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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造假”“大师”黄禹锡面临司法调查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5-12-31

  

  据新华社电 在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23日宣布该校教授黄禹锡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成果的确存在造假成分之后,韩国司法当局也开始介入这一科学道德丑闻,决定对黄禹锡展开调查。

  是否有人“调包”?

  韩国首都首尔中央支检察厅一名高级检察官,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说:“检察厅在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公布黄禹锡的两个胚胎干细胞系DNA鉴定结果后,将马上开始对他的研究论文造假案件展开调查。”

  当天早些时候,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公布初步调查报告说,黄禹锡研究小组今年5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存在造假行为。文中引用的11个胚胎干细胞系实验数据实际仅出自2个胚胎干细胞系,另外9个都属编造。

  调查委员会说,韩国国内的3个实验室已经被委托对这2个胚胎干细胞系的DNA进行鉴定,分析结果预计将在几天内公布。除黄禹锡论文造假事件,检察机关还将对黄禹锡声称有人“调包”胚胎干细胞系的指控展开调查。黄禹锡已于22日向检察机关正式提交书面申请,要求调查此事。

  “初步调查将集中在黄禹锡有关干细胞调包的指控方面。至于黄禹锡是否滥用了国家研究补助的问题将不在调查范围之内,因为此事目前正由监察院调查”,这名检察官说。他说,检察厅可能会在下星期传唤黄禹锡。他同时说明,黄禹锡不会因研究论文造假事件面临刑事惩罚。

  更多事实待调查

  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23日还指出了黄禹锡的另一个谎言:其研究所用的卵子数量远多于他在《科学》论文中所说的数字。

  黄禹锡在论文中称,他的科研小组利用18名妇女捐献的185个卵子,克隆出31个胚泡期胚胎,并进一步成功培育出11个胚胎干细胞系。按此算来,培育胚胎干细胞系的成功率为6%,是他2004年2月公布的培育成功率(0.4%)的15倍。全球科学界由于这一成功率高度评价了黄禹锡科研小组的研究成果。而黄禹锡本人也是一有机会就要自夸一番。但调查表明,所有这些并非事实。

  首尔大学科研处处长卢贞惠23日说:“正在调查使用卵子的数量。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远多于《科学》论文中提到的数量。”在黄禹锡的背后,到底还有多少谎言?每个人似乎都在这样问。

  许多人被“伤害”

  黄禹锡本人23日已经公开道歉,并宣布要辞去教授职务。然而,受这一事件影响的并不仅仅只有他和他的研究小组。韩国科学界、政府以及不少原本充满希望的病人都因此受到打击。

  韩国科技部宣布,将根据相关规定停止向黄禹锡提供研究经费。反对党大国家党说:“此次事件与青瓦台总统府人员有关,决策过程存在很多问题。”这里提到的“总统府人员”是指青瓦台信息科学技术助理朴基荣。她是一名植物学家,在连接政府与黄禹锡研究小组方面起到了纽带的作用,并在黄禹锡2004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一篇论文中被列为共同作者。

  韩国中央大学教授柳范永(音译)说:“我对(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的)声明感到震惊,因为这是韩国第一起论文造假事件。应当进行彻底的调查。否则,整个韩国科学界将在全世界面前丢脸。”

  《科学》欲撤论文

  美国《科学》杂志12月23日称,黄禹锡科研组的研究论文已丧失可信度,很快将正式撤销。

  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科学》杂志23日称,据首尔大学验证委员会通报,黄禹锡科研组论文含造假成分。并称:“我们正在着手撤销论文。”

  《科学》强调说,如果到一定时候,论文的共同作者及首尔大学验证委仍不要求撤销,他们将单方面那样做。杂志副总编莫尼卡布拉德福称:“已通知首尔大学验证委员会,最晚在本月30日就是否要求撤销论文表明立场。这段时间将等待他们的回音。”  

  论文造假背后 科研不能浮躁

  在论文造假尚未水落石出之时,人们更关心的是为何会出现如此难以置信的事。究其原因,这是科学、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催生出的怪胎。

  黄禹锡迷失方向

  在这场竞争中,黄禹锡迷失了方向,误入向生命科学注水的歧途。克隆是当今生命科学研究的热门前沿。从多利羊开始,克隆技术正在引发生命科学的革命,将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正因如此,包括黄禹锡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家,都在克隆技术的未知世界进行竞争性探索,新发现和新技术左右着他们的荣誉和利益。

  非单纯个人原因

  黄禹锡论文造假不单是他个人的原因,与社会氛围和科研体制不端也有极大关系。黄禹锡自培育出试管牛、超级奶牛、抗疯牛病牛、克隆狗一直到胚胎干细胞,声誉如日中天。韩国各界越来越钟情于黄禹锡的研究,将他捧为“最高科学家”和“民族英雄”,给他营造了虚狂和浮躁的浓厚社会气氛。来自社会的追捧,无形中对黄禹锡造成强大压力,将他推到了科学的悬崖边。

  政府助长浮夸风

  韩国政府对生命科学寄予的主观愿望,人为造成了生命科学热,助长了研究中的浮夸风。黄禹锡在克隆出人类胚胎干细胞后,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需要多年才能成功的患者匹配型胚胎干细胞克隆研究。如此惊人速度,是在政府要求快出成绩和早出成绩思想指导下出现的。

  科技发达国家一般都有比较完备的科技成果检测体系,能部分防止科学家为追求名利而故意造假。相比之下,韩国对生命科学研究的监督体制不完备,对研究成果检测存在缺失。

  科学研究是一项老老实实的工作,并非“人有多大胆”就会“地有多大产”。黄禹锡给生命科学研究掺假注水,得到的只会是谬误。黄禹锡论文造假事件带来的警示是:科学必须反映客观规律,科学家必须尊重科学。

    [广州日报]

 

相关报道

黄禹锡研究组被疑行贿堵嘴

  爆料人交代收到黄禹锡研究组3万美元,给钱者称是精神压力治疗费

  本报综合报道 负责验证黄禹锡科研组干细胞研究成果的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27日称,两名黄禹锡科研组成员曾在今年11月访美期间交给指责黄禹锡研究中有造假行为的金善钟3万美元。而后者则一度在这两人的陪同下收回了自己曾经对黄禹锡的造假指控。

  金善钟称收钱时自己并不知道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金善钟在25日与首尔大学调查组进行的谈话表示,给钱的人是黄禹锡科研组的成员,首尔大学医学院教授安圭里和汉阳大学医学院教授尹贤洙:“两位教授将3万美元交给了我的父亲。当时我不知道有此事,而且具体什么时候给的我也不知道。”目前金善钟已将这笔钱交给调查委保管。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在接受韩国《朝鲜日报》采访时说,安圭里和尹贤洙是在本月初访问匹兹堡期间,亲自向金善钟提供3万美元的。据报道,该消息人士是黄禹锡被指遭假的论文的联合作者之一。

  这名消息人士称,安圭里和尹贤洙是12月1日在黄禹锡的要求下前往美国的,在美国期间,安圭里先给了金善钟1万美元,接着尹贤洙也给了金善钟2万美元。

  在给钱者陪同下收回造假指控

  该消息人士说,这笔钱是对金善钟在接受韩国MBC电视台、面对记者尖锐提问时受到精神压力进行补偿。金善钟在11月中旬接受MBC电视台“PD手册”栏目采访时,曾表示,黄禹锡科研组利用两个胚胎干细胞伪造了显现11个胚胎干细胞的11张照片。在采访结束后,据称金善钟由于精神压力曾住院10天。尹贤洙称:“2万美元是我代表科研组送去的治疗费。”

  但是在安圭里和尹贤洙访问美国期间,金善钟正是在他们两人的陪同下,再次接受了韩国YTN有线电视台采访,完全否认了之前在接受MBC采访时有关造假的说法,并指控MBC工作人员恐吓胁迫他们。

  检察机关将调查3万美元来源

  首尔大学调查组27日宣布,金善钟在谈话结束后即将收到的3万美元交给调查组保管。调查委说,这笔钱的来源和提供目的最终可能要由检察机关调查。金善钟向调查组表明,愿意随时接受检察官传唤。此外,韩国《朝鲜日报》还报道说,检察机关也将很快对黄禹锡声称的金善钟调换干细胞的指责进行调查。

  联合通讯社还报道说,首尔大学25日表示,可能考虑对黄禹锡合作者之一、匹兹堡大学教授夏藤建议设置世界干细胞中心一事采取法律手段。首尔大学有关人士透露,当时是夏藤敦促首尔大学设立这一中心的,目前该中心的建设已经耗费了64亿美元资金。(马晶)

  -相关人物

  多次爆料金善钟成关键人物

  金善钟是黄禹锡干细胞造假风波中的一个关键人物。现年34岁的金善钟既是黄禹锡研究组成员,同时也是Mizmedi医院研究员。今年年初,他被派往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协助黄禹锡重要合作伙伴、匹兹堡大学干细胞专家杰拉尔德·夏藤博士从事研究工作。在今年11月底韩国MBC电视台“PD手册”栏目中,金善钟以匿名的身份透露黄禹锡曾在干细胞研究中造假,但是随后又以当时曾受到记者威胁为解释收回了自己先前的说法。12月16日,金善钟公开身份,并承认是根据黄禹锡指示,将2张干细胞照片复制出另外9张照片。此后黄禹锡指责金涉嫌调换干细胞,并向检察机关提请调查。金善钟于12月24日回到韩国,并交代了有关收到黄禹锡研究组3万美元的情况。(马晶)

    [新京报]

 

相关评论

克隆之父何以成科学骗子

  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近日宣布,经过为期一周的调查,证实黄禹锡科研组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论文系“有意造假”。

  现年53岁的黄禹锡被称为韩国“克隆之父”,在此次造假事件披露之前,他被认为是韩国的明星科学家和民族英雄。从“民族英雄”一夜之间沦为科学骗子,这种大起大落不仅对于黄禹锡本人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且让整个韩国科学界为之蒙羞。

  “克隆之父”、“民族英雄”,这样崇高的荣誉,如此巨大的光环,对于一名科学家来讲也许意味着前进的动力,但更多的则意味着巨大的压力。他被荣誉推着往前跑,他被光环照得心慌意乱。崇高的荣誉成了他不能承受之重。于是,为了早出、快出成果,他不惜造假。正如韩国大学一名社会学教授所言,这是韩国社会文化“急功近利”使然。

  对于发生在近邻韩国的这起科学造假事件,我们显然不能只是听之观之,应以此为鉴,进行深刻的反思,因为在荣誉面前急功近利的现象在我国也并非鲜见。(上海晏扬)

    [第一财经日报]

黄禹锡一个民族英雄的倒下

  黄禹锡事件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的道德伦理问题。更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当错误已经出现的时候,这位科学家仍然被包庇,被维护

  国际先驱导报驻首尔记者王缅报道 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被本民族寄予如此大的期望,因此,当这个科学家倒下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惊呆了。

  黄禹锡,韩国克隆专家,因为伦理道德问题一举成为科技新闻的头版人物,持续多日,而上周,黄禹锡的合作人说,黄已承认在培育胚胎干细胞中弄虚作假,并已同意撤回6月份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一场针对他的调查已经展开。

  一场超乎科学的讨论

  这些消息公布以后,韩国国内大为震惊,甚至可以说是对全民的“毁灭性打击”,韩国人的情绪一下低落到谷底,几大门户网站上充满了成千上万条对未来表示悲观的帖子。

  其实,纵观数百年来的科学发展史,一个科学成果的讨论一般只局限于科学界或宗教界,对某一科学研究结果存在不同的见解也是十分正常的。而黄禹锡干细胞研究风波从一个本来应该是严谨的科学上的争论,却在韩国却变成了不分年龄层次、不分职业、不分宗教的社会大讨论。

  在这中间,韩国媒体对大众形成了误导,并成为争议的直接参与者,韩国国民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和对黄禹锡的个人崇拜形成的“舆论暴力”,加上韩国政府模棱两可,纵容事态发展的态度,在这里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韩国,黄禹锡第一次跃入大家的视野是2004年3月,当他的首次利用人类体细胞克隆出人类胚胎,并提取了干细胞的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刊登后,他的成果在克隆技术领域一向领先的欧美和日本等国科学界受到赞扬,这使得黄禹锡的名声“出口转内销”,迅速在韩国窜红。

  一年后,也就是2005年5月,当他的第二篇有关成功培育出与捐献体细胞的患者基因相同的胚胎,并提取干细胞系的论文再次刊登在《科学》杂志上后,全韩国都为之沸腾。

  从报纸、电视、电台、通讯社到网络媒体,为黄禹锡研究成果开辟专栏,大加报道,这种报道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为了突出黄禹锡新的研究成果的开天辟地性,韩国媒体着力宣传黄禹锡研究结果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有了这个成果,韩国就可以站在世界克隆治疗的前沿,糖尿病、帕金森氏症等这些困扰人类的疑难病症很快就会在黄禹锡的领导下被攻克。一时间形势一片大好,似乎这一天马上就要来临。

  其实稍微有点科学背景知识的人都清楚,从黄禹锡目前的研究到预期一天的来临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能不能真的成功,根本就是未知数。

  在韩国媒体的炒作下,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连韩国政府内部力挺黄禹锡的一派也占了上风。黄禹锡被看作是“克隆先锋”、韩国国家英雄、国家的未来和得了疑难病症患者的救世主。黄禹锡已经成为一个象征——韩国国家形象,韩国国民对未来希望的象征。

  MBC的讽刺

  在这种全社会的崇拜的气氛下,原本对黄禹锡实验中存在的一些疑问的质疑也被埋没了。在这里,记者必须要提一下韩国MBC(文化广播公司),正是该电视台的深度调查栏目《PD手册》历时近半年,深入采访,才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迫使黄禹锡不得不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自己下属研究人员捐献的和Mizmedi医院在付了“补偿金”后得到的卵子。

  奇怪的是,在韩国社会上不仅没有人赞扬MBC不迷信权威的精神,也无人批评黄禹锡在一年前得知真相后还加以隐瞒的不道德行为,反而社会舆论一边倒地谴责MBC,指责它不顾国家利益和大局,更出现原本赞助该栏目的12个广告厂商全部要求撤销广告播出的事情。

  为了迎合“舆论暴力”,一些韩国主流媒体还扛起与MBC作对的大旗。民族情绪和感性战胜了理性,韩国人在审视黄禹锡的时候忘记了他的科学家身份和科学的标准。

  暧昧的政府

  从黄禹锡承认自己实验过程中有伦理问题后,作为主管部门的韩国科学技术部和保健福祉部连一句评价都没有。

  上周末,当争论公开化后,韩国政府一时手足无措,召开了由总理李海瓒亲自主持的紧急会议,协商的结果,一是要等首尔大学对黄禹锡实验真实性的验证调查结束后再做评论;二是再次坚定政府支持生物医学研究决心。

  从2004年黄禹锡在治疗性克隆上取得成果以后,韩国政府把黄禹锡的研究从“政权项目”,提升为“21世纪韩国国民希望项目”,并给予了数百亿韩元的支援。政府对黄禹锡提供的保护不亚于保护政府高级官员。韩国政府在对待黄禹锡实验争议上表示出了一种不情愿承认自己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榜样有问题的架式。

  有韩国媒体援引了一些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的话,大意是觉得即使黄禹锡有错,也是功大于过,犯点错不算什么,政府还是应该继续支持他,毕竟他本人代表着韩国未来经济增长点。

  这种观点听来确实可怕。殊不知,在严谨的科学界哪怕是犯了0.1%的错误都是致命的。韩国政府这种偏袒的态度已经在国际上造成不好的印象。

  有西方人向记者表示,仅凭黄禹锡一年前就知道使用了自己下属研究人员捐献的和Mizmedi医院在付了“补偿金”后得到的卵子,但是向外界隐瞒这一点,如果是在西方,“这个科学家早就被赶出实验室,政府也会撤消援助的”。

  从18日开始,首尔大学成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已经开始了对黄禹锡实验的调查。当天该委员会对黄禹锡进行了七个小时的询问。首尔大学已经对黄禹锡教授研究室采取封闭措施,严格限制黄教授出入胚胎干细胞研究所和实验室。相信在未来三四周内,调查结果就会被公布。

    关于黄禹锡事件的各种说法

    国际先驱导报驻首尔记者王缅报道 黄禹锡干细胞研究争议在韩国持续了近两个月之久,随着16日黄禹锡本人的表态,事态的发展进入了更加激烈的程度,有关各方也都直接出面召开记者会,不过,疑云仍然重重。

    黄禹锡:完全掌握核心技术

    这位出身于韩国忠清南道一个农民家庭的首尔大学兽医院教授,在16日的记者会上,虽然因为胃溃疡而在医院接受治疗,显得比以前有些削瘦,但是在满场200多记者面前,他的表情竟是那么坚定,坚定得让人看起来有点可怕。

    黄禹锡坚持说,他的科研组完全掌握人类胚胎干细胞培育的核心技术。并说,最初培育的6个干细胞株,在2005年1月9日发生的实验室污染事故中死亡。后来从Mizmedi医院取回了保管在那里的第2、3号干细胞,之后重新克隆6个干细胞,并在此基础上向《科学》提交了论文。10月,他对干细胞样本进行重新检测,发现DNA值发生了变化,怀疑有人偷偷进行了调换,并要求韩国检察机关进行调查。但是,黄禹锡承认,在拍摄论文上刊载的干细胞照片时有过“无法挽回的人为失误”,因此决定要求撤回《科学》杂志上的论文。

  卢圣一:此事大部分是假的

    卢是Mizmedi医院院长。这家医院是韩国著名的妇产科专科医院,拥有医术高超的医生和良好的医疗实验设备。该医院不仅负责为黄禹锡的实验采集人类卵子,还有部分该医院的医生参与了黄禹锡的实验。卢圣一也是黄禹锡2005年5月《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的第二作者。

    黄禹锡干细胞研究风波在上周末有了一个急转直下的发展,也是因为卢圣一在15日晚间对外宣称:“黄禹锡说的培养成功的11个胚胎干细胞中9个确实是假的。另外2个也不能确定真假。黄禹锡教授研究组的干细胞事实上不存在。”16日,他又召开记者会,说:“2004年12月底或今年年初,黄教授通知说因污染事故,6个干细胞全部死亡,后来取走了保管在医院里的两个干细胞。从去年12月到今年,他以非常惊人的速度重新培育出6个干细胞。所以,论文中提到的11个干细胞中,3个是黄教授捏造的数据,……论文是由根本没参与实验的夏腾教授(美国匹兹堡大学)执笔完成的。”

    金善钟:干细胞只有2个

    黄禹锡干细胞研究风波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此人同时为黄禹锡和Mizmedi医院工作,后被派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夏腾教授研究室当访问研究员。他曾向韩国MBC电视台揭露黄禹锡论文中的干细胞照片有假。也就是这一“重大揭露”才使争议白热化。

    就在黄禹锡在首尔召开记者会的当天晚上,金善钟在美国接受了韩国媒体的采访,他说:“我亲眼看到了黄禹锡研究组培育出的8个干细胞。”但他同时表示,“在提交论文时,干细胞只有2号和3号。但黄教授却让我做成11个,所以我就把照片做成了11个。”他还说,就在MBC播放了他的“证词”后,黄禹锡还打电话并发邮件给他,他就按黄禹锡邮件里的指示又向韩国媒体发了邮件,说MBC的记者在采访时使用了胁迫的话语。

  夏腾:另一个受调查对像

    11月初,这位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宣布与黄禹锡分道扬镳,起因是他发现了黄禹锡实验中存在伦理问题。在今年8月,黄禹锡的课题组向媒体展示世界上首只克隆狗的时候,根本没有参与克隆狗实验的夏腾还与黄禹锡在闪光灯下亲密地交谈。

    回到美国后,MBC电视台采访了他,问他到底有没有亲眼看到干细胞,夏腾狡猾地说:“你知道,那时候我刚刚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又有时差。当他们向我展示干细胞时,我的大脑似乎还在太平洋的另一头。”美国匹兹堡大学已经对黄禹锡的干细胞研究展开调查,夏腾也是调查对象之一。现在该大学已经要求夏腾在调查结束前不要再发表任何言论。

    [国际先驱导报]

“黄禹锡事件”给中国的启示

  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近日宣布,经过为期一周的调查,证实黄禹锡科研组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论文系“有意造假”。黄禹锡当即承认在编造科学数据过程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宣布辞去首尔大学教授的职务,并向国民道歉(见12月24日《新京报》)。

  现年53岁的黄禹锡被称为韩国“克隆之父”,在此次造假事件披露之前,他被认为是韩国的明星科学家和民族英雄。从“民族英雄”一夜之间沦为“科学骗子”,这种大起大落不仅对于黄禹锡本人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且让整个韩国科学界为之蒙羞,更让人类的克隆科学研究遭受了重创。这起科学造假事件既让人震惊,又难免让人为之扼腕。

  黄禹锡故意捏造科学数据,显然不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甚至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名满天下。因为,鉴于他之前在克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他已经拥有了韩国“克隆之父”、“民族英雄”等头衔。遗憾的是,深入剖析这起科学造假事件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耀眼的“头衔”,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促使黄禹锡造假的因素,而这,正是“黄禹锡事件”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警示。

  “克隆之父”、“民族英雄”,这样崇高的荣誉,如此巨大的光环,对于一名科学家来讲也许意味着前进的动力,但更多的则意味着巨大的压力。被公众推向“神坛”、被万众顶礼膜拜着的黄禹锡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以更突出的成就、更惊人的成果来证明自己无愧于这些荣誉,来回报韩国公众对他的热切期待。而且,这种回报是“只争朝夕”的,崇高的荣誉和耀眼的光环使得黄禹锡不能“板凳坐得十年冷”,不能几年、十几年默默无闻。他被荣誉推着、赶着往前跑,他被光环照得心慌意乱,“克隆之父”、“民族英雄”的崇高荣誉,成了一名科学家不能承受之重。于是,一名曾经那么优秀的科学家,一名本应该脚踏实进行克隆研究、并有实力在若干年后拿出惊人成果的科学家,为了早出、快出成果而不惜造假。

  而韩国公众之所以给予黄禹锡如此崇高的荣誉,正如韩国某大学一名社会学教授所言,这是一些存在于韩国社会文化中的“急功近利”思维使然。近几十年来,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取得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受此影响,“高速文化”成为了韩国社会文化的特征之一,于是不少韩国人总是急于以自己的非凡成就,来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在这种社会文化和公众心态之下,不论是韩国人将黄禹锡尊奉为“克隆之父”、“民族英雄”,还是黄禹锡急于拿出成果来为韩国赢得荣誉和尊重,都不足为奇。从一定意义上说,“急功近利”的社会文化才是产生“黄禹锡事件”的深层土壤。

  韩国的“土壤”如此,而我们中国的“土壤”与其颇有相似之处。我们同样习惯于将那些取得成就并赢得了国际声誉的科学家视为民族英雄,将他们请上“神坛”,在他们头上戴上各种各样耀眼的光环;在有些时候,我们同样片面看重外国人对我们的评价,把民族自尊心无限放大,动辄就将一些成绩提升到“国家尊严”、“民族自豪”的高度;中国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同样弥漫着强烈的“急功近利”的气息……在这样的“土壤”之上,我们同样结出过一些科学论文造假的“恶果”,只不过没有“黄禹锡事件”这样令世界瞩目罢了。

  因此,对于发生在近邻韩国的这起科学造假事件,我们显然不能只是听之观之,而应以此为鉴,进行深刻的比照。

  □晏扬(上海教师)

    [新京报]

纽约时报》对黄禹锡事件的思索:24位共同作者为何被集体催眠

    12月23日,当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调查委员会证实黄禹锡在2005年人类干细胞研究的论文中伪造数据时,科学家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这颗克隆明星的升起是这样快?为什么他欺骗了包括顶级科学家在内的这么多人?为什么他的陨落却又是如此“费劲”?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韩国政府将黄禹锡推举为国家英雄和国际名人,如今,政府发现自己的投资被浪费了。争相发表黄禹锡论文的国际顶尖科学期刊《科学》和《自然》开始重新审查自己的论文接收程序。

    《纽约时报》认为,黄禹锡在科学的天空中迅速升起的3个因素是:他成功争取到韩国政府的慷慨资助;他将自己的实验室划分得如此之细,以至很少有人能全部了解整个研究的全过程;他报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结果让外国科学家以为只有能采集到相当数量的人类卵子,也能够实现同样的成就。

    此外,黄禹锡邀请美国著名的研究人员作为论文的共同作者,此举的目的是让他的发现更容易被《科学》和《自然》这样的顶尖期刊接受。他甚至邀请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干细胞专家杰拉尔德·夏腾作为2005年论文的共同作者,尽管夏腾根本就没有参与过相关的任何实验。

    黄禹锡迅速出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有能力让韩国的体制支持他。在他的事业“崩溃”之前,韩国政府为他投资了6500万美元;科学和技术部推举他为“韩国最杰出的科学家”;卫生和福利部承诺为世界干细胞银行提供1500万美元的资助。

    而且,黄禹锡与政府间的良好关系还包括他与总统卢武铉的顾问朴基荣的合作。朴基荣的专业是植物学,她对克隆人类干细胞的工作基本上没有什么科学贡献,但她成为黄禹锡2004年科学论文的共同作者。

    黄禹锡的陨落也让相信他的科学家们尝到了痛苦的滋味。《科学》杂志的总编辑唐纳德·肯尼迪博士说:“这是一件悲哀的事,这是痛苦的一天。”

    如今,《科学》和《自然》开始重新审查所发表的黄禹锡论文的真实性。《自然》杂志的总编辑菲利普·坎贝尔博士说:“我们正在调查克隆狗——史努比的论文,我们将重新评估我们和审稿人的行为是否恰当,标准是否需要改变。”

    《科学》和《自然》杂志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是否应该在发表前就发现黄禹锡论文中的错误。因为期刊的一般规则是:编辑和审稿人基于对作者提供数据和事实的信任,在此基础上对论文的结论进行判断。

    坎贝尔说:“同行评审并不是为检测欺诈而设立。这一系统的基础是相信论文提供的数据和事实是真实可靠的,专家评估论文的结论在科学上的可信性和可靠性。”肯尼迪说:“公众应该理解期刊和同行评审并不是完美的。”

    然而,如果审稿人发表自己对论文的结论不满意,他们通常会建议作者提供更多的数据。《科学》的审稿人曾要求黄禹锡提供每个干细胞系和其供体的DNA指纹数据。黄禹锡所提供的成对的DNA指纹有相同的噪音背景,说明同一幅图被印制了两次。但这一异常现象只是在后来才被黄禹锡的批评者提出。

    《自然》杂志的审稿人没有要求黄禹锡提供证据表明史努比是克隆自供体的证据。坎贝尔说,《自然》杂志正在考虑是否要改变审稿程序。肯尼迪说:“这一事件给人一种腐败的感觉,但这是难以避免的。”他指出,几乎每个美国著名的大学至少都有一个科学作假的案例。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干细胞专家说:“很明显,韩国研究人员的科学可靠性受到了损害。”因为在论文中造假的不只是黄禹锡一个人,这些论文有24位共同作者,美国西北大学的一位干细胞专家和伦理学家将这一事件形容为集体催眠,他说:“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一个人怎么能同时使论文的24位作者同时作假呢?他们不都是热切地声称‘这是我们的工作’吗?”

    应该指出的一点是,黄禹锡的问题最初是由韩国的年轻科学家们在网站上指出的,黄禹锡所在的首尔国立大学展开了积极的调查。同时一位揭露者将问题透露给韩国文化广播公司电视台MBC,新闻工作者进行了最初的调查。

    《纽约时报》指出:事实上,最适合检举科学论文造假的人应该是在实验室全程参与原始数据产生过程的人。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年轻的韩国科学家的举报,黄禹锡会不会继续携着《科学》和《自然》论文的翅膀越飞越高呢?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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