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10-02
其他人的看法：
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迅速突破数年前提出的2020年人口规划目标（1800万），即将达2000万，形成了每2年人口增长超过百万态势。有学者发表文章认为北京不应限制人口，并拿东京、首尔做类比。侯东民教授认为，大家都忽视了北京的独特性，那就是水资源，人口增长正在严重透支北京的生存基础，对此社会迄今没有深切认识，对人口猛增的症结及其调控渠道也缺乏准确认知。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本人对这些“城市极限承载力”，乃至于“中国人口承载力”之类的研究，基本上持一个否定的态度。说实话，此类研究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做，但就我看到的相关研究而言，由于研究者的立场、加上自身知识与视野的局限，总是有意无意地低估了技术、制度创新和管理手段进步对城市人口容纳力、国家人口承载力的动态影响，更忽视了市场机制本身对人口流动、人口增长的重大调节作用。因此，这些研究对特定区域人口极限容纳力的估计很快被现实发展所突破，一点也不奇怪。——陶然（学者）
如果按照“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的理论，美国的拉斯韦加斯和以色列这两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里无一例外是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们每年花多少无谓的公款在“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研究上？又有多少决策建立在如此无稽的理论成果上？更挡住了多少公民正当的城市权利和城市梦？——童大焕（媒体人）
侯东民的回应：
侯东民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教授
● 东京、首尔确实聚集人口，但水资源状况与北京完全不同，北京就是有钱也难以随意买到水资源
● 约束就业增长是控制人口的重心，按首都定位制定企业准入门槛，是北京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北京地下水已用到极限
一地区保证生态平衡水资源利用率应在40%以下，人均水资源1000立方米以下属缺水，500以下属严重缺水。北京水利用率已超过90%，人均水资源已低于200立方米。
为保证水需求，北京长期压缩维持河系生态平衡、抵御污染必须的生态用水，严重超采水库水及地下水；同时限制上游河北相关地区用水，并不时紧急从更严重缺水的河北调水，目前正协商从频遭断流的黄河调水，北京最后的希望是国家耗资巨大的南水北调工程。
但近期科考队对我国西部大河水源地的调查表明，状况并不乐观，湖泊萎缩到处可见，加上今年沙尘暴重新肆虐，西南曾出现严重干旱、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难以预计，给南水北调长期效果添加了不确定因素。
即便南水北调按计划长期给北京稳定供水10亿立方米，北京多年平均水资源量37亿立方米（上世纪60年代年均40多亿，90年代30多亿，2000年以来仅23亿。因此很难判定多年平均与今后现实水量关系），加上南水北调，也就47亿而已，按目前近2000万人口计算，南水北调后人均不到250立方米。
一般预计北京今后人口将达2500万，按人均250立方米低水平计算年需水也要62亿，与47亿供水比缺口达15亿立方米。据北京地勘局近年研究，至地下150米北京地下水储量约600亿立方米。但北京2001-2008年均缺口12.7亿，累计缺口102亿。1960年北京打井深度不到10米，今天一些平原地区100米井已经废弃，新井直达150米，几乎触及基岩。
试问，人口继续这样增长，地下水还能坚持多久？一些学者认为北京人口今后可达5000万，这意味着不出10年地下水可以耗竭殆尽。
目前，在用水问题上对首都权力的利用已经达到极致，从长远看，全国可以支持奥运，周边却没有理由一直为北京GDP或人口失控买单。在目前人口态势下，南水北调后北京继续超采地下水或向河北要水等情况无法有效缓解，缺口还可能继续增加。人口过快增长使北京人口环境关系高度脆弱化，降低人口增速已经是北京“十二五”头等重要发展任务。
北京与东京、首尔不同
在以上形势下，北京人口容量及人口控制至今颇有争议。未来人口达到2500万似乎已成定局。有学者以东京、首尔为例，认为北京人口今后会达到5000万以上。北京合理的人口容量究竟应该多少？
目前东京人口1300万，相当于日本总人口10％，北京人口达到5000万，也相当于全国不到4％。目前东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近6000人，上海3000，北京“少得惊人”只1200，这样看北京人口确实还有巨大扩展空间。但这种类比完全错误。
一地区人口容量可以用经济、水、土地、交通等条件分别测算。但诸因素中真正决定人口容量的，是生态学上所称的最小限制因子，或称短板。对北京讲这一短板非常明显，就是有钱也难以随意买到的水资源。
东京、首尔确实高比重聚集了国内人口，但水资源状况与北京完全不同。汉江浩浩荡荡穿过首尔，不远处即直入黄海，首尔没有水资源问题，也基本不使用地下水。
东京早期发展出现过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但很快加以控制，目前基本利用河流及水库水，地下水开采极少，并大量回灌地下水，地面沉降极大改善。
东京能够如此，北京却根本做不到。因为东京年降水1550毫米，北京只有580，日本人均水资源3300立方米，东京地表水不够，周边完全可以补给。而中国人均水资源略多于2000立方米，北京及整个黄淮流域人均水资源更多在450立方米以下，并随人口增长还在下降（因此水资源也必将制约京津冀城市带发展）。
那么，北京人口合理容量是多少？加上南水北调北京水资源不超过47亿立方米，按人均300立方米计算，可以相对合理承载的上限约1600万人口。如仿效东京、首尔主要利用地表水，北京地表水加上南水北调不超过20亿立方米，承载人口七八百万而已，根本无法与东京、首尔比较人口容量。
目前，为解决近2000万人口用水问题，首都权力使用已经接近极限，政府疲于应急而难有稳定供给方案。但人口却在以2年超百万速度膨胀。面对这种形势，遗憾的是，目前社会认识，包括政府内部认识，仍然莫衷一是。这种乱象在严重考验政府的决策能力。
换言之，对人口迅速增长导致的严重水危机必须高度关注，人口控制势在必行。
控制的关键是手段合法
近年一谈到人口控制，就会引起颇多争议。这种争议反映出两方面问题：一是对北京人口控制合理性缺乏正确的肯定性认知，二是一些具体人口控制主张不能切中时弊、剑走偏锋，含有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因而频频引发争议。
可持续发展被公认是区域发展战略的最高统领。人口增长不断侵蚀城市生存基础，反映了北京经济发展及城市可持续管理某些重要方面，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矫正这种失灵，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任何政府讲都是义不容辞的，何况今天已经十分紧迫。面对水资源危机，北京被迫实施人口控制，法理上是完全正当的。
但同时必须清楚，人口过快增长是某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只是后果，不是原因。故矫正此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表面上是指向人口管理，实际上主要措施必须指向经济管理的改善，主要手段必然是经济手段、市场手段。
直接指向外来人口或外来人口管理，甚至提出限制文化程度较低公民进京等等，在陷入争议的同时也必然无法真正起到抑制人口增长的作用。多年来北京一直大力在抓外来人口管理，外来人口增长却越来越快，就在说明这样的道理。
所以，北京人口控制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控制，而在于应认识导致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并采取正确的管理措施。
尽管中外任何城市规划如涉及人口目标，都是预测性兼指导性而非指令计划性的，即便措施得当，人口发展与规划指标之间存在差距也永远是正常的。但北京人口增长近年远超规划毕竟是不正常的，主要既不是人口管理做得不好，也不是城市规划做得不好，而在于实现城市规划及人口目标所依据的条件———按首都定位管理与发展城市经济，现实中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
为企业准入制定门槛
近年北京一直大力抓人口管理，人口却激增，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失控及调控均不在事后的人口管理，而在企业准入造成的源头性人口需求，人口管理无力矫正经济管理所带来的问题。
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北京产业单位440万，比2004年第一次普查293万增长48％，净增147万，企业猛增带动的就业及常住人口增长岂能不快？
4年企业增长近50%，多大比例切合北京城市定位？企业准入是落实城市定位的根本保障。但目前北京基本照单全收，首都定位与企业准入严重脱钩。
企业准入无序使北京经济总量较快扩张的同时，企业整体质量（劳动生产率）及其提高速度多年来持续相对落后，这是上述经济管理失灵最重要的表现，也是导致北京人口迅速增长的首位原因。
2003-2007年北京三产产值增加96％，就业增加58％，同期上海三产产值增88％，就业仅增21％。这一期间北京三产就业猛增277万，几乎完全等于常住人口增量。在给定经济增速下，我们曾预测2004-2020年北京以以往北京或苏州、上海不同劳动生产率增速发展，仅就业需求差额可达300万以上。
为什么企业准入无序是经济管理失灵最重要的表现，也是北京人口迅速增长的首位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首都独特的区位优势对外界有强大的吸引力，各种企业趋之若鹜，只有首都定位而无实施细则，工商登记照单全收，企业增速降不下来，以往以及今后的人口控制都只能奢谈。企业增量迅猛，又想控制住人口，怎么可能？
因此，约束就业增长是当前控制人口增量的重心，按首都定位对企业准入制定规则“约束数量，提高质量”，是控制就业增长及提升首都发展品质最有力的途径，也是在水资源危机下北京不能不采取的措施。
以可能牺牲一点GDP增速为代价，有力地约束企业准入，加上旧有企业升级及配合其他正确的管理措施，戳破北京人口增长泡沫并非难事。当然，企业准入如何“约束数量，提高质量”，还需要拿出管理者的智慧。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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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北京的人口规模是怎样调控的
清代中期以来，随着城市户口、主要是内城八旗户口的迅速增殖，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而提出了疏散八旗户口，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要求。清朝采取了将户口迁入与迁出相结合的政策，成功地调控北京城市户口及人口规模。
一、疏散北京内城京师旗人，减轻京师人口压力
“八旗甲兵，国家根本”的特殊政治地位，决定了旗下官兵经济生活待遇的优厚。旗人享受的优惠经济待遇，促进了京师旗人户口的增长，形成了“虽竭东海之正供，不足以赡”的局面，清政府的财政经济压力相当沉重。面对北京八旗“户口日繁，待食者众，无余财给之，京师亦无余地处之”的严酷事实，清政府筹措了各种疏散京师旗人，减轻京师人口压力的对策。
●建房城郊，移内城兵丁携眷分驻 随着京师内城旗人的迅速增殖，一般旗人的住房困难屡屡发生。清政府在内城挖掘住房潜力，紧缩官兵居住面积，并于内城空地建房赏住旗兵外，在内城八门外盖房建舍，令八旗官兵携家眷往居。自康熙历雍正至乾隆中，清政府于四郊建造营房累计达4万多间，派驻京师八旗子弟人口总计约8万余。
同时，清政府还逐步放松了对京师旗下官兵严格集中聚居的管理。政策法令的松弛，使京师八旗人口自发迁居外城及郊外者日众。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移居正阳门等前三门外之满洲官员兵丁已有400余家。因内城房租昂贵，迁居郊外基地附近居住者就更多了。
清代中期，政府有计划地迁移京师八旗官兵户口并鼓励旗下兵丁及闲散户口自发迁居四郊的外城，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京师旗人“京师亦无余地处之”的问题。
●增加直省驻防，迁移京师旗人于各地 面对京师八旗户口的不断增殖，仅仅依赖疏散内城旗人于郊外的措施，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京师旗下人口集中聚居，拥挤不堪的问题。对此，雍正、乾隆两朝，在实行上述措施的同时，还大大增加了驻防直省各地的京师八旗官兵的数量。当然，各地驻防并不始于雍乾两朝。顺治及康熙时期都有八旗官兵携眷被派往各地驻防。但那时的驻防系出于单纯的军事目的，以镇压和防范各地汉人的反抗。而到雍正、乾隆时期，也就是经康熙后半三十余年的休养生息，京师八旗人口迅速增殖之后，驻防的性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显地带有屯田兼疏散京师旗人于“辽阔”地方的性质了。
雍乾两朝共计迁出驻防官兵及家眷约计9万余人。显然，增加直省驻防的措施在解决京师旗人“京师亦无余地处之”的问题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迁移京师八旗闲散人口于东北屯垦 雍正二年(1724年)，曾以京畿新城、固安官地341顷制为井田，令无业旗人屯种。这一开创性工作虽然在当时成效不大，但为后来迁移闲散旗人屯垦东北提供了经验。
雍正至道光四朝前后共迁移京师闲散旗人包括闲散宗室约2万人于东北及畿辅等地屯种。这一措施不仅在解决北京闲散旗人“京师亦无余地处之”的问题上，而且在解决政府“无余财给之”的问题上均取得了较前述措施更明显的进展。
●部分汉军旗人出族为民，占籍州县 康熙后期，即已准许部分汉军旗下壮丁“出旗为民”，但数量较少。至乾隆初，不仅汉军旗下壮丁，而且连同汉军八旗兵丁自身在内，均成为出旗为民、占籍州县的对象。
故在清代中期，主要是乾隆中的京师汉军八旗兵丁出旗为民，成为当时政府解决汉军旗人生计、减轻国家经济负担，将京师汉军八旗人丁户口散处州县的又一项重要措施，收到了与屯垦相一致的社会效果。
总体上考察，这些措施在解决清代中期京师八旗兵丁及闲散人口政府“无余财给之，京师亦无余地处之”的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良好效果。同时，大大减缓了京师八旗人口的增殖过程，成为清代中期之后减缓佐领增编甚或不再编设佐领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应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一桩成功的创举。
清末，京师八旗人口的贫困化，迫使清政府进一步松弛以对京师旗人的禁锢，规定“八旗准出外贸易及在外寄籍”。且“准与该地方民人互相嫁娶”。对京师旗人“弛宽其禁，俾得各习四民之业，以资其生”的政策，不仅改变了京师旗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依赖国家粮饷生计的状况，而且也达到了疏散内城旗人，减轻清政府财政与经济压力的目的。
二、严禁流民占籍京师，限制了京师外城人口的机械增长
清代前期，由于民族压迫，京畿圈地，土地兼并及自然灾害等，即有大量破产农民等不断涌入北京，谋取生计。对这些流离人口，清政府视为极大危险，横加摈逐。清初，对京师无业游民采取逮回原籍的政策。雍正初重申，就食京师流民，清查口数，资送回籍。此后又规定，闲散游荡，立宜摈逐。惟候补、候造之人，读书之人，贸易生理之人，方可听其在北京居住。驱逐流移北京的所谓无业流民遂成为清代前期的长期政策。清政府虽以“肃清奉毂”为旗号，但实际上限制了外城人口的机械增长。直省人民不得入居京师，便滞留、占籍于宛、大二县。所谓“顺天大、宛两县，土著甚少，各省人民来京，居住稍久，遂尔占籍”，就是指此。禁止直省流民占籍北京，一方面限制了外城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大、宛二县人口的机械增长。
三、限制致仕官员及胥吏寄籍京城，阻滞了京师外城人口的增长
康熙中期规定，凡京官革职、休致、解任，严催起程。后来虽对解任、休致、丁忧官有所其自便的宽容政策，但事实上囿于成例，即使留居京师，亦多占籍大、宛二县。故至乾隆中，“大、宛等县，多士云集，土著寄居，不免搀杂。”至于各部院衙门书吏，五年役满考职后，即严催回籍；若潜匿京城或私自来京，均要问罪遂成为一项制度。这些出自政治原因的政策，同样阻滞了京师外城人口的机械增长。
乾隆中期之后，清政府限制直省人口占籍京师的政策明显改变。乾隆初，乾隆帝即曾指出，流民资送势亦有所难行，不如听其自为觅食谋生。这是清政府对资送流民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至咸丰中，据《清文宗圣训》载:“流民中谋生者，多系故土并无田庐依倚之人，而必抑令复还，即还其故乡，仍一无业之人耳”。据此推断，自乾隆中期开始，即逐步放松了对流民的追逐，也就造成了流民在京谋取职业，占籍北京外城的机会。当时，除京畿移民之外，来自山东、山西以至南京等地的谋生者颇多。因此，自乾隆中期之后，随着清政府限制政策的变化，移入北京外城的直省人口逐渐增多，至清末才得以达到30余万人。
(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作者尹钧科富丽分别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副研究员)
[北京日报 2006-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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