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3月30日对青年学者陈林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的报道引起了强烈反响，既有红学专家力挺，赞其为红学研究打开了一条新路，也有红学权威告诫，说年轻人不能一味“标新立异”。孰是孰非众说纷纭，学者谭伯牛亦投书本报，对陈林及红学研究发表观点。

　　八十年前，顾颉刚在北京掀动一场史学革命，此即迄今为止余波未歇的“古史辨”运动。支持者称赞他，说他“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反对者则斥之为“勇于疑古，疏于读书”(柳诒徵)，周树人甚至专门写文章，给他取了个“鸟头先生”的绰号，并拿他的相貌特征和口吃的毛病大开玩笑(《故事新编。理水》)。然学术之是非，决非一时毁誉便可轻率定夺，亦不因“伟人”之批驳而有所更变。

　　斯人已矣，其治学方法却历久弥新，被诚实、严谨的后世学者继承发扬。近读陈林先生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未刊稿)，其论证方法俨然有顾公遗范，不禁大喜，故作此文，以为说项。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陈先生的论文，即是“红学”研究中的非常道。陈文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则梳理《红楼梦》前八十回、后四十回的小说时序，证明《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是一个整体，其书作者只有一人；一则根据整理而成的时序推断出《红楼梦》的作者并非曹霑，而是其父曹頫.这两个结论倘然成立，势必动摇乃至推翻百余年来“红学”

　　研究的基础，以故，读者第一反应，莫不瞠目结舌，大摇其头，与前人初闻顾颉刚之怪论———大禹是条虫、大禹他爸是条鱼———的反应差不多。然如前所述，顾氏研究之价值，究不在于大禹到底是不是一条虫，而在于他使用的方法；陈先生此文的价值，也不在于《红楼梦》的作者到底是老子还是儿子，而在于他“还原”小说时序所作的精彩考证。他用历法数据、八字命理和历史文献与《红楼梦》进行比勘，极具说服力地证明了小说所采用的时间框架就是从1706至1724年这个真实的年代序列。他先根据历法资料推定出元春的寿命和死日，然后，结合八字命理的论断，确定她的生日，并以此为脉络，结合小说文本提供的线索，同时以历史文献和天象历法资料为佐证，还原出小说真实的朝代年纪。于是，陈先生告诉我们，《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一样，都严格遵循同一个时间框架，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是一个整体，应该出自一人之手，而非他人续作。在此基础上，他再拿小说时序比照曹頫的生存时代，“大胆假设”：若《红楼梦》是“一部具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则其“传主”

　　只能是曹頫，而非曹霑。由此，得出《红楼梦》著作权归属的新见。这个考证的方法，决不“荒唐”。因为，既然可以用研究故事的眼光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亦不妨以研究历史的眼光和方法去研究故事。“红学”前辈胡适就这么做过，陈先生如此研究《红楼梦》，也是渊源有自。

　　不过，我要指出，陈先生梳理小说时序固然原原本本，令人信服，但是，仅凭这个理由，以及对脂砚斋(陈先生认为这就是曹頫的笔名)

　　数段文字的解读，便断定作者应当是生存时代与故事发生年代相对应的曹頫，似嫌证据不足，逻辑不顺。窃谓要证明曹頫是作者，除了发现可靠的历史文献，其他证据都只能算是佐证。

　　尽管如此，陈先生的论文并不因此减色。这种基于文本的时序梳理方法，这种用历史的眼光和方法研究文学的努力，无疑为“红学”乃至其他自传性质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鲜有趣的可能性。

　　□谭伯牛(长沙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