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记者随全国水土流失和生态安全综合院士专家考察团在四川凉山州宁南县大同乡考察时，一种俗称“长藤结瓜”的治水工程引起院士、专家们的赞叹。

凉山州是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区，在实施“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工程”项目后，大同乡成为重点治理地区，结合当地水土、降雨等多种因素生发的治水工程，成功解决了农民的吃水问题，也使农田得以灌溉。当地人之所以把这项治水工程称为“长藤结瓜”，是引水渠、灌溉渠、导洪管犹如三根藤，而分布在山顶和山坡的87个山平塘好像结的“瓜”，3960座微水池就是这条藤蔓上开放的“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长藤结瓜”的水利设施建设模式。

宁南县地处金沙江下游，属干热河谷气候，没有四季之分，只有干季雨季，旱涝交替，因此成为治理难题。冯院士说，“雨季要防洪储水，治理好水利后，就考虑农业发展。这里的模式就体现出综合治理的成效，而不是以往单打一的混乱局面。未来这里可能还会发展，但目前的建设已经很好地体现了政府对水保和农民生存环境的重视。”

大同乡是宁南县有名的黄土坡，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里流传着“好个吴家坟，挑水累死人”和“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的说法，形象地反映了当年大同乡严重缺水的情况及其恶劣的生态环境。据介绍，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只能种玉米、花生、红薯，1988年，人均收入仅有320元。正因如此，大同乡成了一个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贫困乡。

1990年，水土保持工程开始在大同乡实施。当年10月，大同乡以新场村1组作为示范点，干部群众奋战一个秋冬，将200亩坡薄地改造成高标准梯地，两座蓄水达5000立方米的山坪塘建在了梯地中央的高点，13公里的大田堰做了三面防渗，7.6公里的灌溉渠穿行于田间。“渠成银水来”，新场人盼了多年的水终于从远处欢快地流入山平塘。次年开春，200亩梯地栽下高糖新品种甘蔗，亩产8吨多，亩收入超过1500元。

首次改土、治水成功，当地农户得到了实惠，信心大长。同时，国家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精品流域治理以及大示范区治理等项目也在大同乡实施，按照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要求，大同乡提出一个逐年治理的方案。十多年来，共完成坡改梯8200亩，配套蓄水2500立方米以上的山平塘87口、微水池3960口，安装导虹管29.6公里、沟渠防渗213.8公里，其中，配套田间渠163.8公里，植造水土保持林1.74万亩、经济林4万亩。大同乡调整产业结构后，大力发展甘蔗、蚕桑、烟叶等经济作物，2004年与198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480万元上升到16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1956元。全乡林草覆盖率已提高了37.6％，栽植埂边桑820万株。

“作为科学工作者，几十年来希望做的事情，我今天在这里看到了。”冯宗炜院士说，“我一路看到栽植了很多埂边桑，这不但保土护田，又可以养蚕抽丝产生经济价值。林草覆盖率也比较高，农民的收入也翻番了，这种顺应自然而发展的模式，才是符合生态结构，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关于会理县铜矿村以前如何缺水、如何穷困，村委书记董以军每次都能以颇具口才的演说，吸引着更多人的关注。

    一个人的水保故事

    由于铜矿村位于金沙江干热河谷，降雨分布极为不均，多小区暴雨，加上严重的水土流失，使水成为极为稀缺的资源。据董以军讲，1973年大旱，只有村子附近一眼细流每天滴出点水，这水就成了最宝贵的财富，村干部24小时轮流在这里值班守护。一天夜里，村支书在守望时一转头，看到一匹狼正盯着他，他有点慌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但狼行动了，飞快地越过支书，奔向水源……董以军解释，狼有美味的人肉都不吃了，只想着喝水，那真是渴到了极点。

    由于各级水保部门的重视和支持，村里的饮用水早已不成问题，当年的艰难也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如何富裕起来，成为这几年董以军和站在他周围的村民们更关心的问题。

    董以军的做法比较独特，他原来是会理黎溪镇的副镇长，为了加快水土流失的治理和发家致富，他辞去了副镇长的公务员职务，自愿回乡当农民（村民公选他又当了村委书记）。他回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了1000亩荒山，筹集治理150多万元资金投入其中。

    一群人营造的水保氛围

    现在有不少外来大户，做法都类似董以军，来这里购买荒山，据统计仅铜矿村就被购走2000亩荒山，吸收外来资金1000多万元。而这些大户在对荒山进行开发治理后，一般都种植经济作物。

    有“昔日黄土坡，今日瓜果园”之称的云南元谋县，就让人惊诧于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该县县委书记任锦云一语道破“天机”——“放开政策，用民营力量来治理荒山”。

    云南元谋县，以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闻名于世。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元谋县由于地质原因，加上长年严重的沟蚀，在1989年前，水土流失面积占到全县幅员面积的74.4%。这里有近10万亩土地地貌近似黄土高原，而且据监测数据显示，这些土地的沟蚀强度比黄土高原还高！

    为了治理这片黄土坡，该县突出扶持发展水保专业户和重点户进行开发治理。制定了“三打破、三不限、一保障”的优惠措施，即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所有制界限、承包的短期性，不限投资治理者的经营规模、范围、方式，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允许继承、转让、抵押。元谋县委书记任锦云说：“只要有利于水土流失的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我们都从规划上、技术上和资金上全力扶持。”

    据统计，全县共扶持开发治理“四荒”面积50亩以上的水保专业户和重点户203个，累计拍卖、租赁、承包“四荒”面积近10万亩。事实说明，元谋县的决策没有错。除了国家的资金扶持外，这些民间力量的投资近5000万元，修建了大量水利设施，并在这些荒地上大面积种植青枣、石榴、龙眼、葡萄等经济作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超过60平方公里，每年还可增加经济收入超过3000万元。

    同时，为了适应市场化运作和发展规模效益，该县还积极帮助民营水保大户成立协会、公司，推行“协会＋公司＋经济人”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和“好品种＋订单”的经营模式。据统计，该县除水土保持科技推广服务中心、水土保持科学协会外，还成立了如石榴协会、枣类协会等各类协会120余个，会员超过1.4万人，极大地促进了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

    三方的利益

    这种形式涉及到三方的利益——农民、大户、国家。据当地人介绍，没有兴修水利工程时，荒山一亩地也就值100元，现在在国家扶持下，水利设施跟上了，一亩地就值2000元了。农民将地租给大户，然后再到大户那里打工种地，就得到了地租和工资两份酬劳。一般大户都是出产、营销等一体化，据说也有很可观的收入，有的人就是这样盖上了令人侧目的小楼。据资料显示，仅铜矿村人均纯收入就翻了10倍之多，以前全村农业人均年收入500元，现在已经达到了7000元。

    “农民们看到了经济效益，更多的荒地将得到有效的利用。”任锦云信心十足地说：“如果国家能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要不了多久，我们可以将元谋县的荒地全部变为瓜果园。”

    从国家层面讲，一个是解决“三农”问题，一个是水土保持问题，这两个关键点都有了。

    专家们的隐忧

    “我的地由于资金欠缺，尚未开发完，发挥效益还不太理想。”董以军说，他的地与这个乡别家的地一样都种上了赫赫有名的会理石榴。放眼望去从山顶到山脚一大片石榴，动辄十万亩、五万亩的连绵不断。据他介绍，这里大约98%的生产者从事的都是石榴种植或销售等的工作。

    四川大学环境与工程系教授唐亚在这一带多次考察。他认为，首先需要改变观念，推广经济作物是一个发展方向，由人工栽培达到经济效应，但这不意味着经济林与生态林的绝对不可调和，其实从循环经济的角度讲，栽培应该有层次，先发展经济，随之建立生态。

    甘肃农业大学草原学院教授龙瑞军分析，农村现在普遍存在生产模式比较单一的问题，应采取林草相间种植，这样畜牧业也带动起来了。“多样性不意味着面面俱到，只要结合当地特色就好，应培育既有特色又多样化的本地适种品种。”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陈国阶研究员细致地补充了这个建议。

    冯宗炜院士说：“首先要肯定取得的成绩是惊人的。但从发展角度讲，还普遍存在风险意识弱的问题。我认为，首先要预测评估市场风险、环境风险和病虫害这三大风险。”

    长江委水土保持局副局长廖纯艳也道出了她的担忧，“有些大户在租下一座荒山后，往往为了追求短期效益的最大化而一抹到底种上经济作物，而没有长远规划，这也非常不利于水土保持。比如说，山顶应该林草相间地种植生态林，这样整个区域的水土保持才能真正完整有效。我们注意到，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违规现象，因此有必要加强法规和监察力度。” (本报记者　王莉萍)

    [科学时报]

水土保持：政府与农民不能承受之重

    山上人均土地20~30亩却无法生存，山下人均不足一亩就可以度日，这是记者跟随全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考察组在四川省黑水河边的凉山州普格县了解到的情况。如何使该地区摆脱这样的状况，困扰着一行所有科考人员。

    “透支”生态为时已久

    20世纪60年代曾来这里考察的孙鸿烈院士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带大量伐林，‘剃头式’地将一座山接一座山剃光为止。1964年前后我来这里考察时，已经都是秃山秃岭了。这种剃光头式的伐木恶果，最后都集中反映在了水土流失上，而这也正是造成贫困的根源。”

    普格县长河扁村村民、年近70的邓渔海印证了孙院士的这番话。他说，小时候对面山上长满了粗壮的云南松，后来没几年就砍光了，山头被开垦成坡耕地。这几年政府把山上的地都收走了，有的种了树，也有的分给了常年住在山上的彝族老乡。但山上的地不好，地力消退后，彝族老乡有时还会移动开荒。

    在长河扁村，村边浑浊的黑水河夹杂着泥土滚滚而过，两岸高山上到处是陡峭的坡耕地，薄薄的土层上稀稀拉拉地种着简单的农作物。

    成都山地所研究员崔鹏带领课题组在这一带做过多次调研。他分析，由于构造活动强烈、岩石松散、降雨集中等，容易形成面蚀、沟蚀，如果坡面植被再不好，就很容易造成较大的危害。整个黑水河流域土地总面积1236.8平方公里，而水土流失面积高达539.8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43.6%。

    他说，山上居民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是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的另一个原因。这一方面加剧了当地土地退化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影响到整个流域的水况。

    据了解，整个黑水河流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目前坡耕地已占流域面积的70％以上。由于坡耕地没有得到科学的规划和治理，严重的水土流失随处可见，现在整个流域已被蚕食得伤痕累累。

    几十年后贫困交加

    究竟是什么导致山上山下收入差距如此之大？据普格县县长吉伍木牛讲，目前山上只能栽种一些玉米和大豆，虽然山上村户的人均土地超过10亩，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二三十亩，但每亩地一般也就300来斤的收成。

    山上高寒地带住的主要是彝族人民，大多还采用古老的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耕作品种也比较单一，土地又太贫瘠，以致山坡上的土地每亩产值仅几十元，一年下来人均收入不足千元，无法维持日常生计。

    吉伍木牛说，由于植被少，农民生产生活相对落后，“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工程”（以下简称“长治”）七期工程选择这里作为治理区域后，县里抓住时机，采取了移民、搬迁等政策，使一些不适于耕种的坡面地得以退耕还林或还草。

    他们的做法是，把山下适于耕作的荒地拓出来分给移民。邓渔海一家就是从山上搬下来的。他说，搬下山后家里6口人仅4亩地，但靠着谷物、烤烟和蚕桑的收入，每年人均收入已经超过3000元。仅种烤烟一项每亩地就有1000元到2000元的收入。农闲时孩子还会出去打打工。

    看得出，经过治理，不但普通粮食产量有了很大改善，一些经济作物也成为农民收入的来源。然而，并不是每个村民都能享受到这项优惠。

    吉伍木牛介绍，普格县的移民、搬迁等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资金问题，还有大量居民住在山上无法下移。

    他说，“由于黑水河边的平地极为稀少，必须通过相应的措施将山下的宜耕土地改造成耕地，才能满足移民的要求，而这需要一定的资金，但县里经济困难，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四川会理县的县长则给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该县也在“长治”工程的重点投资区域，水土治理面积只占全县的1/3，而惠及的人口也仅占全县的40%。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司长刘震介绍，一般治理都是先易后难。也就是说，现在治理的区域都是资金和技术能够较快解决的地区。

    而那些还苦苦等待水土治理的农户，都正生活在更加艰难的地方。

    专家调研“对症下药”

    当站在邓渔海旁边的村民听考察团的专家问及山上土地的归属问题时，都纷纷激动地指着不远处的山说，前两年他们应国家要求把山地交出去了，并且还在山上种了些许小树苗，树长到挺高时，一些居民迁过来后把树苗烧掉，然后又垦地种上了庄稼。据说，有的彝族居民从山上移下来后不适应，没几年又回到了山上。

    “要把生态工程、经济效益和当地环境改造结合在一起。不能简单地通过移民来解决水土流失问题，现在要考虑生态移民，不但要保证移民有足够的耕地可以糊口，还要加强对坡耕地的改造和治理。对于移民、土地等要有一个科学规划，以形成一个立体的综合治理模式。”孙鸿烈院士建议。

    实地考察后，崔鹏还提出要在一些地区建立泥石流的预防工程。他说：“这一带普遍坡面植被不好，但实际坡面土层不错，有的达一米多厚。并且水资源总量足够多，如果有科学的指导、加上必要的资金投入，很容易通过治理得到改善。”

    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张守攻认为：“应先建立相应的水利设施，在山顶植树，给山先戴个‘帽子’。种植作物要林草相间，最关键是要选能在山坡上适生的品种，这才能先养护住土地。”

    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教授何大明认为，“金沙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区，其规划、治理应该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因为这里处于长江上游，生物多样性非常突出，干支流上大型水电站较多，同时是重大工程对生态安全影响比较明显的地区。这样从生态政治学角度讲，一是能准确评估政策对生态的影响，对新政策的制定起到参考借鉴的功效，二是在国家这一地区投入治理的话，马上能收到经济效益。对今后西部山区的水保推广和观念的改变都有很大影响。”

    为治理算一笔账

    来自四川会东县的一份资料这样记录：10年治理25条小流域，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49.31平方公里，累计治理资金为9428.95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414.28万元，省级配套资金119.65万元，州级配套资金148.4万元，县级配套资金202.42万元，群众集资投劳折资7543.7万元。数据显示，群众投入还是占了大头。

    谈到今后的治理费用，刘震司长说：“10年前基本上都是组织群众自己先干起来，靠的是大家的奉献精神。但现在每条小流域的治理都要两百万元以上才拿得下，而国家平均投入资金不到百万元。因为‘两工’取消了，农民也不能白干了。对于农民投入的劳力我们都要支付酬劳，一般治理本乡本土关系自身利益的河流，农民会降低一些工费，但就是这样算，今后治理需要的资金投入也远远高于以前。现在治理好的这些小流域示范区，一般也是综合治理、多方投入才见到成效。”

    对于水土治理示范区的费用投入比例，刘震司长和会理县海潮乡乡长一起算了算该乡治理的细账：一亩地修建水利设施需要2000元左右，平整推土费大约是600元。国家的补助摊下来每亩200元～300元，农民每亩自投入200元，其余部分大约是水利部门投入70%，农业综合投入开发占30%，农户出劳力计工，然后按工作性质分别由水利和农业项目支付工钱。

    记者拿到的资料显示，根据1999年的遥感调查，云南省水土流失面积14.13万平方公里，四川为15.65万平方公里。仅两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就令人瞠目，治理所需资金更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谁该为水保“买单”

    当专家指着眼前的一片山问邓渔海老人，愿不愿意将那里都种上树和草，老人马上回答“我老了，干不动了”。大家解释不是让你干，让孩子干，老人一言不发。

    据说凉山州曾经跟省里算过一笔“贡献账”。现在，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朱兵也效法他们算出这样一笔账：四川省甘孜、阿坝、凉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是全国三大林区之一——西南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50年代，国家在三州建立了40多个森工局及水运局，约有16万森林工人在那里不间断地从事了40多年的砍伐，其间共采伐活力木3亿多立方米，上缴利税20多亿元，而当时国家仅花七八元就调走一方木材。如果这些木材拿到今天卖，那将是天价。

    “这些地区为支援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生态牺牲。由于一直没有对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生态‘透支’进行足够、及时的补偿，造成严重的生态欠账，导致这些地区生态状况恶化，极大地制约了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他说，建立资源输出地与生态保护区补偿机制已势在必行。

    凉山州水利局局长沈铁石说：“确实有这样一句话，‘资源拿走了留下的是贫困，财富拿走了留下的是污染’，看了治理的地方，再看没有治理的地方，差距真是很大！我建议，不局限于一级、二级支流治理，而是由国家整体拿出资金来支持治理。”

    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家就陆续投入开展了“长治”、“长防”等大规模水土流失治理工程，90年代后期以来，“生态建设”、“天然林防护”、“退耕还林”等大型生态建设工程相继实施。以长江水利委员会在长江上游实施的“长治”工程为例，从1998年开始，至2004年已经开展了7期小流域综合治理，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同时还实施了滑坡泥石流治理试点，保护了30多万人和数十亿元固定资金的安全。

    “国家花了那么多钱来治理，却还存在如此多的水土流失问题，这让人非常吃惊，”刘震司长说，“但是听了专家的建议，看了水土保持示范区和重点治理区后，我认为，今后的治理工作大有希望。”

    “关键是规划，靠一个部门或者一个项目的资金投入是很难见成效的。因此要进行综合治理，产业结构也要随之调整。”刘震说，坡耕地是生态系统中最为脆弱的部分，是水土流失最主要的策源地。因此加强坡耕地改造、治理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孙鸿烈院士说，“我认为，水土保持工作是扭转生态恶化和脱贫的关键，这个事情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流域治理普遍存在资金问题，希望能从全国的层面上有一个‘水保工程’之类的项目，投入专项治理经费支撑重点区域治理水土流失。另外，水保问题涉及很多科学工作，也应考虑建立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针对水土流失过程和调控等做一些必要的研究。”(本报记者 王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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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不能在农村失声

金沙在江下游干热河谷地带，记者随着院士专家考察团一路走了、看了，发现各地政府、村民都有一股要往前奔的发展势头，但唯独缺少科技人员的热情和身影。

“产、学、研没有结合起来，科技的力量在这里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国土资源部岩溶地质研究所袁道先院士一语道出了一行人的疑问，地区发展普遍缺乏宏观策略、理论支持，很多环节都靠经验摸索一步一步地走，无疑加大了成本、浪费了许多时间。

“从统筹规划——观念——贯彻落实——总结经验——示范推广——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出发，科技的力量应该自始至终地深入进去，去影响、去改善。”

学植物出身、并且熟知金沙江流域的四川大学教授唐亚一路为大家解答各种有关植物的问题，而遇到地质问题，大家自然将目光转向袁院士，总之，各有所长的专家们相互之间探讨、解答疑问的声音一路从未间断过，而我们这些随从的人员也是问这问那，知识跟着长了不少。

这是因为我们深知专家的作用。

但是，当地的百姓或者县乡的干部还没有树立起这样的观念，即使有了这样那样的想法，也很难找到“庙门”。用袁院士的话说，“提出科学问题，告诉老百姓，然后我们还要积极主动地回答这些问题。老百姓最现实，你回答好了，他信你了，肯定会照着去做，这样才能有效地推广好的项目。”

唐亚教授主持过一个如何抑制外来物种入侵本地的研究项目，深入了解了这一带农村，他深感，需要科研人员参与的环节实在太多了。

“一路看过来，有许多需要马上做的研究工作，首先要深刻研究这些流域治理区有关模式的系统稳定性，解决病虫害、滑坡等问题。例如要在两山之间的沟涧等地刻意设计一些栽培物种，以保证系统稳定性，等等。”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欧阳华研究员认为，整个水保项目所需要的科技含量实际很高，但现在更多的是村民们自己在摸索，因而实施的一些项目往往缺乏长远的规划和规避风险的机制。

但是，当郑度院士提醒唐亚教授等专家不仅要自己积极做，还要带出更多的学生时，唐亚面露难色：“现在哪里有学生愿意来这里学！既要深入艰苦的地方，又没有大的经济效益。特别是，这漫山遍野的物种也不能发SCI论文，没有文章，学生毕不了业，根本就拿不到学位。”(本报记者　王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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