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6-07-12
本报记者 王丹红
“对一个中国科学家来说，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只是买了一张船票，如果我们能自己打造一艘驶向国际学术界的‘宝船’，也就是自己的精品期刊，那该多好。”
这是一位参加6月8日至9日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召开的“科研与科技期刊发展论坛”的科学家所感叹的，他认为政府花了很多钱做研究，却又要花许多钱搭乘国际期刊的“宝船”，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汤江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负责人，她在论坛结束时发言说道：“我全神贯注地听完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如何打造中国的精品期刊。我认为今天中国期刊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西方期刊已经形成核心效应，有先发优势，它们进军亚太地区，不仅将亚太地区看作市场，更看成研究成果的重要来源地；我国是文化资源大国，却是文化产品小国，我国每年用巨额资金购买科技文献，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西方文献资源，在这个方面是绝对的产品逆差，我们几乎没有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科技期刊，这需要我国有精品期刊发展战略，需要政府、期刊工作者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要用国际的眼光和科学家认可的标准来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品期刊。”
本届“科研与科技期刊发展论坛”的主旨是推动科研与科技期刊的互动发展、探讨科技期刊的发展规律与实践、防范和甄别学术造假，以及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合作等问题。《细胞》主编Emilie Marcus博士，《自然—细胞生物学》主编Bernd Pulverer，《自然》出版集团助理出版人Nick Campbell，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教授、《细胞研究》副主编石运伯等，作大会主题发言。
期待与困境
“基于名气以及晋升职务的考虑，中国顶尖的研究者经常选择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中国却要为了重新得到自己研究论文有限的阅读权而不得不付出高昂的订阅费，这是‘可笑的’制度，既不合情理，也没有必要。”这是在线出版期刊《生物医学中心》的发行人Matthew Cockerill博士所说的。
日本也有类似情况。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理事长冲村宪树在去年9月召开的“日中论坛”上曾经指出，中日两国都是东方非英语国家，但两国最好的科学家都将最好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西方期刊上，日本80%的研究人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到西方期刊上，政府机构对这种局面不太满意，希望两国通过合作改变这种局面。
今年6月，JST理事细江孝雄在北京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改善这种局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针对这一问题，日本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日本应集中自己的力量，在日本国内创办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另一种观点认为，创办日本自己一流的学术期刊非常不容易，因为欧美一流学术期刊已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将研究成果投到这样的期刊会有更大的显示度。这两种观点一直在交锋。
郭爱克院士是神经生物学家，也是国内两份生物物理学期刊的编委和主编。今年6月，他在上海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我是研究人员，也是期刊的编辑，作为研究人员，我当然希望将最好的研究成果投到国际著名的期刊上，但作为主编，我又希望将最好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自己的期刊上，到底是先发论文还是先办好期刊？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李党生研究员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今年初，他辞去世界顶级期刊《细胞》副编辑职务，回到上海，出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细胞研究》的常务副主编。他说，在两个期刊做编辑的感觉确实不一样，主要差距是在来稿的质量上。在《细胞》做编辑时能经常接触审阅世界级的优秀论文，好像每天都在吃大餐，而这样的大餐在《细胞研究》上却很少能碰到。他的梦想是将《细胞研究》办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期刊，他强烈呼吁广大科学家们能够对此提供支持，特别期望我国的科研人员能将优秀成果投给我们自己的期刊《细胞研究》。
挑战扑面而来
正当中国科技期刊努力走向世界时，国际学术期刊出版集团也已经走入了中国。
“以前，西方出版集团将亚洲—太平洋地区视为其期刊的‘出口’市场，今天，随着该地区经济的增长和投入科学研究经费的增加，它不仅成为日益扩大的市场，也是重要的期刊科学内容的来源地。”《自然》出版集团亚洲—太平洋地区助理出版人兼执行主编Nick Campbell博士说，他分析了亚太地区科学出版的市场特点，并透露了自然出版集团在中国的新举措。
Campbell说，亚太地区有着悠久的科学出版历史，特别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但语言、经费等原因阻碍了该地区的期刊成为世界著名期刊。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该地区的科学事业蓬勃发展，成为科学出版业关注的重要目标。特别是中国，在过去15年间，中国研究人员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大大提高。国际科学出版集团在亚太地区的活动日益增加，规模逐渐扩大。比如，全球著名的John Wiley出版集团在新加坡设立了办事处、德国Springer出版集团与中国科学出版社建立了伙伴关系，《自然》出版集团将设在东京、中国香港和墨尔本的办事处合并，在东京成立了亚洲—太平洋地区《自然》出版集团。
《自然》出版集团在亚太地区的最新计划是与该地区重要的科学和临床机构建立伙伴关系，第一个合作例子就是与上海生命科学院共同出版发行《细胞研究》。但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事，《细胞研究》编辑部主任张爱兰女士说：“我们没有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的经验，在合作过程中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自然》出版集团帮助发行《细胞研究》，也在编辑方式上给予帮助，但期刊文章的版权仍属于我们，而且我们拥有绝对独立的编辑权。”
《自然》出版集团还计划创建针对中国的免费在线出版物，专门介绍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发表的最好的研究论文。具体内容是，《自然》杂志的编辑通过浏览包括《自然》杂志在内的科学文献，每月推出30～50篇各学科领域中最高质量的论文，以每篇约300字的篇幅作中英文介绍。
机会在哪里？
“截至2006年2月，汤姆森公司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的Web of Science收录了83份在中国出版的的期刊，其中科学和技术类期刊75种，与1997年相比，这一数据增加了近一倍。”
这是汤姆森科学信息集团信息分析师岳卫平博士在本次论坛上提供的数据。她介绍了ISI选择的标准，其中一项为国际化，也就是说ISI收录的期刊应适当反映全球各地的科学研究，并保持学科领域间的平衡，因此，ISI努力寻找最好的地方期刊。她认为大部分中国期刊是按这条标准被ISI收录的。
岳卫平说，ISI收录期刊的基本标准包括出版时限、国际编辑规范和编辑内容、期刊的国际化程度和引文分析等。而在本次论坛上，期刊编辑的专业化水平和期刊内容的国际化则是备受关注的问题。
世界著名学术期刊《细胞》只有30多年的历史，据SCI数据，它在2005年的影响因子为29.4。《细胞》主编Emilie Marcus博士在上海论坛上介绍了该刊的编辑过程。她说，《细胞》共有8名全职的科学编辑，他们都具有生物医学领域的博士学位，她自己是耶鲁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博士；《细胞》每月平均收到150篇投稿论文，其中约15%的稿件最终会被接受发表，2005年，来自中国研究人员的论文发表率达到20%，中国因此成为该年度《细胞》接受率最高的国家。
相对而言，中国4758种科技期刊（2005年2月统计数据）的状况令人担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杂志部副主任祖广安说，国内个别期刊出现过人为干预期刊数据的情况，曾因期刊自引率过高而被SCI请出门。岳卫平说，80%的SCI收录期刊的自引率低于20%，过高的自引率会影响期刊的声誉。
丁佐奇是中国药科大学《中国天然药物》的编辑，她说：“国内很多期刊的通病是对来稿不能及时处理，甚至连回执都没有。很多作者不得不在寄出稿件一段时间后打电话到编辑部询问。”我国药学期刊的发表时间比国际著名期刊长，“中国药科大学发现数十个新化合物，但其中近80%的论文都流失到国外的SCI期刊上。”她认为：“我国药学科技期刊的从业人员素质偏低，总体上达不到作者群的平均水平，更不能与《科学》编辑部众多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相提并论。”
《细胞》对科学编辑的最低要求是必须具有博士学位。李党生说，一份高水平学术期刊的科学编辑应接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应具有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并有广泛的科学兴趣，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内与前沿科学家对话。
在重重困难和压力之中，中国科技期刊的机会在哪里呢？《细胞研究》是一个榜样。创刊于1990年的《细胞研究》成为《自然》出版集团在亚太地区的第一个合作伙伴，而即将于2007年成为该集团第二个合作伙伴的则是有着75年出版历史的澳大利亚《免疫和细胞生物学》。
为什么《细胞研究》会成为《自然》出版集团在亚太地区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呢？Nick Campbell解释说，因为它是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影响力最高的期刊，其总编辑是上海生命科学院院长裴钢院士，他承诺全力支持期刊的发展；该刊还有一支充满奉献精神的编辑队伍，他们勤奋工作，致力于发表中国最好的研究论文和国际上的优秀研究论文，努力将其办成一份真正具有国际水平的期刊。《自然》出版集团看到《细胞研究》对高质量的追求和它的发展潜力，希望今后与之有进一步的合作。
科技期刊 一个巨大的市场
当中国政府对研究的投入日益增加、中国研究人员在国际学术界的作用日益增大时，国际学术期刊集团纷纷进入中国，它们不仅将中国作为出售其期刊的市场，更是努力吸引中国研究人员将最好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它们的期刊上，再将期刊销售到世界市场，获得利润。
问题是，在中国，科学研究的经费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提供的，科学家做出研究成果之后，我们又需要用研究经费“购买”搭乘国际期刊这一“宝船”的船票，无偿“出售”自己的“产品”，最后还要再花大价钱购买自己的“产品”。
当信息作为产品出售并获得可观利润时，信息产业就形成了，这就是知识经济。汤姆森公司是一家为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信息解决方案的跨国企业，2004年的营业收入达到81亿美元。牛津大学出版社是英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从创立之初的1478年开始就承担学术出版的使命，现在每年出版新书4500多种，年度营业额达5000多万英镑，每年要将利润的30%上交学校，最少不低于900万英镑。
美国《科学》杂志总编辑唐纳德·肯尼迪曾担任斯坦福大学校长，他在所著的《学术责任》一书说：“最近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学术期刊，只服务于相对狭窄的生物医学领域，这种期刊主要来源于欧洲。这种期刊的显著特点是极少发表该领域的‘最好’论文，它们所填充的市场空缺是出版那些不会被《科学》、《自然》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接受的论文，或者是不会被出版特定领域论文的重要学会期刊接受的论文。但这些欧洲期刊所出版的论文基本上都是美国人的工作，这个比例可能高达90%，而它们的市场主要又是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因此，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市场：这个市场进口美国生产的产品，再以编辑和印刷的形式为这个产品增加一些微不足道的价值，然后，又将它们以极高的价格（相比较于所增加的价值）出售给创造研究工作的国家。”
如果说这类欧洲期刊是为美国那些不会被《科学》和《自然》等顶级期刊或重要学会期刊接受的论文提供一个市场的话，那么，今天国际学术出版集团看重的是中国最好的论文，这些论文是由中国政府资助、由中国研究人员做出来的产品，在经过“微不足道”的编辑和印刷加工后，中国又以极高的价格买回自己的产品。如果这些论文都发表在中国主办的国际化期刊上，这又将创造多大的出口收入？
中国4785份科技期刊，你们怎么承担自己的学术责任？
[科学网]
聚焦精品科技期刊工程：路漫漫其修远兮
本报记者 王丹红
到2005年2月底，我国科技期刊有4758种，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科技期刊第二大国；其中期刊语种为汉语的有4548份，占95.6%，英语期刊为173份，占3.6%；
我国学术期刊的平均出版周期为14.1个月，国际上学术期刊的平均出版周期平均为7个月；
我国出版单位平均每家出版1.6种期刊，美国有500多家集团出版3种以上期刊；英国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600多种期刊，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出版科技期刊30多种。
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副部长杨文志列举的一组事实。杨文志出席了6月8日至9日在上海召开的“科研与科技期刊发展论坛”，并作题为《科技期刊发展态势及精品战略》的报告。他指出我国科技期刊目前的特点是：数量多，规模小，条块分割，资源垂直配置；结构不合理，反应迟缓；单位化、人格化、市场破碎、稿源外流；共同体化和国际化程度低；偏离为读者服务的模式；靠版面费支撑的营利模式脆弱等。实施精品科技期刊工程的目的是提高科技期刊质量水平和国家竞争力。
期刊大国问题多
杨文志介绍，科技期刊源于英国皇家学会，有300多年的历史。17世纪初，英国皇家学会等为鼓励科学家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创立了一种激励机制，即要求科学家将自己的成果以书面通报形式寄到学会，学会记录收稿的日期，以确定其优先发现权。曾任英国《发现》、《英国化学工程》和《化学》编辑的威廉·E·迪克斯说：“从17世纪开始，定期期刊是报道新发明和传播新理论的重要工具。我甚至说，假期没有定期期刊，现代科学将会以另一种途径和缓慢的速度向前发展。”
据统计，世界上公开发行的期刊有30多万种，期刊信息约占文献信息的75%，到2005年2月底，我国有科技期刊4758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科技期刊大国。
虽然是期刊大国，但我国科技期刊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说，汉语语境办刊限制了稿件来源和期刊国际化进程，目前科技期刊中汉语刊有4548份，占95.6%，英语期刊为173份，占3.6%；出版机构单位化，研究院所办的期刊有1370份，占28.8%，高等学校办刊1216份，占25.6%，各类学会办刊17.8%；出版市场破碎，我国出版单位平均每家出版1.6种期刊，美国出版3种以上期刊的集团有500多家，最多的出版集团拥有60~80种刊物，约20家传媒集团控制80%以上的期刊市场；出版周期长，近两年SCI收录的总被引频次位居前20名的期刊中，周刊、半月刊占70%，我国科技期刊中只有0.3%的周刊（18份），月刊占27.2%（1295份），双月刊占39.3%（1868），季刊占27.8%（1321份），这种迟钝的反应机制贻误了我国许多科技成果的发布时间，比如在2003年我国SARS应急学术研究发布方面，我国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普遍比国外迟1个多月。
国际化是科技期刊发展的共识
科技期刊是科学交流的重要载体、科学共同体的大门、学术评价的工具，也是科学文化的见证。法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史蒂夫·伍尔在其所著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指出：“科学家们总是在不断追求信用或信贷能力，他们所获得的评价、奖励、荣誉、声望和已占有的科学资源都被看作是某种信用或信贷能力，以此可求得更大的信用。”而科技期刊就是科学共同体的信贷资本。
但杨文志指出，我国科技期刊受到当今学术生态中官本位现象、学术浮躁现象和学术权力寻租现象等的影响，出现了种种异化，比如发表论文成为获取学位、申请经费和奖励等的指标要求，期刊成为权力扩张的工具、人事处理的工具和追逐利润的工具，将为读者服务的目的变成为作者发稿服务，甚至出现花钱发稿现象，人们读论文有时只看期刊名称和落款而不看正文，学术期刊没人看等。
中国科协目前正在实施精品科技期刊工程，目的是提高科技期刊的质量水平和国家竞争力。杨文志说精品工程的着力点在于解决办刊模式，完善办刊要素、建立灵活快速反应的办刊机制，比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篇幅最少的一期有226页，最多的一期有620页，美国《无机化学》每年刊发的期数在24～26之间，《科学》杂志专刊的页幅可能相当于平时的4倍，英国《自然》周刊论文的平均发表时间为12周，而重大发现的论文可能会在3天时间内发表；推进科技期刊的职业化，因为优秀的期刊来自职业化的优秀编辑和期刊经纪人；推进科技期刊国际化进程，改变汉语语境的办刊模式，实现开放办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解决科技期刊低水平重复、学科层次过低等问题。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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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细胞生物学》主编谈不端科学行为
有关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归属问题是科学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1953年4月25日，沃森和克里克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并因此与莫里斯·威尔金斯共同获得了1962年诺贝尔奖，但这一发现主要建立在女科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拍摄的DNA晶体X射线衍射照片上，而颁奖词却未提及富兰克林的贡献。富兰克林被认为是DNA结构发现的“灰姑娘”，孤独、早谢的英伦玫瑰。
2006年6月8日，在上海举行的科研与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自然—细胞生物学》主编Bernd Pulverer说：“有关沃森和克里克与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在DNA双螺旋发现上的归属之争，表明对不端行为的界定是多么复杂的问题：沃森和克里克是在看到富兰克林的数据之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DNA双螺旋模型，两人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但他们将所有的贡献都归功于自己。”但 Pulverer认为，因为同一期的《自然》杂志也刊登了富兰克林的相关论文，沃森和克里克的行为还够不上是不端科学行为。
在本次会议上，Pulverer在题为《不端科学行为：剽窃、欺诈和科学信誉》的演讲中指出，不端行为是科学研究中一种少见但非常严重的问题，科学界有各种措施来防范这种行为，但今天科学界的竞争日益激烈，让科学家在巨大的压力下工作，会导致种种不端行为出现。《自然》杂志共刊登了235篇文章讨论剽窃的问题。他透露，《细胞》、《科学》和《自然》杂志正在商讨成立泛期刊政策联盟，携手打击不端科学行为。
剽窃是老问题
当日本经济开始繁荣时，它也获得了高效“抄袭”西方思想的名声。基础研究的成果是可以共享的，但没有必要非法获取。如今，日本已经成为全球创新的先锋，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了亚洲其他正在上升之中的国家。据估计，目前中国市场上大约一半的软件和电影光盘是盗版。创新是经济长期成功发展的关键，因此，保持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是最重要的问题。——Bernd Pulverer
不端科学行为有多种面孔，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对不端科学行为的定义是：在研究计划、研究工作、研究评估或研究结果的报告中的伪造、篡改或剽窃行为。
Pulverer认为，在科学界剽窃是一个老问题，篡改数据则是新现象。从300多年前牛顿与莱布尼茨有关创建微积分的名誉之争，到200多年前法拉第与戴维关于电灯发明之争，以及20世纪80年代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Luc Montagnier与美国国家肿瘤研究所的Robert Gallo关于艾滋病病毒发现之争，这三个颇有争议的典型案例均涉嫌剽窃。
而“巴尔的摩案”则是20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著名数据欺诈案。巴尔的摩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最初他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在案件中被指控有不端行为的是他年轻的合作者马尼希·卡里。尽管自己没有被指控有不端行为，但巴尔的摩对卡里的竭力保护使该案成为众所周知的“巴尔的摩案”，案件调查时间长达10年，导致国会举行听证会以及“研究诚信办公室”的成立。巴尔的摩的声誉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被迫辞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职务，卡里被处以10年不得接受联邦政府经费资助的处罚。但最终调查证实，对卡里的指控缺乏可信的事实，决定不对她进行“任何处罚”。巴尔的摩在1997年被任命为加州理工学院院长。
最新出现的著名不端科学行为案例涉及韩国、中国和日本等国。2006年初，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因伪造数据等接受检察机关的刑事调查；2006年5月，中国政府调查机构证实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进在“汉芯”系列产品的研制过程中有严重的伪造和欺诈行为，取消“汉芯”项目并收回经费。
眼见不再为实
今天，你可以制作你所想要的任何图片。——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研究员Tom Misteli
论文中的图片应该准确地反映数据，但随着信息技术软件如Photoshop等的出现，篡改数据或图片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成为不端行为的新现象。Pulverer指出，1989年，有关篡改图片的指控占不端行为指控量的2.5%，到2001年，这个数据上升到26%；《细胞生物学期刊》（JCB）曾估计在其收到的论文中，20%的论文含有修改过的数据，今天这一数据可能上升到25%。
Pulverer认为，为了让数据更清楚或补救难看的数据，用图片软件来改变论文图片的某一部分，如色彩、亮度和对比度，这种做法是对图片的美化，会导致对实际数据的误读，但如果用软件来增加新的图像，造成对实际采集数据的表达，那么这种美化就成为作假行为，让图片变成真实的谎言；而蓄意在图片上编造实验中没有的数据则是严重的欺诈行为。
虽然Photoshop并没有发明形象欺骗，但它可以让任何一个普通的电脑使用者成为数码恶作剧者，成为潜在的造假者。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的细胞生物学家Tom Misteli博士指出：“今天，你可以制作你所想要的任何图片。”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计算机副教授Hany Farid说：“如今眼见不再为实，你看到的图片可能大部分是毫不相关的。”他发明了一种数码欺骗探测器（The Inspector Javert）的软件程序，用电脑侦察人眼看不见的“异常情况”。他说：“过去你拿出一张照片，就到头了，因为它就是真相的证据。我们现在就是要试图把过去的状态找回来。把照片真实性的保证找回来。”
为什么
修改图像的动机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您必须要出售一个清晰的故事。——Tom Misteli博士
2006年初，《经验研究与人类研究和伦理期刊》对51位科学家进行了采访，其中约一半的人表示：他们知道有同事在未经授权或承认他人贡献的情况下利用他人观点或思想。
2005年，《自然》杂志对3247位科学家进行调查，以了解他们在过去3年中是否有过不端科学行为，其中0.6%的人说他们曾经修改或“调整”过研究数据；1.4%的人承认曾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的“主意”；15.5%的人承认为了应对基金组织的压力，曾经改变过研究设计、方法或结果。
三份顶级外科学期刊对最近所发表的论文进行检查，在660篇论文中发现有剽窃现象，其中20%的论文中含某种程度的自我剽窃；1000篇以上的文章有“过度重复”现象。
Pulverer列举了不端科学行为的严重后果，比如，事件的公开会损害课题负责人、小组或研究机构的名声；当事人会被学术界驱逐或不信任；论文被撤销、经费被取消；失去公众对科学的支持等。
后果如此严重，为什么还有研究人员铤而走险呢？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Tom Misteli博士在2005年曾经说过：“修改图像的动机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您必须要出售一个清晰的故事。”Pulverer认为，科学研究的初衷是为了寻找真相，但现在研究人员还需要为他们的研究结果展示一个充满前景的未来，因此出现没有依据的假设、夸大、选择性使用数据、美化图片、剽窃甚至欺诈行为。
Pulverer认为，竞争性的研究环境、获得经费的压力、对名声的追求以及操纵数据的容易性是不端行为的主要因素。
各尽其职
逻辑推理、重复实验、同行评议、尊重客观，这一切统统被科学舞弊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成功嘲弄。——《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
1982年，世纪出版社出版了William Broad 和Nicholas Wade的著作——《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书中序言写道：
“按照常理，科学研究应该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尊重客观是科学家工作态度的精髓，所有的科研成果都要受到同行专家的评议和重复实验的严格检查。在这个自我验证的体系中，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错误，都会迅速而毫不留情地受到摈弃。”“逻辑推理、重复实验、同行评议、尊重客观，这一切统统被科学舞弊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成功嘲弄。”“科学家获得新知识，并不单纯靠逻辑性和客观性，巧辩、宣传、个人成见之类的非理性因素也起了作用。”
应该如何防止和鉴别科学不端行为呢？现代的新软件能对剽窃的文字进行筛选，但却无法侦探“聪明的剽窃”，也无法进入所有的文献进行搜索。Pulverer说，作者、编辑、期刊、研究人员所在机构和基金组织各有不同职责，应各尽其职。
论文高级作者应培训和监督下属研究人员，对论文内容全面负责。论文作者应为研究生和博士后提供更多的教育，坚持在数据产生的地方亲眼看见原始数据的出现。期刊应在政策中提出明确规定，强制要求论文作者说明经济利益问题，提高警惕性和公开性，公开反馈意见。审稿人应保持高度警惕，对论文中每种数据的质量进行认真分析、鉴别。编辑应向作者和审稿人提出更明确的指南并将之张贴在网上，结合手工和软件探测工具查明以前发表文章的问题；征询学术界的意见，明确当前的热点问题；跟踪所有有问题的论文。同事和学术界应向当事人发出警告，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基金组织应负责实施调查和处罚。
但Pulverer强调，编辑和审稿人毕竟不是“数据警察”，科学家们应该诚实，未经重复实验验证，论文中的实验条件和许多数据不能被证实有效。
[科学时报]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栓科：媒体的成功就是编辑部的成功
本报记者 王卉
《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特辑的风靡和热销，又一次见证了《中国国家地理》的市场魅力，从《地理知识》走到今天的《中国国家地理》，它被很多业界人士认为是一份运作相对成功的科学杂志。日前，《科学时报》记者特别采访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总编李栓科。
《科学时报》：《中国国家地理》的经济来源是什么？靠什么养活自己？广告、发行还是有拨款，分别占多少份额？经营模式是怎么样的？
李栓科：我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广告和发行。经营模式就是这两条腿走路，两条腿等长。其中，广告占四成，发行占六成。发行能赢利已经是了不起的了。如果说利润构成，广告占大部分，因为发行成本高。
《科学时报》：你们的编辑理念、读者意识、对作者的要求是怎样的？
李栓科：我们的编辑理念，就是做一本科学传媒，给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梦想、有激情、对社会和家庭有责任心的成年人，不管他现在职位高低、财富多少，无论是在大群体还是小机构，他一定是社会的“脊梁”。只有他们会关心一些社会问题，而且有意识地去关注与自己生活、工作或国计民生相关的科学问题。我们要做一本能影响这些社会“脊梁”的杂志。
编辑理念最简单的就是最忠诚地执行“编辑优先”、“内容为王”的原则，决不允许编辑记者从事任何经营活动。编辑部就是花钱的机构，挣钱、赢利有广告部、发行部、会员部、俱乐部、市场部等这些部门，涉及收费付费的版面或软文，一定要在显著位置注明是“广告资讯”，绝对不能糊弄读者。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一定要关注原创性。目前，我们主要关注两个层面：一些社会热点、疑点背后的科学故事；对科学界的新发展、新进展或者已知事件、已知过程、已知任务的再发现、再认识。
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与分秒更新、海量存储且免费索取的互联网没法相提并论。对传统杂志，怎么去创新更为重要。一定要引领互联网，而不能跟在互联网后面。我们无论从选题、立题到最后发稿，都要实行互联网检查的制度，在互联网上已经广为流传的肯定没有价值，不能去用。假如我们所做的仅仅是根据网上信息去排列组合、归纳整理，对读者有什么价值？读者怎么会愿意花钱去买或者有长久的阅读期待？
埋头苦干，把内容做好，这就是一个最伟大的编辑部。一个媒体的成功就是编辑部的成功。编辑部的所有方面，包括员工的收入待遇、福利装备、办公设备等都是要优先考虑的。
我们的作者通常是专家型的。作者的文笔不一定适合我们想要的风格，这就要考量编辑记者的本事了，最终功课需要编辑记者完成。一篇稿子最终刊出，编辑、作者和摄影师的功劳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编辑的本质就是幕后英雄，很多发表后的文章都是编辑记者重新改写的，但假如没有专家给的素材元素，可以说是无源之水。
如果读者层面很清晰，读者意识的核心就是培养读者的阅读期待，让他能长期去买、持续去看。除了内容好之外，有很多技术、文风、文体的把握，一定要让读者有身临其境感，一定要关注读者身边或清晰或朦胧的热点、疑点问题。
《科学时报》：你们在机制、体制、资源方面有什么优势？
李栓科：机制、体制是靠人建立的，我想我们采取的是英文字母“H”字型的架构，我们的市场与行政管理与我们编辑所做的内容应该是等长的，而不是像很多媒体是“A”字型，三条边最终是市场与内容合二为一了。我相信“H”字型的架构是最有效的。我们推崇扁平化的运作模式，其实就是压缩中层的权力，经常会有跨层的越级指挥、跨层的汇报，中间环节少，可以高效运转。一些企业做不好，很多是因为技术与行政集于一身，总裁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行政上的领导与业务技术上的领导能平起平坐，待遇地位同等重要而且互相制衡。这说起来容易，很多人做不到。试想，天天埋头在签字画押上，怎么可能去研究做一些事情？比如，我对财务就是抽查而不是检查，这就能节省精力、时间。我们建立了一个所有范围都有限授权的体制，很多同事都有相应的权力，有权力就会有压力，就更有积极性、主动性。
资源优势是背后依靠着中国庞大的科学家资源。实际上，这个资源对所有民众都是开放的，但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利用、能不能去与专家沟通。如果准备功课不做好，老是像一般媒体一样去问一些万金油、格式化的问题，诸如“你是怎么想的，有什么看法？”就没办法跟专家沟通。要善于与专家交流沟通，善于挖掘他们最精彩的、对读者最有吸引力而且对社会有积极向上影响的精彩内容。
《科学时报》：如果说从《地理知识》到今天的《中国国家地理》是很大的飞跃，是不是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们曾经为“科普”与“科学传媒”的不同定位争论过，您觉得二者有什么区别？
李栓科：2000年之前是一个阶段，是刚刚起步摸索的阶段，最重要的是学会了怎么去架构一个完整的科学传媒。其间，比较成功地摆脱了传统科普概念的制约。这种传统科普概念是不具有市场价值的，带给社会的是政府行为和居高临下的疏远感，因为是靠国家财政支持的，只对上不对下。我们要做的是要让读者们心平气和地花钱去买，这就是根本的转变，传统科普是做不到的。
编辑部强大的选题策划和执行能力，让杂志内容发生了质的飞跃，所以我们在2000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地理》。从2000年开始是一个增长期，也是一个品牌的建立、强化的过程。为什么在2003年才形成品牌？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占到足够的市场份额，没有足够的冲击力、震撼力。作为媒体，每天为生存担心时，何谈品牌。当你没有市场地位、社会地位时，你的存在与否对社会没有多少价值。到2003年，我们的市场份额已经足以在很多方面产生影响了，这样才谈得上品牌的作用。
作为科学传媒，我们传播的是话题和谈资。阅读是人类的需求之一，除了长知识，很重要的是形成话题和谈资。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供应良好的话题和谈资，他就会口口相传，这其实就是在为你做市场，在自觉不自觉地推广你的品牌。科普是科学普及，怎么普及？知识的普及主要是在书本、课堂上实现的，知识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尽管知识会有创新、更新，但与媒体每月、每天甚至几个小时的更新速度是不一样的，它是相对凝固的。
对主要的科学传媒来说，所影响的人是社会的“脊梁”，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它是非常有价值的，潜力会很大。流行文化、低俗的东西是没法与之相比的。流行的东西就像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科学时报》：对于未来，您有些什么方向性的打算？
李栓科：下一步，首先是做强再做大，我们的《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特辑已经有10个不同文字的版本，还要继续往上走。很多时候，媒体存在的只是一点点细微的差异，突破不了，就永远在圈外徘徊；而一旦突破之后，就发现什么叫“阳关大道”。媒体的竞争主要是在编辑部的竞争，如果媒体内容做得很差，很难期待它有市场价值。不论平面媒体还是立体影视，最主要的是内容，不为眼前的细小诱惑所迷惑，低下头来苦心经营内容。内容经营好了，市场等就全有了。全力以赴培养好一个成功的编辑部是成功的关键。
我想，一个杂志改变不了一个社会，但却可以通过其观点在很多方面改变一个人或一个阶层的生活方式。媒体对社会一定要有正面的、有价值的影响。
[科学时报]
聚焦科技期刊：“观刈麦”
王中宇
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乃至生存而言，形成有竞争实力的生产能力至关重要。这里的生产能力既包括物质生产能力，又包括精神生产能力。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生产无疑是精神生产领域的基础性部分。
从国家生产能力的角度看问题，科学领域的生产力关系到一个国家认识客观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的高下之别，直接影响到国家选择的理性，影响到国家走向何方；而技术领域的生产力关系到一个国家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高下之别，直接影响到国家在各方面竞争中的强弱态势。
对这两个领域而言，期刊是国家生产能力的重要环节，这个环节有效，整个领域的生产可以良性循环。这个环节强，连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也能方便地为国内学者所用；这个环节弱，国内的一流研究成果也只能首先成为别人的“养分”。
在科学与技术领域，我们的期刊环节之弱势，无法讳言。然而出路何在？
站在研究人员的立场，为了赢得学术声誉，也为了无数极为现实的理由，理性的选择只能是力争在国际著名的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站在期刊编辑的立场上，经费制约、人才制约、体制制约往往使他们无法站在一流研究水准上与研究人员对话。相反刊物生存的现实压力则迫使他们向学术准则之外的其他准则低头。正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副部长杨文志指出的：“发表论文成为获取学位、申请经费和奖励等的指标要求，期刊成为权力扩张的工具、人事处理的工具和追逐利润的工具，将为读者服务的目的变成为作者发稿服务”。
站在4758种专业期刊主管单位的立场上，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而说到加大投入，不让你自负盈亏乃至上交利润，已经很宽容了，哪家没有难念的经，区区期刊怎能成为资金保障的重点？
……
作为理性经济人，你站在任何一个角色上又能有什么其他的选择？而所有理性的选择却共同铸就了我们科学、技术类期刊的弱势地位。
《自然》出版集团亚太地区助理发行人Nick Campbell指出：“近10年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中国研究论文的数量增加了3倍，高影响力论文（论文引用数位居ISI统计数据的顶位）增加了近10倍，现在，中国每年发表的引用数超过5的论文有4000多篇，引用数超过20的论文有近300篇。”于是西方的科学出版者开始“将该地区看成是期刊的‘发展的市场’和‘科学内容的来源地’，开始拓展自己在该地区的业务规模和范围”。
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在我们许多人看来是很有“面子”、值得自豪的事。然而，这“重视”的背后是国际资本集团在中国科学、技术领域的战略布局。恐怕要不了多久，国际资本就可以在我国科学、技术领域大规模地收获“作物”，而国人只有站在一旁“观刈麦”的份了。而那“作物”是用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灌溉出来的。
在生物界的竞争中，强者总是试图将弱者的自我循环、自我组织消解掉，使之还原为一组简单的“要素”，然后从中选择性地吸收自己所需要的“营养”，至于其他的部分，则作为废弃物排泄掉；而弱者要想生存，必须顽强地维持自我循环，抗拒外来者的“消解”，为此不惜长刺、生角、有毒、可怕，不惜发展出一些在经济学家看来不符合经济效率原则的器官、机制乃至行为准则。一个物种，如果只顾经济效率原则，就只能将自己构造为其他物种肥美的营养源，而毫无维护自身生存的能力乃至意识。等待它的命运是注定的：要么被别的物种消耗殆尽，要么成为别人豢养的“营养源”，恰如圃中蔬、圈中猪，最后仍是被宰割烹食。
“消解”与“反消解”，是任何弱势者面对的现实问题，任何将国家导向“一盘散沙”的理论，任何使国家成为外人肥美“鱼腩”的方略，都值得我们高度警惕。我们的科学、技术生产能力要成为民族复兴的动力，强大而有生机的国内期刊是必要环节之一，而如何构建这样的环节，则需要有关各方深思。在笔者看来，在“主流经济学”的构架下，循着“理性经济人”的思路，恐怕是没有出路的。
[科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