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6-01-22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科技界高层谈创新①）
——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
本报记者 刘诗瑶 赵永新
《 人民日报 》（ 2016年01月22日 20 版）
蔡华伟制图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作为“十三五”时期必须牢固树立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怎样在全面创新中发挥引领作用？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如何清除、思想藩篱如何拆掉？科研经费如何高效使用？论文造假等学术不端现象如何杜绝？如何为科研人员创造潜心科研的自由空间？怎样让知识产权保护不再难，使创新主体的创新劳动获得应有的收益？
围绕这些热点话题，本报记者日前独家采访了我国科技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请他们畅谈打算，敬请关注。
——编者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基础研究能发挥什么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从供给需求关系、新常态下经济形势、创新与生产力这三个角度具体说明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首先，基础研究是根本“供给侧”。“基础研究是‘供给侧的供给侧的供给侧’。”杨卫这样定位。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杨卫从“供给”角度出发，对四者关系进行了层级分析。经济三驾马车“外贸、投资和内需”的结构比例发生变化，需求侧的变化要求供给侧作出适应性调整。创新驱动积蓄着长远发展的原动力，能够支撑和引领新经济，属于“供给侧”。而创新驱动由“创新”和“驱动”两部分构成。创新通常由高校、研究所和企业的专业人员承担，而驱动则由政府、企业管理层和金融投资者主导。创新涵盖多种科学研究，而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是无可替代的“源头供给”。
“追本溯源，稳固经济社会发展基石，筑牢国家科学技术大厦，需对基础研究实行长期稳定支持和超前部署。”杨卫说。
其次，基础研究是适应新常态的有效途径。
“用基础研究引发可产生链式反应的科学突破，可延续甚至突破经济新常态。”杨卫结合经济新常态特点，强调“用需求牵引发展”。他进一步说明，当前科技创新多呈点状、分散状和渐进式，星罗棋布，各自为政。目前缺乏爆发式进步，像“核物理”一样激发链式反应，带动全局变革。“科技创新在经济新常态中肩负引领作用，它往哪里领，经济就向哪里流。”杨卫举例，正是大数据技术的突破，才带来“互联网+”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要靠基础研究带来的科技变化，如果真的出现颠覆性的链式反应成果，就有可能突破新常态。”
再次，基础研究是实现创新的最高阶段——源头创新的唯一途径。
“如果总按别人的路线走，永远追不上别人，我们要做自己的路线图制定者。”杨卫认为，基础研究是实现生产力超车的唯一途径。他将创新分成四层“阶梯”：管理型创新、开发式创新、技术型创新和源头式创新。这四个“阶梯”自下而上，难度增大，对生产力的推动逐级提升。第一种管理型创新，只是从别国引进科学技术，进行管理效率上的创新；第二种开发式创新对别人的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集成式创新，但不涉及新的技术突破；第三种技术型创新是突破关键性技术，技术是自己的，但没有涉及科学层面的原理创新，其源头知识来自他人；而最高“阶梯”——源头式创新，真正是从基础研究衍生出来，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突破。
“就像比赛跑步，想要超过前面的选手，就要换一个跑道‘弯道超车’，沿着别人的轨迹追，怎么可能追上去？”杨卫认为，凭借劳动力和管理优势拿下“世界第一”难以持久，想要实现源头创新，在科学和技术上领跑世界，就必须依靠基础研究。
在这种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科学基金承担着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培养人才和团队、推动学科交叉等重要职责，是全面培养源头创新能力的主要战略支撑。
基础研究数量质量同步攀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怎样科学判断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持续快速增长，2014年达到626亿元，十年来年均增长保持在20%以上。研究产出数量与质量同步攀升，科技论文总量连续多年居于世界第二位，2005年至2015年9月，我国论文共被引1287万余次，高被引论文（引用次数居世界前1%）15011篇，均居世界第四位……杨卫用一系列数字概括了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状况。
在他看来，这远远不够。基础研究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整体实力差距体现在“三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少，引领科学潮流的大师级人物和世界级科学家少，基础研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少。
据杨卫介绍，国际科研机构每年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全球研究地图中溯源出100个新的爆发点。“前两年，中国仅有1个‘创新源头’，2015年也不过只有三四个而已。”
杨卫指出，基础研究正在进入从量变到质变、从点的突破到全面提升的发展阶段。2015年，中国论文的数量占到了世界总数的18.6%，而中国高水平论文（引用率在前千分之一）比重快速上升到世界同类论文的21%，甚至超过了数量占比。中国除了化学、材料、工程等优势学科之外的领域，也在慢慢开花结果。这些都是基础研究进入提高期的征兆。
力争到2020年实现“总量并行”，在投入、产出的总量上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
为了缩小差距，基金委提出了与科技发达国家实现“三个并行”的发展目标，奠定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科学基础。杨卫详细解读了“三个并行”的深刻含义。
“总量并行”，是指在投入、产出的总量上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杨卫指出，基金委对此进行了目标量化，例如在经费投入方面，基础研究经费占R&D（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比例争取由目前的5%左右达到10%；国际合作交流经费达到与合作对象大范围等同体量。论文总量方面，与美国差距进一步缩小。论文影响力方面，论文总被引用数达到全球第二；有1—3个领域达到第一；前1%高被引论文作者占全球10%；篇均被引数接近世界均值。
“贡献并行”，指在学科发展主流方向的形成过程中有中国科学家里程碑式的贡献。杨卫着重强调了“里程碑”的含义。“里程碑式贡献不一定是源头贡献，学术发展是有学术链条的，里程碑就是链条上的一个个关键节点。”他用铁基超导技术加以说明，虽然其发现的源头并非来自中国，但中国研发出温度最高的铁基超导，并对跟进的研究有优势的影响力。《科学》杂志评述“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这就是里程碑式的贡献。
基金委对“贡献”也进行了量化规划，比如热点研究方面，每年涌现10项左右里程碑式的学科前沿工作；热点论文排名第二；主导5%以上的学科前沿热点形成。人才团队方面，拥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军人才，学科全球前50位科学家占比进入前4名等。
“源头并行”，是指中国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有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源头创新工作。这也就是“创新第四阶梯”——源头式创新的发展目标。
科学基金将加大对源头创新的扶持力度，争取面向世界科学前沿每年涌现3—5项具有原创意义的重大成果，形成一批具有学科高地性质的研究中心，产出一批从原创到应用、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成果。
“这‘三个并行’是对我国基础研究数量和质量水平提升的整体表征，在国家创新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各项‘并行’的实现程度有所不同，是一个积叠、渐进的循序发展过程。”杨卫希望，在2020年实现“总量并行”，于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并不断加快“源头并行”的追赶步伐。
基金委将更加聚焦基础，更加聚焦前沿，更加聚焦人才
为早日实现“三个并行”目标，杨卫认为应当从资助格局、人才培养和制度管理等方面下大力气，提高自主效益，尽可能“把好钢用到刀刃上”。
首先，打造差异化的资助格局。基础研究领域广阔、项目众多，遵循科学规律、加强分类管理是新时期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的必然要求。“一项研究，无论是基于基础探索还是市场应用，无论是基于个人自由探索还是国家地区意志，无论是希望共享开放还是严格保护，都能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体系内找到位置。”杨卫强调。
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实施差异化的资助。对于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充分尊重科学家的学术敏感，扩大自主选题空间，鼓励自由探索；对于体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基础研究，引导科学家在关系国家发展命脉的战略必争领域攻坚克难；对于面向全球性挑战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会推进高水平国际合作，用好全球创新资源，服务人类进步；对于满足区域或行业发展特殊需求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会发挥“育种”作用，加强与地方政府、产业部门的协作，通过指南引导科学家深入研究，促进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有机结合。
人才，是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中屡屡被提及的字眼。“创新的主体就是人才”。青年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海外及港澳优秀学者项目、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在杨卫看来，对人才的扶持基金数目很多，但是急需完善资助谱系，优化支持机制：一是理顺人才成长链，在支持数量和强度上达到优化配置；二是促进人才支持公平化。最大限度避免“很多项目重叠交叉，常出现一个人同时申请到很多基金支持，但有的人却一分钱也拿不到”；三是力避用“行政级别”的方式设立人才层级。“如果根据类似于行政等级的方式划分人才层级，很可能支持不到真正有才的人。”他建议适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生涯阶段人才成长规律，发展多样化人才资助模式。
通过三个“更加”，让资助更有效。“更加聚焦基础，更加聚焦前沿，更加聚焦人才。”他介绍说，除了继续加大经费投入，还要着力从内部管理入手，“建设评审制度公正、绩效回报丰富、全球视野开阔、管理服务高效、资源总量宏大、资助谱系多样”的卓越科学基金管理机构。例如，科学基金已经对资助经费进行调整，将经费划分为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间接经费与受资助单位的信用等级直接挂钩。
“简单说，在将来，一个依托单位的信用等级越高，就能配套得到越大比例的间接经费。”杨卫解释道，而信用等级和财务管理水平、学术诚信记录、项目评审结果、公开提交报告相关，这也是科学基金进行诚信约束的手段之一。
【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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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千里马与懒牛、犟驴
文/丁鼎
《吕氏春秋》记载，古时有十个相马高人，相马方法各自不同。寒风相马是观察马的口齿，麻朝相马是品评马的面颊，子女厉相马是查看马的眼睛……这十个人都是相马良工，都能看到马的一处征象，就知马骨节的高低、腿脚的快慢、体质的强弱、能力的高下。不仅相马是这样，人也有征兆。
对于考察使用干部，我们常讲要全面了解，并为此而制定了不少措施，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问题在于真正做到全面准确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而且所采取的措施，表面看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而往往最真实、最本质的东西，靠一些程式性的东西是搞不出来的。我们识人用人，不在于采取多少形式，而在于平时对人的认识了解，对事物的熟知掌握。只要掌握住了人和事最本质的东西，就可以从一时一事中看出端倪，而把人用对，把事办好。
用人贵在得当，这个得当就是知人、知事、知岗、知情，做到了这“四知”才有可能把人用好。所谓知人，就是要知道所用之人的德能勤绩，知道其长处和不足，以及最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人皆有长短，用人应用其长而避其短，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所谓知事，就是要知道以事择人，而不是以人定事。目的是把事干好，而不是把人安排好。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以人找事，以安排人为目的的做法不少，耽误了不少事情，甚至误了大事。
所谓知岗，就是知道什么样的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干。要以岗择人，而不能上岗后再学习培训。现在有一些“万金油”干部，放到哪里都能抵挡一阵子，而且还自认为没有干不了、干不好的事。不服气、不怕难、敢挑战是好事，但不能拿事业去练兵。
所谓知情，就是知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真实情况，即所要用人的地方的社情、人情、工作情况及前后任的基础状况等等。调整干部要注意使工作连续，局面稳定，不要搞得换一次人，折腾出一批事，你搞一套，我搞一套，就在这一套一套中把大好机遇丢掉了，时光浪费了。
用人应“四知”，需要用人者始终牢记并认真去做。
我们常讲，要让马儿跑得快，就要让马儿吃得好，意思是要使用人、会用人，就得心疼人、养育人，解决好人的生活问题和待遇问题。《吕氏春秋》也讲道，千里马之所以能日行千里，就在于它没有过重的负担，如果你在它身上压上几百斤、上千斤的负重，它连驮起来都很困难，还能跑得动吗？
由此而联想到用人。对于一些能干事，会干事，不惜力气，也能干成事的人，往往给压的担子是越来越重，交的任务是越来越多，而对那些不干事、干不成事、甚至还坏事的人，则很少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因为他们负不起重、干不成事。但在待遇上，“千里马”同“懒牛”“犟驴”所给的“草料”却是一样的，甚至千里马还没有槽中犟驴吃得多，因为它在外边一心干活，也就只能吃一口是一口了，而槽中犟驴还要挑草拣料，时不时还尥尥蹶子，踢腾几下。千里马苦啊！千里马负担太重，无法日行千里，而讥讽奚落甚至指责谩骂也就来了：“你不是日行千里嘛，怎么才走了几里路就气喘吁吁地趴下了，这不是浪得虚名吗？”千里马冤啊！
大量的历史故事告诉我们，用人者，要知道千里马如何才能跑千里，不要给他们负荷太重，特别是精神的负荷更不能太重，要给他们松套减负。驭马得当，才能使千里马尽情驰骋。
《 人民日报 》（ 2016年01月14日 04 版）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