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赛尔   2006年8月15日

    跟中国经济发展伟大的“黄金十年”（1927～1937）相对应，中华民族新时代文学创作，在这个时代，曾经走到了辉煌的地步，产生了一大批至今让中华民族自豪的伟大人物。在那个内忧外患、充斥着内战绞杀、区域分裂、军阀土匪横行、外寇虎视眈眈的时代里，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研究、文学、美术、教育等诸方面曾经有过自由发展的时代，进入了一个较为鼎盛的时期，并从此奠定了中国在废除了传统皇家文化为中心的奴才文化之后的新文化特征的。

    那是个伟大的时代。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的确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虽然国内环境那么糟糕，内乱和土匪到处都是，但是，毕竟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陶冶，在有限的几个大城市里，中国的新经济、新文化进入了成熟的时期，进入了自由发展的黄金时代。1949年后，新政权之所以还能较快地搞起来三个五年计划，正是依靠了那个时代建设起来的经济底子的；而新政权之所以能够相对应地在所谓的“建国初期”进入到文化上的一个自身历史发展的较为黄金的时代，并后来发生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提意见”运动，并终于导致了反右运动，彻底抹煞、终结了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开创的良好文化发展局面，正是这个时代一脉相承下来的结果。

    这期间，文学创作上出现了鼎盛的现象。且不论早就名扬四海的鲁迅、胡适这些新文化主将们这个时期更加成熟更加丰满，就是后起的一批晚辈，也在此时进化到了出手不凡的境界的。比如沈从文、施蛰存、刘呐鸥等等年轻的文学后辈，在这个时代，都曾经创造过辉煌。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就是这个时代出版的。1936年8月9日，这部作品出版，迄今已经过去了整整70年了，而其间国家和民族发生的种种悲剧，该有多少跟这部作品作者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这位创作了《边城》这部辉煌作品的作家，却在反右运动之后，再也没有文学作品问世；而在那个黄金时代里，他以如此年轻的资历和雄心，曾经独领中华文化界的一代风骚，甚至还曾经被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关注过。曾经有资料指出，当年的沈从文、刘呐鸥和施蛰存，曾经被瑞典皇家学院关注过，是有一个“差一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说法流传后世的。

    五十年代之后的沈从文，不得不放弃自己心爱的文学创作，转而去钻进书堆和文物堆，去研究所谓的“古典服饰”，正如一位精于搏击的拳师不得不放弃自己心爱的技艺锻炼而去专职绣花一样，这其中的无奈和扭曲，是足以说明很深的问题的。是沈从文江郎才尽了么？不得不去搞点花里胡哨的冷门学问，以图再创辉煌的么？不是的。1902年出生的他，50年代正是经验和学问总成的时期，这个时候假如他继续自己更专业、更富有经验的文学创作活动的话，即使不能超越《边城》的辉煌，但也断不致于江河日下的，不会出现那种“连小说都不会写、都写不出来只言片语”之悲惨境况的。

    他为什么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本行的呢？其实无需多言，就是因为政治的严酷，形势的逼迫，导致他无法畅所欲言，只能是自闭其口，不再说话了。而同时期，却有很多的高人仍然成果迭出的，比如郭沫若之流的人，就直到死，也没有停止所谓的文学创作的——虽然都是垃圾，但毕竟他没有放弃。

    用郭沫若和沈从文作对比，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沈从文没有写出来“舱内一个太阳、舱外一个太阳”的那种“两个太阳”以及“斯大林是我爸爸”那种文字，不是他无能，而是他无奈。深入观察他的这个无奈，其实是可以看出来他的品格的。

    文人该怎么做，才能让人相信你的话，并进而相信你的品格呢？其实就是看你做什么、怎么做就可以了。环境都是一样的，但做法如此不同，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

    是的，就是良心，就是品格。当你被堵住嘴巴不能说话的时候，你为了自身的生存安全，你可以选择不说话的，比如沈从文，就是如此的；即使你不说话，被迫自杀了自己的才华，但总算能保持住自己的心理平衡，不至于在历史上留下耻辱的笑柄的；但你如果昧着良心去搞什么“两个太阳”或者“斯大林是我爸爸”这类的文字，至少说，你连人格都丢掉了。虽然你获得了现实的好处，但是，你真的就能心安理得么？

    我看不见得。1988年默默死去的沈从文，较之于1978年轰轰烈烈死去的郭沫若，到底谁心里更安宁呢？我相信，连自己儿子都死在了自己为之昧着良心而歌颂的强权之下的郭沫若，其安宁的程度肯定不如沈从文的。毕竟，沈从文心里是遗憾，而郭沫若心里的是罪孽。

    从遗憾到罪孽，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正是这点心底里的一点选择，造成了历史上的高下之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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