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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方: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才生态学与中国可能荣获诺贝尔奖的可操作的具体途径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5-09-05
文/张一方 云南大学物理系，昆明，650091 摘要：基于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极端重要性，在已经提出的人才生态学的基础上，对此进一步进行阐述。然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比较国际上已有的历史经验，讨论中国学者可能荣获诺贝尔奖的方面，并且提出一些可操作的具体途经。
在知识经济时代，各种生产要素几乎可以简并为一个最关键的序参量：人才。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理论最重要的数学特征[1]。此时，在各种基础中知识第一，在各种资源中人才第一，在各种开拓中创新第一，在各种管理中协同第一。由此我们得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理论的四个新的定理[1]：人才创新定理；无中生有定理，这是一个信息转化为物质和财富的无中生有的过程；协同增值定理，它强调新时代网络系统的协同性；持续循环定理。 在人才研究方面,1900-1923年意大利的莫斯卡(G.Mosca)、1900-1916年瑞士的帕累托(V.Pareto)和1936-195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拉斯韦尔(H.D.Lasswell)都进行过“优秀人才研究”。1979年我国学者提出了人才学。它研究人才的成长和发展规律,其主要内容有:人才的解说,人才的发展时期及其特点,人才的发现鉴别和选拔使用,人才的预测等。进一步还有战略人才学、科技人才学、群体人才学、人才管理学等[2]。 生态学首先是1869年由德国生物学家E.Haeckel提出的。它研究生物或者生物群体及其环境的关系[2]。现代生态学已经发展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它主要分为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等[3,4]。生态学与其它科学结合，还发展出各种交叉科学，如进化生态学、数学生态学、物理生态学、化学生态学等。生态学与社会学相结合，20世纪20年代初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和伯吉斯提出，以后由美国生态学家麦肯齐推广的社会生态学，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创立了文化生态学，它研究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2]。此外，牛实为提出了人文生态学[5]；周文臣、严春友和陈洪敏提出了知识生态学[6]。 基于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借用生态学的方法，提出了人才生态学，以研究人才与环境（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关系[7]。由此提出人才生态学的三个基本原理：环境控制原理，相互联系与整体性原理，数量决定质量原理。人才生态学具有金字塔结构，必须允许学术的多样性。基于此，我们指出了某些错误的观念，探讨了中国学者可能荣获诺贝尔奖的三个方面[7]。在此，我们进一步从人才生态学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具体讨论中国学者可能荣获诺贝尔奖的方面，并提出一些可操作的途经。 回首华夏文明，我们总会自豪地想到唐诗宋词。它们不仅必将千古传颂，而且从王之涣、王昌龄、高适的旗亭饮酒听唱诗，到张打油的诗和白居易的诗“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唐宣宗《吊居易诗》都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些都使人深切感到唐时的文化氛围，真是诗风浩荡，妇孺皆知。相应地，唐代也达到中国古代的全盛时期。 当你在维也纳漫步时，从街头演奏到木偶表演，从音乐节的规模到旅游点的介绍，无不弥漫着音乐的气氛。此时，你才会感受到维也纳为什麽能产生出如此众多的音乐大师！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德国哥廷根作为世界数学、物理圣地，不仅充满学术气氛，而且科学家就像以前的亲王一样，受到全城的普遍尊敬。卡文迪许、哥本哈根都因为有一个强烈的学术氛围，而使人才荟萃，反之这又形成了更浓郁的学术环境。这些都令人悠然神往。 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虽然“天才大半是天赋的”，但没有一些起码的环境，“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只能“象一碟子绿豆芽”。因此，人才的培育及诺贝尔奖的获得都需要相应的泥土和基本的条件。金吾伦也认为：应该使科学在中国生根，但是这必须有科学的土壤，要增强科学的气氛[8]。 一般而言，人才生态学涉及社会-经济-人才系统。《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把人才作为一种嘉禾，它与中国传统的三才，天地人密切相关。《淮南子》说：“上因天时（遗传基因），下尽地力（社会环境），中用人力，是一群生逐长，五谷蕃殖”。天地人三方面互相协作，人才就能繁荣发展。 人才生态学总的分为:自身部分,如遗传基因、教育程度等;环境部分,包括生活（物质）环境、工作环境、学术（可以民主自由讨论,具有不同学派）环境、社会环境等。总之,应该形成一个支持、鼓励、尊重人才的生态系统;而不是嫉贤妒能,不是压制、打击新观点,更不是无穷无尽地对人才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 人才培养的基础是普及教育，发展的机制是学术自由，而最高目标是创新。只有普及教育，学术自由才能产生高素质的人才，才能不断创新。而人才之间的竞争必须公平，必须机会均等。其中的序参量，在理论方面可以用投入同样的资金产出多少论文及其质量作为尺度。人才生态学的最大目的是使人才获得最大的保护和支持，从而达到最大的人才产出（包括质和量两方面）。 为了有一个比较优良的学术环境，可以形成一些相对独立的人才生态系统，例如，一些学派、大学区、高新科技开发区等。如果说在后两方面，我们还有所行动，差强人意，那么在第一方面，几乎仍是以一统天下，近亲繁殖为主。中国各地，从大城市到边远小县，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数不清的开发区。是否能多有几个高质量的学术区、科学城，如日本的筑波、俄国的新西伯利亚、印度的班加罗尔等。 人才生态系统可以有不同的结构、功能等各方面。系统可大可小，可以由个人或者团体形成信息、交流、评判、发表、推广、承认等功能。不同的人才生态系统可以形成良性循环：民主讨论，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红花绿叶，交相辉映；而且一代代不断前进，前行者如人梯，似蜡烛，毁灭自己，照亮别人，“落红不是无穷物，化作春泥犹护花”，使人才生态系统百花盛开，万紫千红。或者形成恶性循环：近亲繁殖，互相嫉妒，彼此包庇，共同分赃，甚至自相残杀。 人才生态学中的金字塔结构应该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决定的，特别是由官员或者伪学者决定的。否则，其结果一定是极不理想的，甚至是虚假的和劳民伤财的。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多有几个金字塔。否则，唯一的金字塔如果结构又不理想，就将全功尽弃。 虽然资金和物质是一个良好的人才生态系统的基础，但一种科学氛围，一种对科学的热爱、崇敬和献身精神绝不是与金钱成正比的！古今中外无不如此，特别对于具有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人才更是这样。
对人才生态学系统可以应用数理方法和模型，用计算机描述。在数学方面可以借鉴种群动力学的已知方程，例如用互相消长的Lotka-Volterra模型描述环境与人才的关系；用彼此竞争的模型描述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用互惠共生模型 环顾当今的商品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外贸的不足源于缺少在国际上无人可比的一流产品。学术进步需要人才，经济发展、商品市场也呼唤人才。中国人很多，但相比之下，中国的人才却是太少了！ 社会应该真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风气，而不是膜拜金钱、尊重官位。更糟糕的是，在学术领域中出现官商混杂，涌现像李森科似的政治学霸和唯利是图的伪学者。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花，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自科学的春天及徐迟写了几篇颇有影响的科学家的文章之后，文艺界对此的兴趣似乎已日渐减少。认真反思，歪理邪说盛行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不把整个民众导向热爱科学、尊重人才，社会能自发产生一个十分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吗？ 我们曾论述过中国人的几个劣根性[7]，特别应该克服互相嫉妒，求全责备，彼此扯皮，嫌贫恨富的酱缸蛆特性。这是一种可悲的人才生态环境。如果我们的学者不能摆脱这种劣根性，就永远不可能登上科学的顶峰。它既是一个科学的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素质问题。这既与数千年的封建传统密不可分，又与多年倡导斗争哲学、以政治代替德育相关。 我们还探讨了中国学者可能荣获诺贝尔奖的一些具体步骤[7]，并结合已知的一些资料[9,10]，提出可能的三个方面：１．众矢之的的大问题，如果拼资金，拼设备，我国明显存在不足。２．在中华传统，如经络、特异功能等方面取得可证实的重大进展。３．奇思妙想，导致在特别重大的理论、实验等方面的首创性突破。对此，四平八稳，亦步亦趋（这是一种善于仿造的日本模式，是紧根国际水平的，应该充分肯定的常规行为），是完全与诺贝尔奖无缘的。 在此，我们重点讨论第三种可能性。日本最早（1949年）获此荣誉的汤川秀树就是因为在1934年提出介子理论。以后1965年获奖的朝永振一郎也是因为1943年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理论研究。1953年才加入美国籍的原印度科学家钱德拉塞卡也是因为三十年代系统研究了白矮星而获奖（1983年）。1930年，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亚洲人，印度的拉曼虽然做的是实验，并且文章发表于《印度物理杂志》上，但他却有一个极为良好的小的科学环境。对国力并不强大的欧亚国家，荷兰的洛仑兹、范德瓦尔斯，丹麦的玻耳父子、莫特尔逊，奥地利的薛定谔、泡利，巴基斯坦的萨拉姆，获奖时仍为中国籍的李政道、杨振宁都是因为理论贡献获奖。这些历史都是可以借鉴的。 第三种可能是一些以个人为主的行为，但它必须得到群体、社会的容许、支持、鼓励和承认。我们应大力倡导平等讨论，科学批评，但坚决反对乱扣帽子的无理批判。如果大人物不愿意犯禁忌，小人物又不许犯禁忌，那么永远难以有重大的进展。我们应该有杜勃罗留波夫那样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惩恶扬善，扶正弃邪，发展了十九世纪一代俄国文豪的引路人。 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一定的学术环境，凭智力我们应该有希望达到一个较高的国际标准。以物理方面为例，近二、三十年，中国学者提出的亚夸克模型、泡利原理成立的条件、超光速理论及相对论方面的某些新探索、在一定条件下熵减的可能性等等，都是极有特色的。当然，具体的这几方面只是一种管窥蠡测，必然挂一漏万。有关方面应该有魄力在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经济等方面，每年出几本“离经叛道”的书！ 把十分有限的基金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绝不是合理的和明智的，也是造成学术腐败和缺乏战略眼光的。这将形成科技领域中贫富悬殊的“马太效应”。因为没有一定的数量就无法产生较高的质量。当然，这虽然有若干不足之处，但比多年来用于运动、胡闹、援外及目前的豆腐渣工程、吃喝工程的巨额浪费仍不可同日而语。 这不是解决一个已经有解的技术问题，可以用人海战术的方法。对此是否可以成立一个或者多个松散的学术组织，并有相应的刊物，促进学术的多样性，由有关方面或者几个有远见的海内外华人及企业资助，设立一定的基金，出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新探索丛书（它可以是个人专著，或多人的论文集，可以有不同观点），并为向世界发展创造、提供条件。如此就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国内人才在数量方面集思广益的优势，而投入的资金相比之下将是极小的。 这样，在一、二十年内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一些与诺贝尔奖有关的重大进展。在二、三十年内在理论方面取得若干创新性的重大突破。 世纪回眸，在广布世界各地的十多亿华人心中总有一个学术上的缺憾：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本土中国学者荣获过自然科学或文学诺贝尔奖！虽然已经有六个华裔学者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获得物理或化学诺贝尔奖，但是．．． 世界各国的无数实践都证明，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但愿在21世纪之初，我们能做出一项有远见的决策。“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愿我国学者多一些这样的创新精神，我们的学术环境多一些宽容态度，衷心希望中国的学术权威能够多支持一些有可能荣获诺贝尔奖的项目，以便在新的世纪早日实现对诺贝尔奖的零的突破，以告慰于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先人。“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愿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目标的早日实现尽到一点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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