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说到底，我们不可能用计划的方式去改革计划经济，如同产品创新一样，制度创新亦必需经历“个案创新、竞争试错以及规模生产”等不同阶段。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边际演变与个案创新。

　　所有学习过制度经济学的人，对于制度的边际演变性质大致都会有印象深刻的认识。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是均衡的，从来没有跳跃，更要避免断裂的出现。制度创新不应该轻举妄动，只有在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才是合理的，而推动制度创新的人要很好地去把握其中微妙的平衡，并把握好相关制度。

　　几乎所有熟悉制度经济学的人，到最后大概都只能是保守者而不太可能成为革命者，其原因就在于在他们的深层理念中，只有边际演变才是制度变迁的正宗路径和成功秘密。至于“革命”，充其量只能带来制度的断裂以及制度创新边际收益的下降，而不太可能带来真实有效的最大化收益。

　　制度的边际演变的一个最好办法是个案创新。即尽量不要自上而下去设计制度，尤其是要避免在情况都没有搞清楚的时候，就去“规范”某种创新，而是要引入制度创新主体的竞争，让变革的个案充分出现，再去研究、比较、总结，推广，以实现最有效的边际演变。

　　非常庆幸的是，也许是因为中国人由来已久的“中庸”智慧，也许是中国人向来注重并善于折衷和妥协，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没有走俄罗斯式“致命的自负”下的理性设计道路，没有搞改革总解决式的“休克疗法”，而是走了一条边际演变，个案创新的道路。现在看来，还是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效果。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笔者就曾以“抓大放小”为例分析过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这种演进演变的特点。笔者发现，尽管很多人将“抓大放小”视为一种类似于韩国式的发展战略并提出批评，其实中国的“抓大放小”更多的是一种改革战略。改革开放之初，国企改革的思路是试图通过某些改革，让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能赢得竞争力。后来通过“放权让利”、现代企业制度等改革的尝试却发现，这样的思路有些问题：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能改好的，在某些领域如餐饮，国有企业可能永远也竞争不过私人企业。因此，国有企业不仅要考虑“改”的问题，而且要考虑“转”的问题，即有进有出，做布局上的调整。但国有企业在“转”的问题上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小的企业好“转”，大的企业难办。既然如此，那就来个“抓大放小”，先放开搞活乃至先卖掉小的国企，集中精力抓好大的，回头再说，走一步看一步。

　　“抓大放小”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则是诸多个案创新以及及时总结推广的过程。最早推出此项改革的是重庆市，后来则有山东诸城的改革做法及其引起的广泛争论，然后是国务院若干个部委下去调查，及时总结和推广，最终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公共政策。历史证明，这样的改革方略能够取得很好的制度创新效果。说到底，我们不可能用计划的方式去改革计划经济，如同产品创新一样，制度创新亦必需经历“个案创新、竞争试错以及规模生产”等不同阶段。

　　在去年的国企大讨论中，大家都在讨论青岛的一个企业能不能搞MBO.可是，从边际演变和个案创新的角度，我至今不明白，这怎么可能？谁有这样的信息，谁又有这样的依据？这样的讨论如何有效率？事实上，地方的企业地方最清楚。地方政府清楚，企业员工清楚，当地百姓可能也清楚。如果让大家在一个透明的机制下谈判，还是比较容易谈拢的，最终改革方案也很容易被各方所接受。但如果来自上头的条条框框太多，并且非要按图索骥，个案创新就可能被扼杀，边际演变的进程也就会放慢下来。

　　如此说法，并没有否定规范性的中央政策的意思。

　　然而，有效的中央政策从来不是拍脑袋的产物，而必然是建立在诸多个案创新基础上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举凡效果好的中央政策（如当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几乎都是“中央合成的地方政策”，而不是中央硬性规定让地方遵守的政策的缘故。

　　作者：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