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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不是跨栏,而是马拉松 上帝是个经济学家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2-23

 

经济增长不是跨栏,而是马拉松

  回想一下,20世纪90年代之后,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大衰退”。中国经济将进入“新常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则预言,全球经济将进入“新平庸”(New Mediocre)。

  如果把视野拉得更长一些,我们就会看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新经济”外表光鲜,但不免自我评价过高,若论全球经济增长的表现,20世纪50~70年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我们已经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了,可是,即使是在欧美国家,像汽车、家电这样的产品,也只是在二战之后才“飞入寻常百姓家”的。

  中国人没有赶上20世纪50~70年代那场经济革命。过去30年的经济起飞,是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唯一集体记忆。30年,足以给一代人的思想烙下深深的印记,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不过是一个极其短暂的瞬间。我们当然会留恋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但是对不起,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欢迎来到平庸时代。

  为什么经济增长会出现退潮呢?因为高速经济增长从来就不是常态,只是特例。只有在一国出现经济起飞和赶超的阶段,才会有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过了这个阶段,一切都要回归常态,就像抛到空中的球会落到地面上一样。全球经济如此,中国经济亦然。

  简单地讲,对增长的贡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人口的增长,二是人均产出的增长。要想有经济增长,要么有更多的劳动力,要么提高劳动生产率。

  先看劳动力的数量变化,这就要对未来的人口格局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对未来的很多预测,都建立在全球人口数量将会不断增加这一假设之上的,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21世纪,全球人口变化会出现一个新的革命,即全球人口规模将在达到一个峰值之后逐渐回落。全球人口出生率预计到2030年会降至0.4%,到2070年会降至0.1%左右。21世纪后半叶,即从2050年到2100年,预计全球人口出生率平均为0.2%。如果再细分,又能看到,这一时期人口的净增长将全部来自非洲(人口出生率大约为1%),美洲的人口出生率为0%,欧洲和亚洲则出现负增长(分别为-0.1%和-0.2%)。中国将会出现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我们会在变得富裕之前就衰老。

  过去,人们担心的是人口爆炸,害怕人口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社会负担,现在我们才看到,经济增长先是会带来人口的加速增长,但随后就会导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一开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粮食供给增加,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大幅度改善,人口增长会加速。之后,随着妇女文盲率的降低、避孕药具可以合法、公开且较为廉价地出售,再加上孩子抚养成本的上升,人口出生率又出现了下降趋势。这已是大势所趋,也正因为如此,即使中国已经局部放松了对生育的管制,但仍然无法逆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大势。

  人口数量减少,尤其是劳动人口的减少,将直接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人口出生率下降会带来老龄化问题,抚养老人的担子越来越重,也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力。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一个国家的改革动力也会消失。当年轻人居多的时候,一个社会尚有勇气和魄力做出暂时的牺牲,完成艰难的改革,到老年人居多的时候,暮气沉沉,朝不保夕,很难再做出调整。

  老龄化社会同时也更容易成为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如果子女多,则能够继承到的财产相对较少,更多地要靠自己去努力,但如果子女少,则遗产继承更容易导致财富集中。想想我们这一代,生逢高速增长时代,你如果努力、勤奋,能够赚到的钱会远远超过父母一辈子的积蓄。但是,假如人口增长放缓,经济也进入低迷状态,家庭财富的积累就会变得更重要,自己干得再好,到头来还是比不过人家的爹妈有本事,“拼爹”的现象就会更多。由于财产继承带来的贫富分化在中国尚未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但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感受到不平等的问题。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就算劳动力的数量减少,但如果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我们不是仍然能够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吗?

  当然如此。可是,我们过去能够保持劳动生产率的迅猛提高,主要是因为我们处于赶超阶段。处于赶超阶段的落后国家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那就是可以看到学习的榜样,依葫芦画瓢,通过模仿,迅速地逼近技术前沿。这在工程学上有个说法,叫“反向工程”(reverse engeneering),说白了就是把别人的东西拆了,重新组装,多拆几次就学会了。问题在于,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离技术前沿的差距越来越缩短,赶超的难度也就日益增加了。

  经济发展还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大致把产出分为三类:

  一是制造品。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最快,新产品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电脑和手机如果过了半年还没有新款出来,我们就会觉得慢得难以接受。

  二是初级产品。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在增长,但同时更多地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增长相对缓慢一些。以农产品为例,育种、灌溉、化肥、农药、运输、仓储、食品加工等技术的进步,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三是服务业。服务业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差异也极大。一般来说,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最为缓慢的。最典型的以理发为例,美国的理发师不比中国的理发师高明到哪里,但价格会比中国贵很多。一般来讲,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在一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高,但这未必会导致一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相反,倒是很有可能导致一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发展服务业呢?发展服务业的最主要意义不是为了促增长,而是为了保就业。就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服务业也已经超过制造业,成为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冠军。

  设想一下,中国经济从此告别了10%以上的高增长,慢慢地拾阶而下,回落到7%、6%甚至5%,那岂不是一个黯淡悲观的前景?

  倒也不是。经济增长放慢并不怕,只要不出现“硬着陆”,能够维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中国经济仍然会有长足的进步。时下有个很热的讨论,即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1989年提出的标准,以1987年为基准年,人均国民收入低于或等于480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高于480美元,低于或等于6000美元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高于6000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到了2013年,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为1045美元,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为12745美元。排除物价和汇率的影响,以实际收入来衡量,这和1987年的480美元、6000美元门槛是等价的。

  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480美元),到从中等收入国家毕业(人均6000美元),意味着人均收入水平要提高12.5倍。这是一个漫长的征途。要是想在20年内“毕业”,一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长率需要达到13.5%。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能耐。要想在50年内“毕业”,一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长率需要达到5.2%。这也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但是有可能实现的。中国在过去50年内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就达到了6.7%。

  换一种算法,要想跨越这12.5倍的收入差距,如果能保持4%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64年;如果保持3%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85年;如果保持2%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127年;如果保持1%的经济增长速度,则需要253年。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复利”,一年一年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只看单独一年的经济增长率高低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要有耐力,这场比赛不是跨栏,而是马拉松。

  不要把眼光盯着面前的跑道,要目视前方,调均呼吸,保持好步伐的节奏,心中想着最终的目的地。

  (作者 何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新华网-思客] 

上帝是个经济学家

  进化的动力是竞争。谁能够生存下来,生育更多的后代,并让后代生存下来,再生育更多的后代,谁就是自然选择的赢家。很显然,那些高大的、聪明的、敏捷的人比那些矮小的、愚蠢的、迟缓的人更有竞争优势。可是,为什么自然选择的结果不是人越变越高大、越变越聪明、越变越敏捷呢?很简单,因为上帝是个经济学家。

  经济学所讲的优化,是在约束条件下的优化。经济学讲的优化,是在一般均衡中的优化。人的能量是有限的,一个人一天能够代谢的能量大约是5000卡路里,需要做的事情又多,所以上帝必须选择我们在每一个用途上配置的资源都恰到好处。上帝始终遵循的是中庸之道。只有人类才会犯愚蠢的错误。Diamond讲到,英国海军在一战之前和一战期间陆续造了13艘战斗巡洋舰,他们的目标是要大、装的炮要多、而且要跑得快。最后果然让他们给造出来了。2800吨的庞然大物,速度又快,真是振奋人心。但是,给定船的重量,如果又要增加炮的重要,又要增加发动机的重量,就只有减少其他部件。他们减少的是什么呢?船的防护甲和防空设备。1916年,有三艘这样的战斗巡洋舰在战斗中被弹片击中而沉没,1941年另一艘战斗巡洋舰在和德国战舰交火之后不到8分钟就被击沉,珍珠港事件之后又一艘这样的船被日本的轰炸机击沉。在约束条件下,你不可能样样都好,只能满足于样样都说得过去,但统一起来之后最优。

  为了更好地完成自然选择的目标,每一个物种需要为自己的健康投资、也需要为生育和抚养后代投资。上帝帮助我们选择在这两个用途上最佳的配置。不过,最后的均衡解不一定只有一个。人类活得时间长,但能够生育的后代很少,老鼠活得时间很短,但生育的后代很多。人和老鼠都找到了自己的最佳策略,这两种策略哪种更好?上帝不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不让老鼠花更多的资源投资于自身的健康?因为这种投资的预期收益太低。老鼠的天敌很多,所以它的预期寿命很短,给它投资是不值得的。鸟会飞,乌龟会躲在水底谁都不招惹,它们的天敌少,预期寿命长,所以上帝就给它们更多的投资。女人的预期寿命比男人平均多6年,这是因为给男人投资的风险太大,你不知道哪天男人和男人之间就会发生战争,他们就会变成炮灰,不打仗的时候男人也不会闲着,他们会闯红灯、踢足球,很容易把自己弄伤,所以在上帝看来,给男人投资真是不值。

  为我们自己健康的投资,就是修补我们的身体。有的修补是坏了之后修补,比如皮肤有了伤口,会逐渐愈合。有的修补是日常检查,定期更换。比如我们到了6岁之后会换牙。我们一生只换两次牙,大象要换6次,鲨鱼要换无数次。和其他动物的修补本领比起来,人类可能是远远不及的。蟹和虾会换自己的骨骼、海参会换自己的肠子、壁虎会换自己的尾巴,我们要是也有这样脱胎换骨的本领多好呀。其实,人类的修补要比其他动物的修补更加及时全面。我们每天肠道里的细胞每隔几天就会更换一次,膀胱里的细胞每隔两个月就会更换一次,血液里的红细胞每隔4个月就会更换一次。即使你每天都躺在床上不动,仍然会消耗至少1640卡路里,这些能量干什么了,就是拿来修补你的身体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生理学对衰老和死亡的解释都是错的。有的生理学家认为人的衰老是因为荷尔蒙的变化,有的认为是免疫系统失灵,有的认为是神经中枢退化。这些观点都是试图在寻找导致人类衰老的唯一的原因。如果这些理论成立,那么我们找到青春之泉就能获得永生。很多老人注射荷尔蒙,想延长自己的生命,就是出于这种幻想。上帝的每一分投资都已经精确的计算过成本和收益。上帝都要撤出投资的项目,我们却还要追加投资: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作者 何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新华网-思客] 

 

相关报道

智库的战略镌刻在它的DNA里

  智库需要战略。对于一个智库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确定自己的定位。你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领域,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角度。正如蓝海战略的提出者金伟灿和勒妮·莫博涅所说的那样,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竞争。智库和企业一样,也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各种智库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智库被称为“思想的掮客”,主要的宗旨是为了影响决策。做研究的人很多,但大部分是在高校里。高校的研究是为了把科学前沿进一步向前推进,智库的研究是跟在后面捡麦穗的。做智库研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但需要多面手。要会做研究,知道怎么用理论和数据得出可信的分析,还要能把复杂的思想用简明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既要讲得领导听得懂,也能讲得普通百姓听得懂。不仅要弄明白是啥,还要弄明白该怎么办,有什么高招。不仅要把“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摆出来,还要敢于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判断:禽流感会不会大规模爆发?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传导到中国?油价会涨还是会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不少学者能做高深的学问,就是写不了政策报告,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知识的诅咒”:他知道得太多了,不知道该突出哪些要点、忽略哪些细节。官员用的语言和学者用的语言不是一个体系,有经验的政策研究者得学会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跳进跳出。

  对于智库来说,想要影响政策决策,大体是在议题的提出、寻找不同的政策方案、推动提案的通过这三个阶段。研究型的智库大多会集中关注第一个阶段。比如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兰德智库只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会出兵朝鲜,至于怎么决策,那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大多数智库还会服务到第二个阶段,即要拿出不同的政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有个别和政府关系格外紧密的智库会热衷于在第三个阶段发挥作用。比如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当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简称 DHS)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部门该干啥。传统基金会马上行动起来,写报告、开研讨会、四处游说,对国土安全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仅仅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政府屁股后面的智库是不可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的。很多长期问题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准备,更不可能给智库布置具体的研究任务。一流的智库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前瞻性的问题,事先准备好政策建议,早早地赶到前面,搬个小板凳,在政府要路过的地方等着。布鲁金斯基金会讲到,他们的学者大概会用60%的时间做长期的战略研究, 40%的时间做应急课题。这样做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一定会有失败的可能。这是一种“对智力的风险投资”。有活力的智库,都会对失败的研究抱有更多的宽容。

  智库不仅要面向政府,还要影响公众。智库和高校不一样,并不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考核标准,它们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在报纸上当撰稿人、上电视、参加各种公共论坛,发出自己的声音。布鲁金斯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智库都鼓励自己的学者写书,不是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而是能用平实的语言把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的通俗读物。在互联网时代,智库们也学会了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推广自己的观点。和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成本更低、传播面更广,而且能够形成互动。当然,互联网也会极大地降低每个人发表意见的门槛,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和网民的吐槽区分开的,最终是靠智库的信誉,这种信誉归根到底来自于扎扎实实的研究。

  一般来说,智库的规模都不大。当然也有非常大的,比如布鲁金斯基金会每年的预算大约在8000万美元以上。有的智库规模小得令人吃惊。地处布鲁塞尔的Bruegel,这两年异军突起,超过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跃居全球经济政策类智库第一名。Bruegel的研究人员不过10人,其中还有兼职的。大多数规模较小的智库,都得学会灵活地运用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等机制,把自己建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智库的竞争力不在于单独一个、两个一流的学者,而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团队。小而精干的智库之所以有竞争力,是因为他们像培养科研骨干一样培养行政和后勤人员,有一套标准化、流程化的工作方案,有各种各样的科研管理创新。这些科研人员背后的无名英雄,很多都是藏龙卧虎。Bruegel的媒体联系负责人原来曾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

  比做研究更令人头疼的事情是筹资。智库的资金来源,一是靠基金会的支持,二是靠大大小小的捐款,当然也有课题经费和公司、个人的馈赠。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智库更容易收取捐款。相对保持政治中立的智库则主要靠基金会和课题的支持。为什么筹资难,不是难在要钱,而是难在说服更多的人,你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你要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募捐不是仅仅筹集资金,而是汇集志同道合的力量。一个优秀的智库,一定是有灵魂、有感召力的。离开了这种灵魂,智库也就没有了生气。

  所以说,智库的战略不是学得来的,智库的战略镌刻在它的DNA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体现着它的战略。

  (作者 何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新华网-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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