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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1
1月7日23点50分，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大厅，一名老年流浪者躺在担架上，无助地看着记者。
2012年12月下旬，在长沙雨花区一桥下，一名流浪者冻死;今年1月3日，长沙开福区一桥下，另一名流浪者冻死。
短短数天，两起人命，他们缘何拒绝温暖不去救助站?
本报记者特地走近长沙流浪者，体会他们最真实的世界。
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
——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推行。
24年不入
流浪者为何不愿去救助站
1月6日22时，长沙解放西路人流鼎沸，栾卫东也开始忙碌起来：他身穿军大衣、棉鞋棉裤，手拎着一个大塑料编织袋在垃圾筒里仔细翻拣着。
这种在长沙深夜拾荒的生活，栾卫东已经过了近三年，此前他已在全国流浪了21年，下过新疆的小煤窑、进过河南的黑砖厂……2009年，他来到长沙，“长沙要暖和一点。”
三年中，志愿者、警察，甚至路边的居民都曾劝他：去救助站吧。每次他都是笑笑婉拒。“救助站最终都把人送回家，如果我能在家生活，还出来流浪做什么?”栾卫东说，他也曾在其它城市进过救助站，但因为感觉“像犯人一样”，就再也没去过。
本报记者连续一周在长沙调查了近20名流浪者发现，尽管他们都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但几乎无人愿去救助站，宁愿在桥洞、地下通道、工地边、火车站等地拾荒度日。
救助站到底怎样?本报派出记者戴鹏，以流浪者身份全程体验。
无法接通
连续十次未打通救助电话
1月7日21点，记者与栾卫东一同站在解放西路太平街口。
此时的记者，身披一件栾卫东给的破棉衣。“完全认不出来。”一旁的栾卫东说。
很快，
途经市民发现了记者，拨打了长沙市天心区救助管理站的电话。
21点38分，市民拨打第一个电话时，无人接听。此后连拨四个电话，均是占线。第六个电话，拨通却无人接听，接下来四个电话，又全是通话中。十个电话后，记者仍无法取得救助。
21点44分，市民拨打110求助。
21点49分，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打来电话问明情况。
21点55分，两名民警到达现场，认真询问情况后，和市民一起将记者搀扶上车，直接送往位于窑岭的长沙市救助站。
三人围殴
死缚双手，死摁双脚，膝盖顶头部
22点30分左右，证实记者未饮酒后，长沙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同意提供相应的救助。
约五分钟后，民警离开，现场气氛骤变。
“你叫什么?住哪里?”记者抬起头，发现救助站工作人员已是满面寒霜。
因为改扮的是聋哑流浪者，记者未作回答。几度询问后，因未获答复，工作人员音调渐高。
这时，一名工作人员突然冲上前来，绕到记者背后，将记者双手死死束缚。紧接着，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冲上前来，死死地摁住记者。
眼见殴打可能升级，记者呼救：“救助站不能打人的，救助站不能打人的……”
一工作人员一边说：“不打你，不打你”，一边却突然将记者重重地绊倒在地板上。
随后，两名工作人员将趴在地上的记者双脚死死摁住，瞬间，记者无法动弹，呼吸困难。
放弃救助
“现在想走?晚了!”
“我不接受救助了，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被摁在地上，记者眼冒金星，感觉几欲晕厥，无奈告饶。
“现在想走?晚了!”用膝盖顶着记者头部的救助站工作人员出言不逊。
“按国家规定，受助者可以自愿接受救助站的救助，也可以自愿放弃救助站的救助，救助站不能限制接受救助的流浪者人身自由。”记者说出理由后，同样遭拒。
最后，记者迫于无奈告诉工作人员远在浙江老家的父亲的电话，在父亲与工作人员交涉要求放人后，工作人员才将记者松开。
随后，长沙市救助站工作人员拿出一份表格，要求必须在这份表格上写上“自愿放弃救助”、签上名字、按好手印才同意记者离开救助站。
当晚11点左右，记者离开了长沙市救助站，此时距记者走进救助站还不到40分钟。
记者目击
老汉手脚被捆
救助站内呼救
23点30分，本报另一路记者进入救助站接应戴鹏，却意外发现，此时救助站大厅地上放着一副担架，上面正躺着一名老年流浪男子。
他双手被白色麻绳反捆在背后，绳子深深地勒进衣服里;双脚小腿处被胶带绑在一起。他使劲地想坐起来，但根本无能为力，最终只能半仰着身子，向记者呼救：放开我，放开我!
途经老人身旁的记者赶紧蹲下身子，靠近他询问为何被捆绑，老人只是拼命哀求：“你先把我放开，放开我的脚，让我坐起来。”
记者看到，他花白的头发、破烂的衣裳、下嘴唇处一圈血迹已经凝结成痂。当记者问他是否挨过打时，他点了点头，眼角涌出泪水。
“我是记者，不是救助站的，没有权力放开你!”一听这话，老人家眼色顿时黯淡下来，再也没有理睬记者。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这名老人不知所踪。
记者手记
他们为什么拒进救助站
我们为什么无法解答
一
2003年3月，公民孙志刚在收容站遭暴打离世。
十年后，下一场大雪来临前，一个求助者，在长沙救助站遭遇围殴。他是记者戴鹏。
如今，“收容”早已更名“救助”。若改动的只是词语，那芸芸众生应当权衡：如果某天，我也流浪街头……
去年岁尾，一名流浪男子冻死在雨花区桥下;1月3日，另一名流浪男子冻死在开福区桥下。
“他们为什么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去救助站?”这是最大的疑问。
如果我们是一名求助的流浪者，我们将会遇见什么?这是采访的起点。
记者戴鹏，以一名流浪者的身份体验救助站，在长沙下一场大雪来临前。
我们本想替那些不愿进救助站的流浪者们，体验救助之路;我们本想看看那些温暖的救助细节，感受温暖之路;我们本想告诉那些迷失的人们，找到回家的路。
二
当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将戴鹏送进长沙市救助站。
没有嘘寒问暖，没有热饭热茶，没有御寒衣被。
起初是救助者皱眉品评：吸毒?醉汉?其后是冰冷拷问……
或许，这只是他们的流程;或许，这只是他们的习惯;或许，还有太多的或许。
最终，在监控视频里，一个画面将冰冷定格：两名工作人员死死地摁住他的脚，一名工作人员狠狠地用膝盖顶着他的头部……
数分钟后，他不堪忍受高喊：“我不要救助，我要出去!”
事情由难变易，打人者收工，他离开了救助站。人民路上雪犹未融，天地依旧祥和。
这是这场体验的黑色终点。
三
面对一身伤痕，此前的悬疑追问似乎已无需再解。
流浪心酸，安睡不易。流浪，但常思家园之暖;落魄，却有血有肉有尊严。
不饮盗泉之水，不受嗟来之食。
他们不是城市的伤疤，他们考验城市的胸怀。
于之前湮没无闻的被打流浪者而言，戴鹏所遭受的虐行，一拳一脚实际上都打在每个流浪者的生存权上。在他之前，谁能想象当另一名流浪者被送入此门，遇见了什么?
孙志刚离开后，他的墓碑上刻有：“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记者 邹丽娜
[腾讯网]
相关报道
中国网事:长沙救助站,冷!
新华网北京１月１１日电（记者何悦
朱迅垚）一段视频显示：暗访记者被多人粗鲁摁倒；一张照片广为流传：被捆绑的老人孤零零躺着，围观者远远看着。救助站开微博了，各种解释，语言“温暖”，但看看画面，你的感受呢？
视频中，暗访记者被多人摁倒长达数分钟；照片上，“服务弱势群体”的红色大字下，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老人，肢体被捆绑，无助地躺在担架上。看到这些，ｅ哥感到揪心。
救助不是施舍不是维稳，是人道、关怀和爱的温度。但这个寒冬，长沙救助站曝光的一角让ｅ哥感到更加寒冷。
十年前，２７岁的孙志刚用生命的代价助推了《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救助制度明确规定：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可十年后的今天，为何救助站又出现收容站的影子？
有嘘寒问暖吗？有热水热饭吗？ｅ哥想知道，在记者体验前，那些真正的流浪汉，进入救助站后是什么遭遇？
这个冬天，ｅ哥不时听到悲剧的消息，从贵州毕节到河南兰考，因为社会救助问题而导致一个个惨剧，在几个城市都有流浪者被冻死。数九寒冬，救助站是称职地给了流浪者们温暖，还是把他们推进更刺骨的寒风中？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ｅ哥愿救助站能以周到的服务温暖人心，而不是再倒退回收容遣送的时代，让人心再在严寒中冻结成冰。
[新华网]
长沙回应“记者暗访救助站被围殴”
称记者“疑似精神异常”，救助站工作人员担心其口袋有危险品，想了解情况时发生肢体接触
昨日（1月9日），湖南长沙《三湘都市报》报道称，该报记者戴鹏以流浪者身份“暗访”长沙市救助站寻求救助，却遭遇“3人围殴，死缚双手，死摁双脚，膝盖顶头部”，最后戴鹏告饶，在“自愿放弃救助”表上签字按手印才得以离开。
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报道，9日下午，长沙民政局向30多位媒体记者公布了救助站当时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前一段时间，卧底记者戴鹏与工作人员并无纠缠，当时的窗口接待员吴婷婷解释，当时正在一步步走救助程序。之后，戴鹏与保安等扭在一起，并被按在地上。吴婷婷说，主要原因是当班医生和保安怀疑对方鼓起的裤袋有危险品，检查时遭遇强烈反抗，保安恐伤害工作人员将其控制。
昨晚，长沙市委宣传部发布通报称，戴鹏自被护送入站到自行离站约30多分钟，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按程序对其进行身份询问和信息确认，在询问其信息未果，并见其情绪失控，疑似精神异常又担心其口袋有危险物品的情况下，工作人员考虑到救助站其他人员的安全，想了解其身体携带是何物而他又不同意的情况下发生肢体接触，但工作人员没有违规行为。
多次致电救助站无人回应?
留守者忙做饭查房无暇顾及
《三湘都市报》报道称，7日晚9时55分，戴鹏以流浪者身份被民警和市民送往位于窑岭的长沙市救助站。在此之前，从当晚9时38分起，曾有市民拨打长沙市天心区救助站电话，希望能为戴鹏提供救助，但在拨打的10个电话中，8次是占线，两次无人接听，无奈之下市民于9时44分拨打110救助。
昨日下午，天心区救助站一名工作人员称，当晚长沙天气寒冷，救助站10余名工作人员，除两三人留守，其余都上街巡查，看有没有露宿街头的流浪人员，对其进行劝导，对于那些不愿意来救助站的流浪者，还要去给他们送食品和御寒的衣物。至晚9时，救助站来了10余名求助人员，留守人员也忙于做饭，查房，可能无暇顾及打来的电话。
三名工作人员围殴暗访记者?
不存在“缚手摁脚，膝盖顶头”
《三湘都市报》报道称，当晚10点30分，证实记者未饮酒后，长沙市救助站同意提供相应救助。约五分钟后，送戴鹏到救助站的民警离开。
工作人员问戴鹏“你叫什么?住哪里?”因改扮的是聋哑流浪者，戴鹏未回答。工作人员几度询问未获答复。此时，他们注意到戴鹏的左手，“把东西掏出来!”戴鹏未做反应。一工作人员突然冲上来，将戴鹏双手束缚。接着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冲上来摁住戴鹏。
眼见殴打可能升级，戴鹏呼救：“救助站不能打人的……”一工作人员一边说：“不打你。”突然拌起戴鹏的左脚，将其摔在地板上。随后，两名工作人员将趴在地上的戴鹏双脚死死摁住;另一名工作人员用膝盖顶在戴鹏脖子上，脸贴地砖。
昨晚，长沙市委宣传部通报称，因当时戴鹏由民警护送到救助站，根据以往惯例，只有特殊对象(精神病人、智障人员、肢体残疾、未成年人等)才由民警护送到救助站，当时护送到站的民警多次询问其身份也未问出什么结果，且是按无名氏交接的，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看来，此人可能有特殊情况。所以当其情绪激动地走向窗口接待办公室门边，工作人员发现其裤口袋鼓囊得很大又不说自己随身携带何物品时，工作人员因担心其携带的是危险物品，出于保护在站的其他求助人员的情况下，才无奈上前制止可能发生的过激行为，在其左右两边抓住其双手，想让其将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并未出现记者所描述的围殴、死缚双手，死摁双脚，膝盖顶头部等行为。
工作人员不让记者放弃救助?
救助站认为戴鹏是特殊对象
《三湘都市报》报道称，当戴鹏表示不接受救助，并引述国家规定“受助者可自愿放弃救助，救助站不能限制流浪者人身自由”后，遭到工作人员拒绝。
对此，通报称，因为前述理由，救助站工作人员认为戴鹏是特殊对象，根据规定，为确保其安全，特殊对象不能自行放弃救助或离站，而是需与其监护人或当地政府联系确认后，才能由家人接返或由救助站护送返乡，工作人员是按工作程序办理，并未违规操作。而且也并未说“现在想走?晚了!”
后来该记者看到不能离站，才告知其父亲的电话号码，在工作人员与其父亲通话并确定其是具有正常行为能力的人后，工作人员给其办理了手续，并让其离站。
站内有老人手脚被捆并呼救?
老人精神异常已被送医救治
《三湘都市报》报道称，据戴鹏目击，在救助站地上放着的一副担架上，躺着一名老年流浪男子，双手被麻绳反捆在背后，小腿处被胶带绑在一起，只能半仰着身子呼救。当戴鹏问他是否挨过打时，老人点了点头，其后不知所踪。
对此，通报称，该老人姓李，51岁，广东人。7日晚由一名警官护送到救助站，警官填写的引导护送情况注明此人为精神异常，且护送来时已将此人捆绑，捆绑并非救助站所为。当时护送来站的警官称该人在外面咬了他一口，有暴力倾向，为避免其伤害他人，所以才将其捆绑并用担架送到救助站求助。后经精神病医院驻救助站医生诊断，此人系精神异常，根据医生安排，直接送精神病医院医治。记者来时，此人正等待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救助站当班工作人员称，记者当时看到工作人员将老人护送上了救护车，并询问了老人要去哪里，而工作人员也告诉了记者老人将送到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但记者却报道称老人不知所踪。
■追访
卧底记者：将进行伤害鉴定
“说实话，当时确实也想到了可能走不出这个门，因为我身上没有携带任何通讯设备可以求救的。所以当我被打倒在地的时候，满脑子是想怎么先出去……”昨日16时许，卧底记者戴鹏在接受微博访谈时称，会对自己遭受的伤害进行鉴定，并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
戴鹏称，决定去救助站做卧底，是因为想更真实地体验城市流浪者在救助站的感受和心理。在被殴打之前，对方没有任何的吃住安排，只是一再逼问他的姓名、家庭情况和联系方式，然后就进行了殴打。
“我从开始一直扮演的是一个聋哑人流浪者，在我被打倒在地之前，从未开口说过一句话。”戴鹏说，如果对方否认殴打，会公布当时打人的监控视频，而见报内容也只是整个采访的一部分。对于围殴者的身份，戴鹏称正在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自己也会继续进行调查。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太凌
[新京报]
相关评论
施暴还拒不道歉，救助站哪来的权力
救助站面对的绝大多数是需要帮助的弱者，而非潜藏的危险分子，何必对被救助者处处提防？
记者卧底长沙救助站自曝遭围殴后，引发关注。事后，受伤记者被诊断为轻度脑震荡，左脚软组织挫伤。救助站回应称，肢体接触属“临时约束性措施”，并现场公布受伤记者电话。而据民政部门证实，另一名流浪者在救助站曾被捆两个多小时。
长沙救助站对暗访记者施暴，却拒不道歉，不仅公布私人电话，置他人隐私于不顾，还拿出“临时约束性措施”做挡箭牌，实在令人愕然。把人双手死死束缚，摁在地上，所谓“临时约束性措施”明显是对他人身体的侵犯，救助站何来这种强制权力？
长沙救助站解释，“工作人员发现其裤口袋非常鼓囊，怀疑藏有刀具或其他违禁物品”。不过，一支小小录音笔装在口袋里，情状有那么夸张？退一步说，即便有被救助者口袋鼓囊，救助站也无权把人摁倒在地，在没有明显的人身威胁下，仅凭自己的猜测，就断定他人有危险性，用暴力手段将其控制。这早超出了正当防卫的范畴。
“临时约束性措施”的行事思维，令人骇然。这种逻辑之下，不禁让人担心，有没有更多被救助者，成为暴力的受害者？在长沙救助站的思维里，似乎看不到敬畏他人自由和身体的意识，看不到权利、尊严等字眼，有的只是居高临下的管理者心态。一个救助站作为服务机构，怎能将受救助者当成可疑的犯罪者？
得承认，救助站面对的人群复杂，可能确有暴力威胁的人藏身被救助人群当中，对于这一问题，当有严谨的甄别程序，由专业人员参与，而不是让救助站人员恣意而为，更不能容忍在其过程中，有非法妨害他人自由和侵犯他人身体的行为。救助站面对的，绝大多数是需要帮助的弱者，而非潜藏的危险分子，所以，对于每一个被救助者，都应展现善意，而不是处处提防。
长沙救助站施暴事件，并非偶然。2003年收容遣送废除后，救助制度新立，由于过程比较仓促，加之此前毫无经验，所以救助制度的设计，做得并不周密。例如救助站的工作规范不够严格，公民权利保障空有口号，而缺乏机制支撑，救助站的运作也很不透明，一个救助站日常如何对待受救助者，公众无从知晓和监督。一些救助站私底下胆大妄为，底气正在于此。
记者卧底救助站遭施暴，老人被捆两个多小时，这种事情绝不能不了了之，长沙救助站不认错，长沙民政部门，有责任介入调查，给公众一个说法。与此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当看到，救助站救助的是弱势人群，他们多没有维权意识和能力，所以，加强救助程序的规范，让救助站透明运作，接受外界的监督，才能确保救助服务不变形走样，实现救助制度的服务初衷。
□韩涵（媒体人）
[新京报]
莫让救助站成流浪者的“恐怖之旅”
每个人都不能被随意侮辱或伤害，更何况是本应提供温情的救助站？
流浪者为何不愿去救助站？日前，湖南一家媒体派出一名记者，以流浪汉身份全程体验救助站的生活。不料，该记者被送进长沙市救助站几分钟之后，即遭遇救助站工作人员的拷问和围殴。死缚双手，死摁双脚，膝盖顶头部……随后，这名记者在一份表格上填写了“自愿放弃救助”，并签名、摁手印之后，才得以结束了这一次“恐怖救助”之旅。
昨日，长沙方面回应，记者被殴主要原因是当班医生和保安怀疑对方鼓起的裤袋有危险品，检查时遭遇强烈反抗，保安恐其伤害工作人员，将其控制。
长沙方面的回应似乎只是强调，这只是一个个案，而不是对待流浪人员的常规方式。然而，这样的一面之词，难以服众。
仅仅是因为怀疑对方鼓起的裤袋有危险品，就可以强行检查，将人绑缚起来殴打、并限制人身自由吗？那么，他们又该如何解释，那位同时在救助站被缚双脚的老年流浪者？又当如何解释，让记者在表格上填写“自愿放弃救助”？
长沙方面简单的回应，并不能消除救助站暴力对待流浪者的印象。相反，倒是这篇暗访报道，更让公众了解了一些地方“流浪汉不愿去救助站”的真相。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救助站的新闻不少，多个城市为何有人会冻死街头，一些救助站为何不仅没有成为流浪乞讨人员暂时歇息的中转之所，反而被视为人人避之不及的畏途。究其原因，从这篇报道中或许可见一斑。
《收容遣送办法》虽在2003年就废止了，但很多城市的救助站，依然沿袭了收容遣送的管制型思路，并没有真正转向公共服务。长沙救助站的暴虐或许只是极端个案，但这也提醒着一种现实的存在：孙志刚事件之后，打死人的制度废了，但暴虐的现象还在。一些救助站并没有将救助理解为一种政府必须提供的、可选择的帮助。
制度改变了，但是，一些管制者的心态和理念并没有改变。他们习惯于管制，而不喜欢服务，他们习惯了用拳头对待流浪者等弱势人群，而拒绝伸出手掌服务大众。
在城市流浪乞讨的人员应该受到尊重和善待，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他们有接受救助的权利，也有不接受救助的权利；在接受救助的时候，他们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也不能因为救助而被暂时搁置。每个人都不能被随意侮辱或伤害，更何况是本应提供温情的救助站？
要之，流浪者“恐怖救助”之旅如何终结？一方面，城市管理者需要认真对照法律法规的精神，反思自己的行为，必要的时候，有关部门还要严肃问责，以矫正相关工作人员的不当、甚至是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城市乡村的综合治理出发，摒弃以往相沿成习的管制思路，以开放的视野看待城市里的流浪乞讨现象，并从根本上着力消除贫困，以减少流浪乞讨现象。当然，对于一小部分习惯流浪乞讨的人员而言，尊重并善待也并非不可以。
就此事而言，还需有关部门介入调查，还原真相。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