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农业科研特点和科研周期，与目前科研支持体系和考评体系存在某种矛盾；另一方面我国农业生产的模式和规模，使技术在转化过程中“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 
    鲁成教授和梁国鲁教授是两位来自重庆西南大学的全国政协委员，他们亲身经历了农业技术在创新活动中的特有的艰难。说是特有，一方面是农业科研特点和科研周期，与目前科研支持体系和考评体系存在某种矛盾；另一方面我国农业生产的模式和规模，使技术在转化过程中“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
    鲁成委员说，地方上的科研环境，比之北京的院所更加严苛，对课题的考核是一年一次，而农业科研先后要经历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两个环节，再加上培育出一个新品种至少要经历几个生物生长周期，因此，从一个思路到技术成熟，科研人员往往耗费10年以上的心血。
    梁委员研究培育枇杷果超过10年，他的枇杷果目前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同行送他外号“梁枇杷”。在10年中，他几乎年年总结成果，年年申报新课题，而这些成果和新课题，其实都只有一个，就是近两年刚刚实验成熟，并开始推广的优种枇杷。鲁成委员是搞蚕学研究的，多年致力于优种丝蚕的研发。他说，搞农业研发，往往即使做到三四年上，研发者对未来可能的成果也未必有十足的信心。年年总结，其结果就是迫使研究人员在所谓的成果上“务虚”。年年申请新课题，就有让一个可能的成果因为几年申请不到课题而被拖延甚至流产的危险。
    鲁成委员说，农业科研在技术创新上的意义更大于基础研究。而我国农业技术创新在其模式上却更加独特。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却多以家庭为单位，规模小，利润少。北京科技大学一位学者此前曾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理论，他说，中国农民是一个没有进入“现代职业”的群体。面对这样一个没有进入“现代职业”的群体，如何体现具有“现代模式”的创新概念，如何实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创新良性循环，是让搞农业研发的人相当困惑的。

    梁国鲁委员说，我在农村搞新种推广，其社会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收益。农民很穷，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即使他们引进了新种，几亩地的小规模生产，多得的利润也相当有限。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和经费，得到的成果也只能以比市场其他品种稍高一点的价格出售，总收益远远抵不过10年所花费的。于是研发还是要靠国家财政支持，技术创新所期待的良性循环链条，在此断开。
    梁国鲁委员说，日本的农业生产规模与我国比较相似，他们的做法比我们要好一些，他们的农业生产省会把新技术集中起来，统一运作，按一定的比例回报研发者。这种模式保证了研发者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因此也可以投入下一个新品种的培育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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