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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在西安租自行车要多交押500元押金 广东取消流动人员治安联防费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08-02

 

外地人在西安租自行车 要多交押500元押金引质疑

  南都讯近日有报道称,西安经济开发区公共自行车项目正式启动,外地居民办理自行车租赁卡需要交纳700元押金,本地居民却只需交纳200元的押金。对此,许多网友质疑:为何外地人租车要比本地人贵?8月1日上午,项目运营方西安精健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就此作了回应。

  这位负责人介绍,一年前,西安市经济开发区开始试点运行自行车租赁业务,这一试点项目属于政府主导,国有企业来运行的一个公益性行为。

  西安精健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规定,本地居民持有效证件,出具单位或社区证明,签订《经开区公共自行车租用协约》后,花325元即可办理租赁手续,其中200元为押金,100元为资金费,25元为卡工本费;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员需持有效证件,缴纳825元才可办理使用卡,其中700元为押金,100元为资金费,25元为卡工本费。租赁的收费标准是1小时内免费,1至2小时收费一元,2至3小时收费2元,3小时以上每小时收费3元。

  这位负责人表示,“收取押金的主要目的是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有网友质疑,为何外地人员收取的押金远高于本地人?这位负责人对此解释:“这主要是从自行车损坏被盗方面考虑的,本地人如果损坏丢失自行车,通过身份证、户口簿很容易就能找到人,但外地人流动性强,一旦自行车损坏或丢失后,不容易找到他们,所以只能用提高押金的办法减少损失,700元押金就是一辆自行车的成本价。”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随着公共自行车规模扩大,外地人口使用公共自行车也随之增长,他们正在考虑制定一个新的方案和标准,新的收费标准对外地人口和本地人口的收费尽量保持一致。新华网

    [南方都市报]

 

广东取消流动人员治安联防费 曾是打工仔梦魇

东莞叫停“治安联防费” 曾是打工仔梦魇(图)

对于过去19年在东莞的外来人员而言,半夜被查证收费是一段深刻的生活体验。 本版图片均为苏仕日摄

南方日报讯 (记者/牛思远 实习生/陈思勤 通讯员/岳佳综)昨日,省物价局官网发布消息称,为落实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做好“十件民生实事”,根据《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近日该局与省财政厅联合发出通知,自2012年8月1日起取消流动人员治安联防费。面向其他对象征收的治安联防费仍按《广东省群众治安联防组织的规定》执行。

流动人员治安联防费主要是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收费。1990年省政府发布《广东省群众治安联防组织的规定》,其中第12条规定,群众治安联防组织向受益单位和个人收取治安联防费的标准,必须经过当地物价部门审定后,报请市县人民政府批准。2003年,经省政府同意,省物价局《关于对暂住人口收取治安联防费问题的复函》规定,在2003年2月1日前已经向当地居民征收治安联防费的地方可按每人每月不超过2.5元的标准向居住半年以上的暂住人口收取治安联防费,以前没有开征或已经取消的,不得新开征或恢复开征。

据了解,该项收费主要用于群众治安联防组织及其成员的活动经费和经济报酬,治安联防队员在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中致伤、致残或死亡的,其所需要的治疗费、生活补助费和抚恤经费。流动人员治安联防费取消后,为保障群防群治工作的正常开展,此次通知中,省政府明确规定,治安联防费纳入地方财政的统筹安排,收取治安联防费不足支付治安联防队员工资和活动经费的,由当地财政予以适当补助。

此次取消流动人员治安联防费,对于政府转变服务观念,减轻流动人员负担意义重大。按2011年该项收费征收金额测算,取消流动人员治安联防费,预计可减轻流动人员负担约6亿元。

东莞叫停“治安联防费” 曾是打工仔梦魇

南方日报05月31日报道:◎<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暂住证捆绑联防费的做法可能是很多新莞人的恐怖回忆;治安联防费由治安员代收的规定,也让收费乱象丛生;而庞大收费资金的收支流向,以及关于收费合理性的争议,也始终让治安联防费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面纱

◎事实上,对于拥有上千万新莞人的东莞而言,取消治安联防费的意向早已在决策层中萌动。去年起,东莞中堂镇率先取消治安联防费,却面临诸多非议,“呼声高涨、行政作为却畏手畏脚”的局面也随之出现

◎去年8月,广州宣布取消治安联防费,东莞相关局办认为,取消的时机到了!在各方看来,取消该项收费都是恰逢其时: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这是具备实际意义的减负;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传递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政策导向

◎东莞停收治安联防费对市财政没有影响,但是对镇街财政会有一定影响。因此在正式文件没下达前,部分地区出现了赶“末班车”收取治安联防费的现象

治安联防费

■链接

东莞的治安联防费从1993年开始收取(一开始称“治安管理费”,2010年8月才改称“治安联防费”)。

当年东莞市政府办发文明确提到,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创造一个安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决定向社会收取社会治安管理费。具体的收费标准为:常住、暂住人口每人每年缴交30元。

此后,治安联防费一度于2002年取消,次年又开始复收;费用则在经历上调后,从2003年起回落到每人每30元。

本月17日,东莞市长袁宝成在一次会议中称,东莞将取消企业治安联防费。一周后的24日,东莞市政府正式发文,东莞将取消流动人口治安联防费。一前一后,意味着在东莞施行了19年之久的治安联防费,或将宣告终结。

政策松动的背后,是一部新莞人的漫长回忆。19年来,无数收费以及被收费对象,治安联防费对于他们都是一段深刻的生活体验。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东莞城市化的向前推进,农村向社区的不断演化,治安联防费的终结似乎是历史的必然。正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所言:“治安联防费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策产物,取消是早晚的事。”

梦魇已了 从打工仔打拼到老板,治安联防费“如影随形”

世事如烟,几度苍黄。如今已是一家工厂老板的谢军,谈起治安联防费,仍然“印象深刻”。

1996年,谢军在东莞市长安镇一家工厂工作。有天夜里,他独自在街上散步,碰上了治安队员检查。

谢军说,他当时知道要交治安联防费,但一直觉得不合理。“让纳税人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不是政府本就应该做到的么,为啥还要另外交钱?”谢军当时就有此质疑。

但他拗不过治安队员的检查。由于未办暂住证,也未交治安联防费,谢军被要求去派出所走一趟。他动手反抗,结果被一名治安队员摁住踢了一脚,他想着,眼前反抗必然吃亏,只好“妥协”。谢军当时身上并未带钱,后来通知朋友来派出所交了100元钱,这里包括办暂住证的费用和治安联防费,“但是具体是怎么收费的,他们也没说清楚。”

次年,也是一个夜里,谢军再次被治安队员“造访”。彼时他已成了一家工厂的经理,和20多名同事住在一栋出租楼。治安队员前来查证,结果有10多人没有暂住证,所有人都没交治安联防费,治安队员要把他们都带走。

但是,谢军和他的同事们坚决不肯走,双方火气很盛,差点打起来。最终,治安队员“妥协”了,无功而返。这是谢军唯一一次成功拒缴治安联防费的经历。

此后,谢军结婚了。巧的是,他的妻子也有类似的遭遇。几年后,谢军开了工厂,做了老板,仍旧被治安联防费所困扰。当时,除了要交个人治安联防费,谢军还得为他的工厂交企业治安联防费。

但是谢军坚持两样都拒缴。“最后,他们又动了半夜抓人的招。”谢军说,某天夜里,他的10多名工人被治安队员从厂外的出租房带走。谢军无计可施,只有去派出所交钱赎人,连带着交齐了1000多元的企业联防费。

谢军说,他办厂10多年来,几乎每次都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去交治安联防费。

谢军的经历,应该是上千万东莞外来工的集体回忆。在他们印象中,这笔费用常常和暂住证、居住证一起捆绑收费,有时甚至是以暴力手段强制收取。夜半砰砰的敲门声,犹如挥之不去的梦魇,构成了他们回忆中不甚美好的一部分。

时间一长,躲避治安队员查房的场景,固化成了一个生活影像。打工诗人郑小琼把这写进了她的散文《铁皮房》,其中如此描述:“治安员在门口大声叫喊证件证件,我吓得蜷缩在床上,不敢大声地出气,心直跳动得厉害,我用手紧紧地揪住被子,紧紧地揪住。”

东莞市政协常委、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创办人何镜清表示,治安联防费收了这么多年,主动愿意交的人不多,很多外来工是不敢不给,因此反而造成了很多积怨。他认为,治安联防费的收取与治安好转并无联系。“钱是收了,治安却没管好,没有起到什么历史作用。”

林江则认为应该“一分为二”看待:这项收费是特殊的历史产物。在农村自治的早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民对于治安的追求,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在长期的征收中,确实也出现了很多乱象,比如捆绑收费、暴力收费、欺行霸市等。

难题又生 收入与前途都不明朗,治安员“心病”难以消除

根据规定,治安联防费可由公安部门直接收取,基层治安员承担起了绝大部分征收任务。今年43岁的常平本地居民陈剑加,从1992年起就进入常平镇金美派出所,成为该所一名治安队员。入职次年,代为收取治安联防费便成了他的工作任务之一。

“当时的外来人口多,经济活跃,生意好做,收取治安联防费无需花费多大的精力。”时隔19年,如今的陈剑加回忆第一次收取治安联防费时的情形,已经印象模糊。他只记得,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把派出所的相关通知送到当事人手上,通知他们什么时间内,到派出所里面交费。“由于有相应的收费政策文件作为依据,收的钱又不多,因此,收到通知的人都很配合。”

这与多数外来工的记忆颇为不同。在打工者眼里,治安员多数“面目可憎,嚣张跋扈”。

陈剑加说,事实上,治安员的日子并不好过。多年来,待遇低,社会地位不高等因素,造成治安队人员流动频繁。结果,治安员队伍里留下的大都是像他这样的本地户籍人员。“这部分人多少有些物业等其他方面收入,从事治安员工作只是一个补充,因此相对比较稳定。”

随着治安联防费的取消,对于今后收入会否减少的担忧,成了不少治安员的一块“心病”。“这个担心也没用,反正上面怎么规定,我们照执行就是了”,陈剑加还能做到淡然,但外地人、本地年轻人,已经对治安员工作丧失了兴趣。以陈剑加所在的金美派出所为例,该所满编的治安队员应该有77人,但目前只有68人在上班,还有9人没有招到。

取消治安联防费后,将对财政收入造成一定缺口。但东莞市财政局表示,东莞停收治安联防费对市财政没有影响。

东莞市财政局直属分局局长翟才善去年就表示,东莞全年可以支配的一般性财政收入是200多亿元,每年1.2亿元的治安联防费,相当于0.5%。“这个数字对市财政肯定有影响,但是压力不是很大。”

根据东莞市财政局提供给南方日报的数据,近5年来,东莞治安联防费收取趋势一直比较平稳,全市治安联防费年均收入在1.3亿元左右。2009年和2010年,市财政对公检法司投入分别为24.46亿元、26.6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16%、8.8%;大部分镇(街)对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投入占本级财政收入10%以上。数据表明,在综合治理工作经费的组成中,治安联防费所占的比例并不高。

受到影响的是镇一级政府。早在去年4月25日,东莞就发文取消了治安联防费定额上缴市财政的规定,也就是,治安联防费由镇一级收取的同时,所有费用也由镇财政支配。

从目前来看,东莞市镇两级政府将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等方式统筹应对、弥补缺口,已是一种共识。但是具体的方案,仍没有出台。治安员们心头的阴霾,也迟迟难以挥散。

伺机而动

取消收费“东风”来了,政府迈着“小步调”前进

“其实,东莞酝酿关于取消治安联防费的想法,已经很久了。”东莞市财政局的相关负责人称,“但毕竟有省里的文件在,作为地级市不能随便说取消就取消,这要等待时机。”

去年,东莞中堂镇率先暂停了收取治安联防费,但吃“头啖汤”的滋味并不好受。中堂镇的经济述评排在东莞中游,因此创新之举反而招来了“爱作秀”、“出风头”等质疑声。此后由于种种争议,中堂将“取消”改称为“停收”,当地政府也对此变得讳莫如深。

直到去年8月,广州宣布取消治安联防费,让东莞相关局办认为,取消的时机或许到了。负责制定方案的东莞财政局一负责人称,从目前来看,珠三角一体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广州这么做了,东莞也可以把这事提上日程表了。

尽管如此,政府的步调仍然“谨小慎微”。截止目前,东莞取消收费的镇街,在中堂以外只新增了南城。

作为落实此次“取消流动人口治安联防费”任务的责任单位,东莞市物价局回函称,治安联防费是“省定项目,市定标准”。“该项的收费立项或者取消收费权限在省人民政府,东莞市或者镇街都无权取消收费,但是东莞可以提出来停征。因此,市物价局已经提前会同几个部门向市政府提交了相关的申请。”

东莞市物价局局长梁凤鸣也表示,对于个人的流动人口的治安联防费的取消,要等待省政府正式下发文件再执行。“省里要求今年一定要实施的,我们东莞也一定会对接的。”

全市取消收取治安联防费的具体的时间表仍未确定,但不管如何,“风声”已经透了出来。对于施行了19年的治安联防费进行功过评价,或许能够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减轻社会负担提供一个较好的镜鉴。

林江认为,取消治安联防费具有标志性意义,表明政府在不断探索降低或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据我所知,除了治安联防费,外来工身上还有一些公共服务仍在收费,或者部分镇区变相在收取。比如某地要盖个影院或者学校啥的,就会向企业征收每人每月50元不等的‘人头费’。虽然是企业支出,实际上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摊派到工人的工资里。还比如非本地户籍的居民,还在出择校费等,这些不合理的收费,都希望能尽量减免,为外来人口减轻负担。”

事实上,对于基层派出所而言,代收了这么多年治安费后,早有“倦意”。金美派出所所长陈润全坦言,“取消了反倒不是坏事!”一直以来,基层派出所负担有督促相关人群按时上交治安联防费的任务。该费用取消后,派出所相应的工作负担会减轻。据他估计,每年在协助社区收取治安联防费这个事上,占去了派出所全年1∕20的工作量。

或许,有的故事终结了,有的故事还远未结束。

●南方日报记者 朱晋 李书龙 方镇彬 策划统筹:南方日报记者 王军

延伸阅读:

收费混乱 不少人选择躲避缴费

不少在广州从业的外来人员都表示,之前被收取的治安联防费非常混乱,有的地方收每年30元,有的收35元。在广州从业4年的刘先生称,他交了两年的治安联防费,感觉不正规。

"来的头两年,因为要交这个费,我看查得不严也就没办暂住证。后两年住了两个地方,办证交过两次钱,但都不一样。"2010年时,他住客村时收了35元费用,具体是什么钱对方没明说;而2011年住到天河村来,续办时就收了20元,也没明说。不过前两个月当他去重办新证时,对方就已告知不用再交治安联防费了。

"2010年广州亚运会时查得特别严,我住的村子口都有人查证,那时又去交了费。"租住在棠下的任先生透露,在抽查不严时,他和很多外地同事就都不交费了。"去年我女朋友来广州,证办下来了,但因听说要交这钱至今没拿证,都没关系"。

终于取消

外来务工者大喊"好"

听闻终于正式取消了,不少外来务工人员都表示"大快人心"。

河南籍外来务工人员许先生一月工资2000多元,在广州生活有些拮据。"一年交30元也不多,但外地人就要交,有点歧视的感觉,好像收‘保护费’。"

而同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任先生大吼了一声"好","每次缴费都要工作日去缴,但我们上班族只有周六、周日才有时间,取消了好!"。

    [南方日报]

 

 

 

相关报道

农民工京港澳救人之后


7月31日,京港澳高速旁河西再生水厂建筑工地,李川南躺在床上打电话。床下,放着慰问者送来的水果。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薛珺


7月31日,一位工人展示崔永元请吃饭时给他的签名。

  认为外界的过多关注打乱了平静的生活,带来压力,希望“回归本我”

  从不买彩票的李川南去年在广东打工时,买了一注双色球。

  他说前一晚梦到了5个号码。

  结果,中了5块钱。

  而今年7月21日以来的这十天,他却“做梦也没想过”。

  从工地钢筋工,到“7·21”京港澳高速救人英雄,此后,慰问、奖励和采访纷至沓来。

  面对突然而来的“另一种生活”,这位来自四川农村的23岁小伙坦言,外界过度的关注让人颇不自在。他希望能“回归本我”,回到那个靠自己双手努力挣钱的农民工,回到以前那种人累心不累、平静踏实的生活。

  农民工的“英雄”T恤

  7月31日,丰台河西再生水厂工程项目部,距离“7·21”京港澳高速那处惊心动魄的救人之地仅一墙之隔。

  天依然下着雨,中午时分,工人们穿梭于宿舍和饭堂之间。

  大多数人身着同一款黄色T恤,雨点打湿了衣服,“7·21抢险英雄团队”的红色字样更显深沉。

  由于下雨,没有活儿干,除了聊天,一些工人在宿舍里玩起了麻将。

  宿舍楼二层,李川南正斜躺在床上玩手机。

  房间有四张高低床,李川南住在进门靠窗的那张下铺。床上有些凌乱,电风扇、衣服、被子、烟盒等随处放着。

  床下,有几箱水果以及几瓶还没喝完的绿茶。床头,一箱苹果开箱了,但没吃几个。

  李川南穿着前一天公司新发的灰色工作服,拉链最上方的衣领处,露出那抹亮眼的黄。

  “不想被别人看到,所以找件工服穿在外面。”他说,只是T恤是纯棉的,穿着舒服。

  10天接受三四十次采访

  7月21日,在京港澳高速南岗洼路段,河西再生水厂项目部152名农民工在暴雨中,用麻绳和救生圈救出200余名被困者。

  《京港澳高速农民工勇救被困者》、《农民工雨中救险堪称“中国脊梁”》……一篇篇报道被大量转载后,慰问、奖励纷至沓来。

  项目部所在的久安公司奖励每名救人农民工200元。

  7月28日,慈善家李春平来到工地,给每人送上2000元“红包”,并发放印有“7·21抢险英雄团队”的黄色T恤。

  7月29日,60多位京港澳高速被救人员,来到工地向农民工致谢。

  7月30日,崔永元宴请152名救人农民工,韩红赶来献唱。

  “房里的水果、绿茶都是慰问送的。”李川南说。

  与此同时,各路记者对这些救人英雄保持了持续关注。

  “这辈子第一次上电视,跟记者说那么多话。”一名工人说话时难掩兴奋。

  从没接触过记者的李川南10天内接受了三四十次采访。“可能我救人时脚受伤了,大家比较关注吧。”他笑着说。

  在那次救人中,他的右脚被铁丝扎了两个洞。现在虽拆了纱布,但走路还是不便,发力就疼。

  由于看不到报纸,他并不知道这事儿对自己带来多大影响。直到前几天他和老家的父亲通电话,才知道当地政府已派人去他家慰问。

  一天一包烟的他,之前都是抽5块的七匹狼或5块5的南京。最近几天,他抽上了10块钱一包的红河。

  他说,因为有很多记者来采访,他会主动给记者递烟,“烟太差了不好”。这样双方抽着烟,就像跟朋友聊天说话,轻松点。

  过多的关注带来压力

  尽管不再像第一次接受采访时那么紧张,但对着记者,李川南还是不停地调整坐姿,不时抱歉地说,寝室有点脏,床上太乱,然后拖着还不太利落的右脚,开始收拾。

  遇到不太会回答的问题,他会低下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不知道怎么说”。紧张时,他还是会把双手放在膝盖上,下意识揉搓自己的裤子。

  “你们不在这时挺自在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李川南笑着对记者说,自己平时话挺多的,但现在媒体报道和各种慰问有点多,让人觉得不自在。“我们就是做了一件该做的事情,不希望外界再给予太多关注和压力。”

  也有工人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外界的持续高度关注让他们的心情有点兴奋,但接受采访一多也会疲惫,“同样的话要重复好些遍。”

  工地施工队队长杜金荣说,这些农民工当初救人,是发自良心做的好事,没想过图任何回报。项目负责人孙巧玲也说,大家的未来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来继续创造,应让工人尽快回归平静的生活。

  杜金荣有一个设想,今后如果再有企业或个人送来慰问品和钱财,是否能以农民工的名义把这些财物直接捐给更加需要帮助的人。从昨日开始,项目部已组织部分工人开会,并就是否同意该提议进行签字。至昨日下午,已有10多位工人签字同意。

  梦想凭双手挣钱开店

  面对这10天的“另一种生活”,李川南说,这只是暂时的,“我还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

  因为家境困难,2004年,15岁的李川南开始四处打工。近几年,他每月会存1000多块钱,过年回家时给父亲。

  李春平给的2000元“红包”,他打算买部手机,剩余的寄回家。

  李川南说,去年花500多元买的手机,在救人时被水泡了,回来后虽然用吹风机吹干了,但经常死机。发红包的那天下午,他揣着1500块钱来到杜家坎附近的一个联通营业厅,看中了一款全触屏手机,但因为要价600多,没舍得买。他的心理价位是四五百,“如果家里没那么大的负担,我也想买个好一点的。”

  “从来也没想过救人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李川南说,物质奖励和慰问只是说明对农民工的认可,人还是要凭着自己的双手努力挣钱。

  “上工的时候很累,但人累心不累。”在李川南看来,曾经普通但平静的日子才是他最向往的生活,早上5点起床,5点半上到10点半,下午3点上到7点。回到宿舍后冲凉睡觉。闲时和工友斗地主、打麻将,要不就是开开玩笑“摆龙门阵”。

  他还怀揣一个梦想,干几年存点钱,然后开个饭店,地点会选在广东东莞。店不用太大,主要做快餐和大排档,那样生意也好做一些。

  新京报记者 汤旸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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