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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6-05-23

 

    文/李锐

    盼望已久的党的十六大召开了,回顾前瞻,喜忧交集。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之后,国力日渐强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得以盛行。江泽民同志年来几次讲话,提出不少新的思想和措施,使各方面受到鼓舞。不过,要真正保持稳定,要“与时俱进”、“全球接轨”,要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持续发展,关键还在改革不合时宜的旧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中外历史证明,专制乃动乱之源;如苏联自溃,总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这是20世纪尤其二战后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党也如此。

    毛泽东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大家都记得,当年在延安他同黄炎培关于民主的著名谈话。可惜,他的晚年悲剧正是搞个人崇拜与专权,上下推波助澜,影响及于全党全国,导致十年“文革”灾难。邓小平有鉴于此,1980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认为“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遗憾的是,这个报告被某位领导同志所阻,束之高阁,邓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

    战争年代,我们倡导过三三制政权。关于党的领导作用,1940年,毛泽东说过:“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94I年,邓小平撰文说:“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应“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认为我党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与民主的常识。“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有人闻之沾沾自喜!)”。60年过去了,毛泽东与邓小平讲的这些话仍有现实意义,即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也是空的。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改革几十年的积习,难于一步到位,须分阶段、有步骤进行。党的民主化与国家民主化自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关于党的民主化,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干部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是一项重大决策。应从十六大开始,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一届,即在位以十年为限;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转任的现象,也应早日予以终止。

    二、改革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从坚持差额选举到逐步实行竞选制。从十六大起坚持差额选举,各级委员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四分之一。然后逐步实行竞选制,如到党的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

    三、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在它闭会期间是最高权力机关。故“全党服从中央”的表述我以为不甚妥当,应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服从中央。”可如人大、政协,实行代表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代表在任期内发挥作用。

    为了实现党内的有效监督,中央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或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并各级委员会应为平行机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两个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对代表大会负责,两个委员会之间实施制约和监督。

    四、充分保证党内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产生正确决策的基础。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对党的重大决策发表不同意见,有权在上述场合批评任何党员直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凡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实行表决,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一人一票,不能由“一把手”说了算。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必须尊重少数;少数在行动上服从多数所作决定的同时,有权保留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五、党章已规定党必须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宪法也已有相应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超越于宪法之上。司法独立乃宪法原则。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政法委是党内机关,现在由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现在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

    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也有几点建议,其中有的关系到宪法的修改。

    一、50年来,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应重新研究,代以符合实际、即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并符合党代表人民利益,同时符合世界政治文明潮流的新提法。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应摆正党同人大的关系,不能以党的名义直接领导和指挥人大,而是通过党组和党员在其中发挥作用,关于人大本身的改革,如代表名额大大压缩,减少官员比例.代表专职化以提高立法质量,代表选举办法的改善,等等,使人大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专门立法机关。

    二,现在我们的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我党责无旁贷,必须带头遵宪、行宪、护宪。建议成立“宪法法院”,并抓紧制定《保护公民利益法》、《社团法》、《新闻出版法》等,使宪法本身和宪法规定的权利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特别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能及时有效地监督政府权力的滥用,必须得到充分保证,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贯彻“双百方针”,活跃自由讨论,以此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而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舆论,成为新闻出版监控部,这也不准说,那也不准讲,甚至动辄“查封”、“上名单”,这些错误作法,起着破坏宪法和损害党的信誉的作用。

    三、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职权。应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各级党的领导尤其不可干预司法部门的工作,司法独立审判应贯彻于整个司法系统。各级人民代表由竞选产生,并建立同选民经常联系的制度,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总之,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如何严格地在宪法范围内活动,这是关系改革和稳定的根本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规定。

    四,作为执政党,只有自我监督是不够的。既是多党合作制,就应当通过政治协商,实行相互监督。1956年曾宣布“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可惜这一方针随即被反右派斗争湮没;“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更是名存实亡。要制定《监督法》,真正实现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台戏”的主张。人事制度方面,应破除现在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只任副职的陈规。

    五、现在已经注意三农问题,农民仍穷苦,增产不增收,基层干部作风不正,引发闹事风潮,各地时有所闻。村民自治现已推广,应尽快实行乡级政权的直接选举,认真落实乡民、村民自治,真心实行政务公开,自我管理,并恢复农会组织,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与此向时,依据纳税人负担能力,大幅度精简各级尤其县以下公职人员。

    我今年已满85岁,精力衰退,世事少知,只是“心忧天下”而已.以上所述,如有不当.还望见谅。

   (此文为作者在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已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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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福祸皆因诤言生 李锐担任毛泽东秘书前后

福祸皆因诤言生

1952年,经过三年休养生息的新中国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要调大批专业知识干部“归口”,时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李锐见机会来了,以自己在大学学习机械为由,要求到工业战线工作。1952年9月,黄克诚由湖南省委书记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李锐被黄老邀请同车上京。10月10日,李锐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工程局局长,从此他成为我国水电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1958年1月18日,一架专机把李锐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接到南宁,讨论三峡工程建设问题。

毛泽东要在长江上大展宏图由来已久。1953年视察长江时他就对上三峡工程表示赞许。1956年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实际上三峡工程已在开始实施中。毛泽东做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高峡出平湖”就是一件。当时林一山就催中央赶快上马,而李锐却有不同意见。他写文章秉笔直书,认为三峡工程急于上马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不要说七八年修不好,十年内也办不成。这次二人决定在毛泽东面前辩论。林一山学识丰富,口才出众,先讲了两个多小时,谈古论今,尽述建三峡工程好处多多,远景美好。李锐简洁扼要,针锋相对,列举国力、技术、国防、移民等诸多问题,发言没有超过半小时,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认为他思想别有见地,使人大受启发。最后还是毛泽东拍板说:讲了不算数,你俩各写一篇文章,三天交卷。林、李奉命行文,林一山写了两万字,李锐写了八千字,文中有一段话特别发人深思:“三峡水电站所有重大技术问题,可以说无一不超过当前世界水平很远。当然这一点吓不倒我们,但问题是需要时间……”这场辩论以李锐的意外获胜结束。

李锐接受采访

毛泽东看中李锐这支笔,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南宁会议散会前,毛泽东要李锐当他的秘书。李锐忙说恐怕不成,水电业务忙得很。毛泽东说是兼职的嘛。事情就这样定了。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庐山会议召开。当时对“大跃进”、“浮夸风”反对的人也不少,只是不便直说,李锐却是大胆直说的一个,开始毛泽东还能听一些反面意见,最初也想纠“偏”。但彭德怀上“万言书”后,毛泽东认为自己的领导路线受到了挑战,转而开始批彭、黄、张、周。李锐也在小组会上受批判,批判他在专列上说过的“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接下去李锐就只好检讨,因为“太不深刻”而没有通过。后来彭德怀等四人被定为反党集团,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开除党籍,不断批斗。

流放坐牢志不移

1960年3月26日上午,上级宣布将李锐下放到黑龙江虎林县西岗八五0农场。在农场李锐受冻挨饿,得了浮肿病,全靠田家英的关心,通过向李富春求援,他才从生产队调到总场场部。1961年11月20日,经过一年半多的流放,李锐终于回到北京,却一直未安排工作。直到1963年3月,水电部领导找他谈话,告诉他仍回磨子潭水库,介绍信上写明“帮助工会做点文化教育工作”。1967年8月26日,北京来了三个人,找李锐调查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的情况,来人携有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从他们口中证实,田家英已死。李锐不相信“胡、田、吴”是什么“漏网集团”,他自认为当时的专案组组长是周总理,便口吐诤言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田、吴”不会有政治阴谋,最危险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并要求把他的意见向周总理转报。哪知这一下李锐闯了大祸,不久就被关入秦城监狱。到1972年11月,李锐被关在狱中已整整五年。葛洲坝水库因为施工出了问题,被迫停工。周总理亲自开会着手解决问题,会上周总理想起李锐,问他在哪里?有人回答,李锐还关着。总理说可以让他做些事嘛,提些意见,也是劳动,但总理的意见并没有落实。直到1975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李锐才和被关押的其他三百多名老干部一起走出秦城的高墙,获得自由。很多人获得“释放”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而李锐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因为毛泽东没有发话。组织最后决定要他重回安徽磨子潭水库接受“改造”。直到四年后“两个凡是”被推翻,李锐才被平反昭雪,不久就出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副主任。

选才夯实百年基

李锐重回水电部工作三年,口碑很好。1982年3月,陈云推荐李锐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任新建的青年干部局局长。党的十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新老交替规模最大的一次,李锐参加了人事小组工作,工作十分紧张和繁重。李锐疾恶如仇的立场一如当年,但他深知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讲究新的用人之道。根据邓小平、陈云对领导干部提出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李锐针对中央和省级领导班子的现状,着重介绍各级领导层的实际情况和差距,“年轻化”的进度不够抵消干部年龄的自然增长,而在文化程度方面过去提拔的干部都偏低,所以这次提拔的重点是中青年知识分子。至于“革命化”则强调“文革”中表现要好,对“四人帮”爪牙、“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坚决不用。尽管李锐的这一思想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阻力,但他那独到的见解,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十二大上,李锐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二大刚结束,李锐参加省市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是宋任穷,他位居其后,主要做人事调整工作。让一大批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的“老干部”退出领导班子并非易事,李锐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中央意图,讲清楚只有干部队伍“四化”才能实现国家“四化”,这是新时期的历史重任,并非某些人所说的是“心血来潮”,给老干部“难看”。为了保证调整干部工作顺利进行,领导小组采取了两个“三分之一”的强硬措施,规定省委常委中五十岁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大学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这个标准要推及地委、县委。企业和大专院校这类高文化层次的单位,比例要比三分之一更高一些。

使李锐名声大振的,还是他在坚持领导班子“革命化”原则中参与的两件事:一件是在《人民日报》领导班子调整时,他和中央几位领导一起,否定了几个思想“左”倾的人物进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另一件是阻止在“文革”中写过“揪军内一小撮”和批判彭德怀等同志文章的人进入上海市委。

1983年6月1日,胡耀邦第一次使用“第三梯队”这个新说法。胡耀邦要求有一千名省部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即他所说的“第三梯队”。此时,李锐已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项工作由李锐主管。李锐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共组织考察了一千零六十八名“第三梯队”。不久这些人就走上了中央和省部级领导岗位,在十四大代表中,有百分之五十是当年“第三梯队”的成员。

1984年9月,李锐完成了建立“第三梯队”的千秋大业,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据《名人传记》2005年第6期周荣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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