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无法绕开的问题
7月初，武汉电视问政。面对关于某居民区附近“三无”搅拌站问题的追问时，该市建委主任王立颇感紧张。王立被要求回答“该不该搬”。“如果没有资质必须搬走”，王立说，建委已下停工通知，他承认负有管理责任。赵振宇追问道：“为什么下了通知，它还敢办？如果你就住在那个搅拌机旁边，有何感受？”
王立握着话筒说：“作为一个公民，生活在那个区域肯定是不高兴的。我给周围老百姓道歉，是我们工作不当。我们改进吧。”当晚，执法人员赶往该搅拌站。两天后，武汉市全面排查“三无”搅拌站。
在各地风生水起的电视问政图景中，现场提问、官民互动无疑是一大看点。场内观众提出的“麻辣”问题吸引场外观众的眼球。这种群体性情绪形成的舆论磁场，颇似民众对官员的“质询”。
这种“质询”，事实上是创造条件让群众监督政府，拷问着官员的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正如洛阳广播电视台《百姓问政》节目主持人丁禹森所言，百姓需要的不是节目，而是一种有效的沟通。
电视问政作为舆论监督，公众关注的是曝光问题与行政效能；作为行政监督，官方更在意电视问政的沟通效果，对官员的触动，以期改进作风。
有人担心，这种电视问政能走多久？电视问政往往体现主政者的施政个性和风格，有着十分鲜明的行政痕迹，会不会从一时热闹到审美疲劳？
有网友评价说，电视问政可能还是秀大于问。在各地举行的电视问政中，有的演变成一场主持人的个人秀，市民问政的场景太少，观众提问的机会太少，“怎么看都像是主持人一个人在问政？”洛阳市监察局局长姜涛说，“如果把问政的主角交给现场观众或场下观众，有些话让真正的百姓去说，主持人只起穿针引线的角色，这才是百姓问政”。
电视问政轰轰烈烈的同时，人们开始冷静思考：能够“马上就办”、“明天就改”的事，为何要等到问政？一些官员开始遭到现场嘉宾和观众的反问：“电视问政之前干什么去了？”对政府来说，主动负责比事后问责更重要。
还有人质疑，为什么庞大的行政体系一遇到问题、难题，就出现“梗阻”？比如说，像死人领3年粮补，“退休”村干部向村民摊派养老钱，花费百万的水渠成摆设这类问题，有的在县级层面就可以解决，有的是一个科长的职责，为什么非要厅长在电视中表态才能解决呢？为何需要动用如此密集、高端的行政资源？关键是行政程序要动起来，形成彻底解决问题的正常机制。
“我们不可能天天电视问政。”据武汉市委透露，正在研究建立常态工作机制，使相关部门能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迅速主动地解决问题。
不过，网友们支持电视问政，相对于网络问政，电视问政组织化程度较高，处于可控范围内，且策划精细，问答理性有序，无疑是一种舆论监督的好形式。
但是，如何保持电视问政的经常化，如何从行政主导走向舆论主导，如何从主持人问政转向百姓问政，如何跟踪电视问政的承诺，如何避免“口水秀”，是电视问政无法绕开的话题。(田必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