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8月4日《三湘都市报》消息，在今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湖南省农科院先后有3名中青年科研人员自杀身亡。对此，农科院有关负责人解释为“纯属个人原因，其中两人精神都有问题”。而据记者调查，年仅39岁的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特种经济动物部经理李建良（真名），是在搞不到科研经费、“大家一致反对（所里提出的）合同方案”的情况下，在自己办公室悬梁自尽的；作为“特殊人才”从西北引进的甜瓜专家、同样是39岁的副研究员甘博（化名），是在完不成创收任务、“连自己都养不活”（领导说的）的巨大精神压力下，跳楼自杀的。另一位在实验室服毒自杀的女性副研究员刘华（化名）则在遗书中写道“无意说错了话，得不到宽恕，我愿以死来赎罪”。
　　3位年富力强的科研人员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其中，两人是在完不成上级下达的部门或个人的创收指标，在与领导协商未果、或受到领导当众嘲弄的背景下，满怀委屈，匆匆踏上不归之路的。尽管我们并不认同他们这种以死抗争的选择，但由此折射出的某些科研单位存在的种种流弊，却不能不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首先，用人机制另类失范。当下，不少科研院所属于差额拨款单位，科研人员一直存在经费压力。为此，倡导、鼓励科研人员将科研成果推向市场，既是科研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自主创收、弥补经费缺口的重要径途。
　　问题是，科研人员未必都是做生意的料。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味赶鸭子上架，势必导致其中一些人难以承受创收指标之重，乃至在精神上产生常人意想不到的变异。其结果必然是科研、创收都受影响。即使是陈景润在世，面对像湖南农科院下属某些研究所下达的逐年翻番的创收指标，恐怕也只会一筹莫展。因此，科研单位创收，也要扬长避短，因人而异，不能一竿子将一船人都打“下海”。所以，科研主管部门对用人机制的另类失范不能不察。
　　其次，科研经费监管失控。由于项目评估机制不健全，致使科研经费分配不公，在一些地方早已司空见惯。通常情况下，头脑“灵活”，既有“门路”又善“公关”的人，不愁拿不到足额的经费；而那些常年埋头科研、且不屑于按某种“潜规则”办事的人，就算项目再好，也难以得到上面的全力扶助。
　　在我看来，一些地方科研经费配置上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监管机制所致———上哪一些项目，认可哪几个课题，该给多少经费，基本上由上级领导和部分专家认定，缺少类似于听证这样的“阳光环节”，因此难免不出现暗箱操作，使部分老实人觉得山穷水尽。
　　第三，人力资源配置失当。据报道，湖南省农科院除离退休人员外，行政后勤人员有450多人，在职处级干部131人，工人859人，而第一线的科研人员仅400来人。其中，管理人员包括司机都拿全额工资。这样一来，每年一半以上工资缺口，就靠仅占在职人员总数25％左右的科研人员领衔创收来解决。创收任务如此之重，所以“科研人员普遍觉得压力太大”，偌大的农科院简直成了一家不堪重负的农业公司。在这种环境中，科研的成分究竟还占几成？
　　据报道，有的科研人员每月只能拿七八百元工资。试想，拥有高级职称，收入却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他们心理上怎会不失衡？又哪有心思去做研究？我认为，行政人员阵容庞大，为官者所占比例过大，不仅加大了行政运行成本，而且难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极易挫伤一线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怕惟有精兵简政，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才有可能为科研人员“减负”，使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科研上。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我们这个农业大国来说，这句话显得尤为重要。但愿3位中青年农业科研人员的非正常死亡，能够震撼我们的心灵，进而从制度设计入手，逐步解决市场化条件下科研与创收之间存在的矛盾。 [工人日报]

巴人评论

悲凉的中国知识阶层

    这个时代令每一位普通中国人心痛的事情太多了，我说都懒得说了。但我知道，一个国家、一种制度沦落到知识分子绝望的地步，这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要取得一定成绩哪怕学业进步都是离不开家庭、亲友、社会相互协助、支持，离不开自身的刻苦努力和不懈奋斗。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负载人类先进思想和信息，拥有改造世界促进人类进步能力的知识分子，完全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社会是千千万万的家庭组合的，知识分子的成长无不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不管是来自家庭、亲友还是社会的资助，还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不懈努力，知识分子的存在以及自身知识和能力的积累都是社会财富的一种凝集！知识分子这个集体是社会财富的高度浓缩，一种重要的财富，不是社会上一文不值的狗粪。那些高精尖人才更是社会不可多得的最重要的财富。不仅仅是他们能为社会做出一般人所不能做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这种财富来之实在相当不易。这就是当巴黎大学学生请求拿破仑一起参战时，明智的拿破仑不允许的道理所在。从财富上讲，尤其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如野草黄沙一般多如牛毛，得不到重视就更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社会性资源的严重损失与浪费。中年精英知识分子选择自杀来结束压力和怨恨，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

    我非常自责和遗憾，我没有资金来支持这些知识分子的活下去，没有条件来保障他们拥有幸福的生活和持续研究科学的环境，因为我自身也处于一种朝夕难保的境地。他们这样年轻，正当可以大干一番的时候却踏上了不归之路，匆匆结束生命，留下供养他们成才的父母和支持他们的亲友，留下他们撕心裂肺痛哭、夜梦难眠的妻儿，许多人在一夜之间就失去寄托于他们的希望和向往，我真的感到无比心痛。我也为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心痛！为我们多磨多难的人民感到心痛！

    假如这个社会能够再公平一点，贪官污吏少一点，需要人民白养着的党员减一点，高官儿们不要将那么多人民的血汗钱借助各种名目捐逃到国外私用，将用于外国赌博场挥霍的巨额资金用于科学研究项目，给知识分子们以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我们心痛的事情不是可以再减少一些么？！

    可惜，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了。道义感和人文精神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社会要将知识分子变成赚钱的机器，那种以解决人类未来命运、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就只能流落街头。知识分子不怕穷，忧虑的是道义的荒废和社会的沦落！官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经商的理念变得极其庸俗，肮脏的交易象毒蛇猛兽一样撕咬着有着高尚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顺浊流者春风得意，逆浊流者生不如死。于是乎，他们茫然失措，精神迷乱，自拔不能，这使我想起了当年自投于北京昆明湖的老舍，也想起了自沉于汨罗江的屈原。其实，自杀也有为道义的！20世纪初期就有为国难愤然跳海而亡的。富有正义、良知和道义感的知识分子们对这个世界失去了信心，唯一解脱只能以保全声誉的办法了结于这个世界。“士可杀，不可辱！”自杀似乎是他们的最好决策！他们抛弃他们肩负的责任，甚至不念顾父老家小，却留予更多人苦痛，这是多么令人悲凉和辛酸的事情啊！这真是国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人民的不幸！何不惜哉？！何不痛哉？！何等欲哭无泪？！

    话又说回来，知识分子阶层长期以来习惯于“忍辱负重”，可是有谁想到为什么要“忍辱”？那么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始终“忍辱”而活，“忍辱”而为，这对于一个期待民族强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来说还能算正常吗？难道我们期望的就是“忍辱”的社会结构吗？我们这个社会就是需要始终如一地“忍辱”传统吗？我们的民族和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就是需要积淀“忍辱”文化吗？这样的“忍辱”对于我们国家发展、民族兴旺以及应对日益竞争激烈的时代还能有什么益处呢？知识分子自身携带人类长期奋斗凝集的先进文化和精神，肩负着改造旧文化和创造新文化为人类进步奋斗的重任，任何社会都是离不开这一群体的平衡，任何社会都离不开这一群体的巨大贡献。也正因为责任如此重大，每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认真反思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知识分子更应该有更高的觉悟！更应该有团结协作、相互关怀的精神！更应该有勇往直前的战斗作风！

    我也知道我说这些话也是毫无用处的。但是，所有的中国人确实应当看到，我们国家要想真正减少让所有人心痛的可悲之事，唯一的希望只有寄托于发生在中国公民能够拥有真正的公民权、拥有真正选举权和民主权利的时候。相信谁也不如实实在在相信我们自己！当每一位公民真正有权利选举自己的国家主席和司法领袖的时候，中国心痛的事情才可能大大减少！公平、公正、公开的民主才是最为有效、最为正确的监督！至于盅惑人心的宣传我们大家都从实际生活中看得太明白太清楚了。拿我这眼光来欣赏，依照现在的状况，当官所需要的基本做人素质是13亿人民无论哪个农民还是哪个工人都可以“疯”上一把的。

    我还是想提醒那些正得意忘形者一句：让所有的人都活不好的人，未必它就能够很好地活下去！倘如大家都步上绝路，就你一人幸福，这样的痴心妄想是不可能再现了！假如社会在流泪与流血中选择时，这个社会还可能是表面上最为安静的。[注毒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