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09-04
任何制度都会有缺憾，我们能做的是选择缺憾少一点、小一点的制度。或者说，应该针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制定制度。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由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中科院院士评审中首轮“出局”，引发了大众对院士制度评选公正性的质疑。8月20日《新京报》的“京报调查”显示，只有13.6%的受访者认为饶毅落选“很正常，谁都可能落选”。调查还显示，对院士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学术荣誉，竟有45.9%的受访者认为“不当选也没什么”。这种态度实在令人咋舌称奇，它充分说明了院士的贬值，说明了院士的声誉和公信力下降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院士的贬值、院士评选的公信力与院士的行政官员化有关，源于行政权力对院士评选的不正当操控有关。为此，建议两院院士的选举章程应增加一条：院士和官员（特指行政官员，不含民间性质的学术机构）不可兼得，任何现任官员一律不得参选院士，如欲参选必须辞去行政职务；任何现任院士如果兼任行政官员，必须或辞官，或取消院士资格。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做太过僵化机械了，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虽然的确有某些院士不是靠自己的学术成就，而是凭自己的官员身份而得以入选，但相反的情形也存在，不是所有有官员背景的院士都不够学术水准。我承认这样的反驳有其道理，也承认如果推行院士制度的彻底非官员化，可能会漏掉“又红又专”的人才。最好的办法应该是既防止权力对院士制度的不正当干扰，又能把学术成就真正出众的官员选为院士。
然而，这个两全之策虽然好，却过于理想化。鉴于目前行政权力过于膨胀、无孔不入、绑架学术，权力和学术纠缠难分的现实，不妨来一个彻底了断。
任何制度都会有缺憾，我们能做的是选择缺憾少一点、小一点的制度。或者说，应该针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制定制度。
在目前看来，矛盾的主要方面无疑是权力对院士制度的过度操控，使得院士评选损失了公信力，导致院士这个群体的声誉严重受损，而不是把官员“逐出”院士队伍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再说，在高校工作的人都知道，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如果要做得好，都需要投入一个人的全部精力，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同时做好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几无可能。
所以，一个学者在一定时期可能作了大量学术研究，卓有建树；而在此后开始从政，同样成绩显著。但他不太可能同时把两者做好。这就需要他做出选择：或者继续专心做研究，或者转行做行政。其实，很多有成就的学者在做了官员后基本不做学术了，他参选院士或其他荣誉基本靠吃老本。鉴于院士不是一个空名，而是具有非常可观的权力和利益的准职务，我觉得即使委屈一下这类曾经的优秀学者、现在的官员，也是应该的。
当然，这只是我要说的第一个意思，也是院士制度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这就是必须通过对学术权力的制度化界定，以及相应的对行政权力的制度化限制，保障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影响力和决策力。否则，院士的去行政官员化，可能同时意味着院士的边缘化。
前段时间，复旦大学实行了学术委员会的非行政化改革，从校长开始，行政人员一律不得参加学术委员会。这个规定在学术的非行政化方面做得比较彻底，但这个改革必须同时配合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制度设置，这就是：明确规定和保证学术委员会的决策范围、职能和权力范围。如果校领导一方面搞学术的非行政化，行政人员一律退出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纯洁了；但，另一方面任何重大的学术和教学事务，都不由学术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那么，这个纯而又纯的学术委员会又有什么意思呢？
由此，一方面要让行政人员退出学术队伍；另一方面，则必须保证学者、教授、院士的权力，必须规定哪些事务必须由学者、教授、院士群体做出决策，在哪些问题上学术委员会就是最高的决策机构。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