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华芳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是世界上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有一“街”一“山”与政治事务相关，同样名动天下。这一街是K街(K-Street)，这一山就是国会山(Capitol Hill)，国会山其实很难算一座山，顶多算个坡而已。而K街也早已超出“街”的局限，成为围绕政策进行研究、分析、宣传、游说等业务的机构的代称，包括智库、律所、咨询公司以及从事专业游说业务的公关公司等。

　　游说(lobby)是从K街到国会山的关键活动，通常会影响具体的公共政策。“说客”(lobbyist)是其中的主角，说客代表利益集团进行游说，但说客必须进行登记注册，以表明身份。中国的“驻京办”有时候也代表地方利益集团，但通常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开展见不得光的业务，而K街的说客们则光明正大，甚至颇有说客以自己的身份为傲。

　　通常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代表利益集团还敢这么明目张胆呢？这要从“利益集团”这个词说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到：“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组织社团。”这组团就是组成“利益集团”，大家利益与共休戚相关，才能紧密组织起来。所以利益集团本来就是光明正大的一件事情，必须向别人表明你的利益旨趣所在，别人才能明白你的意图，进而再进行沟通交流。所以在美国组团结社要光明正大，代表利益集团要明目张胆。

　　在利益明确之后，假定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案是不利于某个说客所代表的利益集团，那么说客就要游说，争取不让法案通过。当然也有说客代表利益集团去推动法案的通过，因为可能不利于这个利益集团的，没准有利于那个利益集团。这种院外游说的历史非常悠久，美国独立后的第一届国会就已经出现游说活动。只不过说客不能进入会议室和议事大厅，通常只能在国会和政府大楼的走廊上活动，因此走廊(lobby)这个单词就成了游说活动的英文名，lobbyist也就成了说客的代称。

　　通常有一种观点认为说客大大增加了美国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成本，因为可能会陷入旷日持久的拖延之中。而且本来简单的事情，被说客们搞复杂化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说客们起到的是节约了巨大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成本。

　　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至少有两个：第一，说客们明言利益，这样有助于各个利益集团知道其他各方想要的利益是什么，极大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就有了沟通谈判的基础，也有助于达成共识，可以避免由于草率出台公共政策导致的其他社会成本。如果不明白其他利益相关者想要什么，公共政策反而可能迷失其中。你想讲利益，结果别人跟你讲政治，这公共政策就谈不成了。

　　第二，说客们明言利益要有凭有据，不能光说我们这方的利益有多大，然后来一个狮子大开口，要其他各方作出更多让步。这行不通。因为其他各方也会测算你的利益。尽管这依旧难以避免一定程度的夸大其词，但总体而言能相互制衡。

　　那么如何做到有凭有据呢？这就要谈到智库的功能。大部分的智库通常都会做几件事情，包括提供研究报告、发表媒体意见、提供国会证词、举办各种活动等。这些都是关于具体公共政策的，比如华府的消费税比弗吉尼亚多交了多少，但没有投票权，这事不公平，要解决，方案是要么降低消费税，要么增加投票权。

　　也许从K街到国会山之路，最重要的就是极大提升了围绕公共政策进行辩论的水平。我们的公共政策辩论，更多停留在“为谁说话”的站队阶段，并且往往是从有没有良心的角度去评价公共政策，缺乏专业的研究和分析。而之所以缺乏专业研究和分析，又恰是因为不敢明言利益摆上台面来谈之故。因为利益不明信息不全，也就导致说话难有凭据，公共政策与其说有辩论不如说是吵架，因此也就无法通过有效的辩论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最终影响社会福利。因此我们社会要提高制定公共政策的水平，不仅要鼓励利益集团透明化，敢言利明言利，还要鼓励智库及其他政策相关的专业机构，例如律所、咨询公司、公关公司等的发展。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