元购置了涂料、水泥等,重新粉刷了外墙。

  显然外墙的修葺不能让2幢住户宽心,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去年10月,检测机构来进行了检测。“不知道是弄错了还是怎么,检测机构没有检测我们这幢,而检测了我们南边的4幢。”

  尽管检测错了楼,但结果更让2幢住户担心:4幢是C级危房。2幢的居民再次要求检测,去年底,检测机构上门,2幢的结果是B级危房。“说是这么说,但检测我们这幢的时候,检测人员马虎多了,只是拍了几张照片。”胡女士说,在听到居敬小区那幢差不多年代建起来的房子也坍塌了之后,她晚上经常睡不着。

  4幢被鉴定为C级危房后,一直都没有人来进行加固,B级危房的2幢更是没人问津。

  居敬社区33幢同样让居民担心。

  在居敬小区内,33幢和倒塌的29幢,以及27、31、35这5幢楼属于同一地块,均由奉化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1994年建成。

  住户俞振民说,1995年年初入住以来,他们“住了19年,反映问题也反映了19年”。他介绍,一家人刚入住不到一个月即阳台漏雨,他们找到开发商,对方予以修补,但“只修外墙,不修屋内。”问题反复几次,直到1999年,开发商表示“3年保修期已过”。

  之后,俞家客厅西侧墙壁上出现了3米长的裂缝,“缝不大,但看着挺吓人。”俞振民再次给开发商打电话,对方提议“不能住了,你卖给别人就行。”

  俞振民介绍,小区内的确有很多住户在孩子陆续长大后,将房子卖掉搬走。

  33幢的西南角外墙出现贯通四楼和五楼的裂痕,正位于俞家外墙。

  俞振民用手抹了抹一楼的外墙,脱落的墙皮下暴露的沙灰随风飘散。“都是沙,没有水泥,倒塌的29幢楼一周前就有钢筋暴露,那种钢筋只有食指这么粗。”

  两年前,俞振民的两个小孙子在客厅窗台下玩耍,“两人一蹦,窗台下方的墙皮就掉了一大块”。29幢倒塌后,老人已不让孙子回来。“一刮台风,整栋楼跟筛糠一样,70年产权的商品房,20年就倒了?我怎么也无法接受。”

  如今,俞家两间卧室的门无论如何也关不上,29幢倒塌后,居民有死有伤,仍住在33幢的俞家不知将来怎么办。

  5年两起塌楼背后闪现同一房企身影

  作为29幢的开发商,奉化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经营状态目前是“吊销未注销”。

  因未在法定期限内参加2009年度企业检验,该公司被宁波市工商局奉化分局于2010年8月6日在《奉化日报》上刊登补办年检的公告,之后该公司仍未年检,遂被吊销营业执照。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奉化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投资人经过多次变更后,最终分化为奉化市大桥镇城建综合开发公司、奉化市经济发展公司、奉化市散装水泥办公室等三个法人股东。

  京华时报记者注意到,跟西溪路倒塌的5幢一样,西溪路2幢、4幢的建设单位都是大桥镇住宅综合开发公司,其中2幢建于1990年9月,4幢建于1990年10月。该公司于2001年8月转制为奉化市大桥镇城建综合开发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奉化市大桥镇城建综合开发公司为集体企业,1999年成立,目前已注销。

  由此看来,无论是5年前坍塌的西溪路5幢,还是刚刚坍塌的居敬小区29幢,

  背后都有奉化市大桥镇城建综合开发公司的身影。

  工商登记资料同时显示,奉化市大桥镇城建综合开发公司的法人代表名为竺威谷。

  京华时报记者发现,锦屏街道综治办一名干部也叫竺威谷,但两人是否为同一人目前尚不清楚。

  昨天,京华时报记者就此来到锦屏街道综治办提出采访要求,听到要找竺威谷,综治办四名工作人员先是互相对视,紧接着称“人不在,到下面办事去了”,之后便不再回应。

  由于当地警方拒绝透露已被控制的3名事故责任人的身份,竺威谷是否在事故责任人之列、是否被控制尚不清楚。

  29幢的施工方为象山一建转制,该公司上世纪90年代一分为四,变身浙江建安实业股份公司、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聚实建筑有限公司和象山县浙东建筑工程公司这4家公司。

  由于宁波住建委等主管单位拒绝透露相关公司的工程备案信息,这些公司在当年到底建了多少项目、涉及多少栋楼目前仍不清楚。

  奉化危房解危率仅3成

  宁波市住建委网站在去年12月17日的文章《奉化超额完成宁波市危房解危任务》中称,2013年,奉化市共完成鉴定在册C/D级危房152幢(处),面积29630平方米,其中城镇C/D级危房34幢(处)。“截至目前,共完成全市范围内的危旧房屋解危42幢(处),其中城镇危旧房屋解危12幢(处),解危率35%。”

  奉化市住建局办公室主任殷杭彪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称,C级房需要加固,D级房需要搬迁和撤离。

  殷杭彪称,造成商品房C/D级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开发商的原因,也可能是施工方或者住户自己的原因。”殷杭彪称,很多住户为改善房屋的美观和宽敞度,会把承重墙和一些主要部件撬走,这种改造在开始并不会出现影响,但随时间推移,野蛮装修的后果慢慢积累,就会带来危险。

  对于造成C/D级的责任认定由谁操作,殷杭彪称不清楚。

  殷杭彪承认,对于危房的加固费用分担问题,社区和街道与居民协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人认为自己装修规矩,并未造成楼房问题,不愿出钱,应该让野蛮装修的人来出钱加固,达成统一很难。”殷杭彪举了庄山社区5弄11幢D级房搬迁的例子,称和11幢居民协商搬离谈了一年。殷杭彪称,目前5弄11幢居民已异地安置。

  庄山社区与此次事发的居敬社区仅一条马路之隔,同属于锦屏街道辖区。目前该社区5弄11幢已人去楼空,去年这幢房子出现了倾斜、沉降,随后被鉴定为D级危房。

  此次塌楼事件涉及开发商、施工方、设计单位和政府相关房管部门。

  京华时报记者找到29幢的设计方奉化市建筑设计院和建筑质量主管单位奉化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两单位均拒绝接受采访。

  作为29幢的检测单位,浙江建院建设检测有限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同样不接受采访。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铁民表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制度缺失是导致建筑工程质量的重要原因,“那个年代,制度的缺失,包括项目的审批制度、工程监理制度、验收制度、质量的整个控制系统,我们都应该反省。”刘铁民认为,在那个年代里,系统的质量监控是远远不到位的。

  刘铁民介绍,“快”是那个年代的指挥方针。“快”导致不按照工期执行,不按科学规律办事,“比如说水泥是有养生期的,有的人就采用一些所谓的先进技术,什么加温啊,加点添加剂,促使水泥养生期缩短,这是违反基本规律的。”

  刘铁民建议,对于奉化塌楼事件,不能仅仅就事论事,“仅仅把几个官员处理了,是可以释放一些社会压力,但是没找到本质问题。”

  他将问题本质归结为建筑施工体系问题,之前是没有建立完备的制度体系,现在是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制度,但设计施工单位和主管部门并不一定严格执行了制度,导致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中新网-京华时报]

住建部:在全国组织开展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工作

  中新网4月11日电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消息,4月4日,浙江省奉化市一幢居民住宅楼发生部分坍塌,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住房城乡建设部立即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国组织开展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工作。   通知明确检查范围为:各级城市及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建筑年代较长、建设标准较低、失修失养严重的居民住宅以及所有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

  通知指出,检查的主要内容为:一是城市老楼危楼安全状况。重点检查整体危险的房屋是否已经被拆除,有危险点或局部危险的房屋是否已经采取有效措施解除危险,装饰装修涉及拆改主体结构或明显增加荷载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二是已入住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的房屋质量安全状况,重点检查以原公房、购改租等方式筹集用作保障性住房以及建成入住时间较长的保障性住房。

  三是城市老楼危楼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规范性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及城市老楼危楼管理维护状况,重点检查管理档案是否完整,管理制度、管理措施是否完善和落实,日常管理是否及时到位等情况。

  四是对在建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工程质量安全进行全面监督执法检查。

  通知强调,各地住房城乡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城市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工作,加强组织领导,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订具体排查方案,认真做好排查的组织实施工作;各地要组织城市老楼危楼产权人或使用人进行全面自查自报,在此基础上,组织专业人员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进行重点检查。

  各地要对本地区检查情况进行认真总结,查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要建立城市老楼危楼安全管理档案,健全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日常管理工作,强化检查排查,切实提高城市老楼危楼安全管理水平;各地要切实加强在建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加大监督检查和工程质量责任追究力度,建设和施工单位要统筹安排工程开工建设,科学把握工程建设进度,保证工程建设的合理周期和造价,确保工程质量安全。

  另悉,事故发生后,浙江省高度重视,迅速响应,全力做好应急救援和群众撤离安置工作,并立即对周边房屋进行安全鉴定,同时展开事故原因调查及责任追究工作。

  浙江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按照通知要求,及时发文部署开展全省房屋质量安全排查工作,并着力开展危旧房改造加固政策制度及技术标准研究,加快建立房屋管理登记建档制度。浙江省政府近期将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全面动员部署全省危旧房大排查工作。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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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猛挺表示,自杀原因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如有最新情况,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希望公众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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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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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一下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共有54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官方公布的信息中,认定因为自杀死亡的超过4成。

  在54名非正常死亡官员中,有23人是自杀身亡,占到总人数的42.6%。其中有8人为跳楼自杀,其他的自杀方式有自缢、烧炭、喝农药等。在自杀原因中,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被认为是一大诱因。因为抑郁症或疑似因抑郁症而自杀的官员至少有8人。根据公开资料,其中级别最高的是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白中仁。2014年1月4日,白中仁在家中发生意外,死因至今尚未公开。家属称其患有抑郁症。

  值得关注的是,死亡人数第二多的死因是喝酒和意外事故,都为9人。意外事故死亡的官员中有5人是死于2013年4月7日河南省新密市的一起交通事故。5人都来自河南陕县,分别是县政协主席李会斌,县政法委书记曹冠军,副县长伍春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张中平和县旅游局局长杨秀琴。

  酒后死亡的9名官员大多死于酒后引发的心脏疾病。2013年7月23日,黑龙江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带领亲属前往镜泊湖风景区旅游。景区所属的黑龙江省东京城林业局党委书记及局长在景区鹿苑岛宾馆公款宴请。第二天,该局党委书记被发现在宾馆房间内死于心脏病。付晓光因此被留党察看一年,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

  除了“陪酒死”,也有官员把自己“喝死”了。2013年7月10日,安徽颍上县红星镇一企业主到县国土局“请客”,地籍股副股长王某联系副局长周继培、办公室副主任闫颍等5人参与吃饭。席间,国土局4名干部共饮用白酒4瓶。饭后,参与饮酒的闫颍开车送“喝多了”的王某回家,误驾车回到自家休息,将王某遗忘在楼下车里。当日下午4点半,王某被发现时已因高温中暑脱水死亡。

  另有4人系坠楼死亡,但并无公开资料表明他们是自杀、意外还是被杀。

  此外,还有3名官员被杀身亡。

  死于其他原因的官员有6人,其中唯一被执行死刑的是河南省原永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功。他因强奸、猥亵儿童被判处死刑,2013年6月18日被执行死刑。本报记者 徐霄桐 实习生 孙悦

    [中新网-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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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自杀真相不应还是禁忌

  一名街道干部的自杀,将浙江省宁波奉化塌楼事件再次推入舆论的旋涡。奉化市公安局发布微博称,4月9日上午,一男子在奉化西河路批发市场附近自杀身亡。经查,死者为塌楼小区所在的锦屏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何高波。

  何高波曾任职危旧房屋安检小组办公室主任,据他的同事回忆,奉化塌楼后“他真的很忙”。几天前,何高波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楼塌前一天,确实有人对房屋进行了检测,但那只是一份数据采集。公众对塌楼追责之时,类似的信息颇受关注。塌楼事件的调查,正在全面展开,纪委等相关部门,也已成立责任追究调查组,启动问责机制,重点调查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是否存在渎职失职行为。此时,何高波的突然自杀,必然引来猜测和质疑。

  无论如何,一个生命的突然离去,都令人悲伤。何高波的亲友可能最不希望舆论对其“不依不饶”——这对逝者及其家庭而言,确实不公平。只是,当塌楼成为一个公众事件,当房屋质量安全又一次以残酷的方式敲打人们的神经,当何高波与塌楼事件有着各种关联时,不去叨扰他已不太可能。

  有关何高波突然死亡的各种流言,或许缺少足够的事实和证据,但在这样一起敏感事件中,有揣测和疑惑当属正常。一个忙于处理塌楼事故的人,为什么突然自杀?是确实有失察失职之责,还是当了“替罪羊”?自杀之时,他承受着怎样的压力?诸如此类的疑问,如果得不到回应,流言只会更加富有“想象力”。此时,尽快调查何高波的死因,并将其公之于众,是消弭公众质疑,同时也是尊重生命的最好方式。

  一段时间以来,不时有官员自杀的消息,疑问、困惑、谣言也随之四起。公众的流言蜚语中,有不理性、有窥视甚至消遣的成分,对其简单指责毫无用处,要想真正消弥质疑或者传言,只能靠信息公开。官员自杀事件,不该成为某种禁忌。开放的舆论空间里,越是对其避而不谈,各种流言蜚语小道消息,越会大行其道;官方的权威发言越是三缄其口,揣测质疑过度阐释越会沸沸扬扬。

  公众对官员自杀事件的敏感,源于以往的经验和认知。因为相当一部分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和腐败、失职、黑幕相关。而对这些事件的回避,只会加剧公众对官员,对官方消息的不信任,加剧“死亡遮掩了太多内幕”的刻板印象。在这样的认知和偏见中,即便是那些出于个人情绪和疾病原因的非正常死亡,也会引来无端猜测,这其实是对逝者及其家人的再次伤害。

  其实,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原因很多,既有工作压力、升迁受挫、情感问题,也有涉嫌腐败渎职。公众本该就事论事,理性看待,少做毫无事实依据的揣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的讳莫如深,信息不公开,人们无法知晓官员自杀的真正原因,难免做最坏的猜想。官员自杀事件不再成为禁忌,意味着此类事件的公布,不再是寥寥数语的简单表述,而是对其调查过程、结论的公开。如此,公众才会有理性的态度,才不会瞎猜乱想。当然,事件的调查需要一定的时间,公众要有等待真相的耐心,相关部门要有公开真相的诚意。冯雪梅

 

    [中新网-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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