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忠，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主任，研究员。

　　南都周刊：近两年，巨灾频仍出现，你也曾亲自参与多次灾区心理援助，在你看来，中国在灾后心理危机的干预上，与其他成熟国家相比，还存在哪些短板？

　　王文忠：在中国，心理学大规模服务于社会，以前是比较少的，汶川地震是我们第一次介入危机干预。刚到灾区时，和其他心理援助单位一样，有些乱。当时灾区心理服务团体很多，但各做各的，方式方法也不同，缺乏协调和沟通，这种遗憾，可能与此前没有开展过这类大型服务有关系。

　　四川地震，全民动员，社会各界的救援力量一下到达高峰，是井喷式的，接下来到玉树地震就比较平静了，舟曲泥石流就更平静，心理援助也是如此，四川当时有一千多名心理志愿者，玉树就少了，舟曲就没几个人。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王文忠：我刚从日本回来，他们的工作比我们系统得多，阪神大地震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他们还在跟踪，工作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经费有保障。现在，我们这里，中央对灾后危机干预很重视了，可如果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没有经费，也很难作出反应。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有些心理援助团体是没钱的，目前在四川的心理工作者，能维持三年的，也就我们一家，北大、北师大逐渐撤回了，在玉树只有我们中科院心理所。

　　我个人的体会是，地方上的官员，对硬性指标关注多一些，灾后比如楼房、道路、医院的重建，看得见摸得着，涉及他们的政绩，而心理层面的东西，缺乏考核标准，基层政府积极性不足，这是我们工作的难点，所以，现在的中国心理援助，还停留在学术探索和民间支持的阶段，不过，我觉得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一个民间先行、学术先行的过程，政府会慢慢跟进。　　南都周刊：你们做危机干预，当地不配合怎么办？

　　王文忠：我们到了当地以后，先要给官员做工作，协助他做一些管理，得到认可后再来开展心理援助。也有不配合的情况，有的地方灾后很忙，他们不愿意接洽这事，我们就得花大力气获得他的支持。

　　我记得，四川地震灾后49天，按照当地风俗，和尚道士都要来，当地政府不同意，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更重要的是，他们怕灾民聚集在一起，相互影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但我们觉得，死者“七七”很重要，对灾民心理疏导很有意义，我们说服了当地政府就去做了。我们还组织了一些生产自救和联谊活动，学习书法和绘画，这都是有心理学原理作依据的。

　　南都周刊：地方政府部门可能也会组织相关人员在做，他们做的，和你们做的，有怎样的不同？

　　王文忠：就效果而言，区别应该不算很大，政府力求稳定、快速开展重建，我们危机干预，也期望受灾群众自立自强，目标是一样的。

　　灾民一方面很悲伤，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需要政府赔偿，政府不愿意让专业人员介入是因为中国有个传统，叫家丑不可外扬，政府不愿意外部力量协助他们处理与民众有关的问题，他自己关起门搞来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外人来既是帮忙又是监督，甚至会觉得是牵绊。　　作为灾区心理援助力量，我们去过不少地方，不是很受欢迎，这是实话。

　　南都周刊：与地震这样的大灾相比，像南平校园血案，受害者的心理危机是不是更容易受忽视？

　　王文忠：地震、海啸等大灾难，灾民多是听天由命，因此危机干预尤其重视二次创伤的弱化，因为它涉及人群广，情况更严重，灾民一旦觉得灾难有人为因素，对政府的不满就出现了，比如说四川灾民提出追究豆腐渣工程当事人。而南平这类犯罪案件，虽然也让人们关注到了政府责任和社会不公，但有很大不同，这一类案件，二次创伤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重大天灾往往都有二次创伤，对此，政府要做一个积极的信息发布者，而不是消极的应对者。

　　拿伊春空难为例，其实空难影响到的人数还是相对较少的，包括遇难者家属、幸存者、空乘人员等，但当地政府可能没有有效应对当事人家属和记者们，由此造成的二次创伤，后果更严重。【本期封面报道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