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金融学博士后 招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研究员 周雪飞
当中国能源安全面临十分复杂形势，政府高层为能源问题处心积虑、问策寻计的时候，某些院士却发出了“中国能源不紧张 须走重工业化道路”的不和谐声音，着实令人费解！
“现在大家普遍关注能源紧张，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不该走重化工道路，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论断。”（见《中国产经新闻》：《中国能源不紧张 须走重工业化道路》，2005年12月28日，下同）之所以下此断言，是因为在何祚庥院士看来，“通过对能源形势的分析，严格讲近期不算太紧张。石油进口的价格高一点，但对中国的经济还不至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我不知道何院士是采用了什么样的“科学”方法分析、测算，进而得出了中国能源“不算太紧张”的结论，但有一点是需要指出和提醒的：分析经济学问题，通常得用数据说话。
相关统计表明，2004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石油的对外依赖度超过40％。由于后备资源严重不足，我国石油产量很难有大幅度增长。这就意味着，在石油需求上，我国今后新增的石油需求量几乎要全部依靠进口，石油需求对进口的依赖度将会不断加大。
现实的情况是，高油价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日益明显、不容小觑——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加大了经济运行的成本；能源消费开支比例提高，抑制了其他领域的消费。根据海关统计，2004年我国进口原油因为涨价而多支付的外汇达70.68亿美元(约合551亿元人民币)。其中，经广东口岸进口原油1390万吨，比去年同期多花外汇11.2亿美元，直接增加了生产成本近93亿元人民币；广东省内主要炼油企业上半年的亏损额也因原油价格成本上升而增加。而在日渐加剧的油荒拖累下，广东工业企业利润巨幅下降，广东经济受重创（见人民网——市场报：《油荒拖累广东经济受重创》，2005年8月17日）。2003年和2004年，中国原油进口已分别达到9100多万吨和1.227亿吨，2005年前7个月，中国原油进口量较上年同期增长5.4%至7450万吨。而据估计2005年因为油价高企，中国在石油进口上的成本将可能要多支付2004年GDP总量的2%。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人均收入2005年末预计达到1500美元的水平下，现在的国际油价已明显高于国内社会的承受力。
综观我国能源形势，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能源总消耗量每年增长约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的近3倍。中国的能源储量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需求之间已经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而且这个缺口会越来越大。有专家测算出我国国内能源的缺口量：在21世纪初期将超过1亿吨标准煤，2030年约为2.5亿吨标准煤，到2050年约为4.6亿吨标准煤。无独有偶，世界能源机构认为，到201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为3.5亿吨，2020年5亿吨，而2010年的原油产量为2亿吨，2020年为1亿吨，2010年缺口将达到1.5亿吨，2020年达到4亿吨，到2020年前后我国石油进口量有可能超过3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油品进口国。
当中国成为煤炭、钢铁、铜等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紧随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电力消费大国的时候，人们发现，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显现。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重化工业发展道路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比发达国家要大得多。2001年，中国终端能源用户用在能源消费的支出为1.25万元，占GDP总量的比例为13％，而美国仅为7％。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我国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较高，目前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按此推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的工业部门每年多用能源约2.3亿吨标准煤。而尽管我国煤炭资源比较丰富，但探明程度却很低：2000年可供建设新矿的尚未利用的经济精查储量仅203亿吨，远远满足不了近期煤矿建设的需要，必须加紧勘探；另外尚未利用的经济精查储量中86％分布在干旱缺水、远离消费中心的中、西部地区，开发、运输和利用的难度势必加大。从世界范围看，据世界能源委员会／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评估，全球开采成本较低的化石燃料储量将在本世纪中期到末期耗尽。
由此看来，何院士闭门造车、想当然地认为“未来10-15年以内，石油进口的问题不是很大。电力问题大一点，但目前我们煤的支持是有的。”的论调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毕竟，自2003年开始，中国“煤电油运”全面告急——从长三角的“电荒”到涉及东北、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的“煤荒”，乃至前段时间珠三角一度出现的“油荒”，凡此种种，无不发出了中国能源紧张的信号、敲响了能源安全的警钟。
不过，何院士也没闲着，倒是煞费苦心地提出了他的“锦囊妙计”——科学技术特别是能源技术未来可能在此期间出现突破性进展。然而，他又说，“这些突破并非停留在空谈阶段，现实的技术路径已经比较清楚，只要我们投入，动员科技界去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用10年到15年时间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遗憾的是，文中除了一个接一个子虚乌有的“也有某种设想”、“如果有所突破”字眼之外，我们无法找到院士大人给我们提供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解渴之梅”。而毋庸置疑的事实却是，我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研究与发展长期处于徘徊状态，要期待“可再生能源时代”的真正到来，恐怕尚需时日。
问题再明白不过了，目前这种依靠高投入、高耗能、高资本积累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已经给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严重负面效应，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采取这样的发展道路和增长模式，尽管国民产值上去了，但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换句话说，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代价，背负“低价倾销”恶名，却未给国内民众带来相应的福利增进。
在正常情况下，GDP的增长与就业增长应该是同步的，而片面发展重化工业的结果却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长期处于下降通道。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测算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而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9.5%，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失业率并没有下降：劳动保障部透露，截止到2005年
6月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不仅如此，“十五”期间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之所以放慢，原因就在于大量的投资都被拿去搞重化工业的大项目了。
其实，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必然使得产业后备军（失业人口）问题愈来愈突出。基于此，“十一五”期间，我国将通过“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来逐步解决“三农问题”。而“中国未来20年必须走重工业化道路，最基本的原因在于是老百姓的需求。”、“中国的工业化首先就是城市化，城市的人口要占到整个人口的90%，至少80%，这才是城市化。”的论断，只能看作是何祚庥院士一厢情愿的呓语罢了。看来，不是别人“缺乏群众观念”，而是某些以院士自居的人既没有全局观念，又缺乏经济学常识。
就在2005年12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做《关于当前能源形势与能源安全问题的报告》时指出，目前中国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资源相对短缺制约了能源产业发展；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利于环境保护；能源技术相对落后影响了能源供给能力提高；国际能源市场变化对中国能源供应的影响较大。这表明，中国的能源安全已经成为政府高层的“心腹大患”，能源问题已经被政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于是，结论不言自明：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也就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应有之举。
[北京相对论联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