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虎城

世间再无蔡定剑。

他走了。“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是他留给外界的最后一句话。他告诉探望他的记者说,“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他走了,带着满腔的中国梦。这个梦,让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半里,不顾癌症的折磨,依旧奔波在推动中国宪政和法治进程的路途中。从2009年6月查出胃癌晚期迄今,蔡定剑教授从未停止他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他依然孜孜以求对宪政法治在现实格局中的推动。

犹记得与先生的数次见面。每一次,先生都是在探讨哪里的公共财政可以推动公开了,哪里的法治建设取得一些突破了,他为每一点每一滴的现实进步而高兴,他为历史中偶然错过的制度改革机遇而扼腕叹息。他的生命里,仿佛只有让中国更民主、让中国更法治、让中国更进步的梦。让中国真正强大的梦,是先生一生的追求,无论是在庙堂,还是在高校,他皆以此为己任,鞠躬尽瘁。

他走了,但他又没有走。他留下了一篇篇关于人大制度、监督制度、公共预算制度等满含真知灼见的文章,他留下了许多以调研和思想推动中国宪政民主进步的案例,他留下了这样一种精神:即使面对再多的责难,即使面对再多的压力,我们也一样要推动中国向前走。蔡定剑以他的实践告诉外界,于庙堂之高有庙堂之高的推动,于草野之远有草野之远的推动,只要有理想,在哪里都可以尽一分力,在哪里都能够做一番事。

向前走。因为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我们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公民。百多年来,宪政民主始终是中国之梦,从百日维新中的康有为、梁启超到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胡适,从“文革”后对法制的重建再到蔡定剑先生的如琢如磨,梦不灭,人不寐。作为一名宪政学者,蔡定剑对中国诸多政治制度有着较为深刻的近距离观察和研究,他了解制度建设的不足,了解哪些制度是可以先推动,哪些制度是可以后推出的。只要肯钻研,只要肯担当,改革总是会有空间,总能发现空间。

道德,理想,责任,使命,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摆脱不了的担当。毕竟需要有人对这个民族进行深沉的思考,对诸多的社会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剖。社会不是因赞美而进步,而是因批评而慎重,因建设而成长。宪政是宪法的灵魂,没有宪政,宪法便空有其名,依宪治国便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层层化解。当前,中国的改革事业早已进入深水区,思想解放依然是这个时代的主题词,改革依然不能停滞,开放依然不可以倒退,这便需要后继者承续前贤理想,把改革的事业、把民主的事业、把法治的事业往前推。

蔡定剑先生留下了遗憾,他总是想要抓住一分一秒来推动中国的发展,惜乎天妒英才。但一个国家,总是需要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一边脚踏实地,一边又仰望星空,他们总是在思考着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他们总是试图让这个国家更清明、更繁荣。知识分子的荣光,莫过于此。诸公,请继续努力；我们,请一起前行。

　　蔡定剑教授真的走了。虽然我们都知道会有这一天，虽然我在18日前往探望时就已预感最多还有一周时间了，但当这个不幸时刻步步逼近时，我们仍然不能不对此深感哀伤和惆怅———

　　我想说：这是一个普通人的离世，因为他生前是那么的平易近人，他也不是什么高官显贵、影视明星。我更想说：这是一位伟大人物的离世，因为在他那普通的外表下深藏着一颗伟大的心灵，因为他是一位以伟大的精神力量从事着伟大事业的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就在定剑已经仙逝而我还不知道的时候，我在给友人的信中已经写下了心中积蓄已久的对于定剑的高度评价：

　　定剑是中国民主事业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独当一面的一员大将，也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民主战士。他是中国宪政民主事业中的一位新的伟大的道德典范。即使是在病危中，他也仍在惦记着事业，推动着事业，有些情形非常感人。……

　　定剑走了，他真的走了。他与我同年来到这个世上，但又先我而去。他的英年早逝，无疑是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

　　但能让我们略感欣慰的是，他的生命是高质量的，他的时间是高度浓缩的，他的54岁的工作量至少相当于普通人74岁的工作量，他在有限生命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社会影响更将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他的位置。

　　回想18日下午，李楯、王长江、蔡霞和我去305医院探望他，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这是一次事先安排的探视。我们在17日已经得知，定剑开始进入半昏迷状态，能够醒过来说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先在客厅听蔡夫人介绍病情，然后又在一起小声议论，未敢贸然进病房。正在这时，法大宪政研究所的刘晓楠副教授(定剑的助手)从病房里走出来，擦着眼泪哽咽地说：蔡老师听说我们几个来看他，神志突然又清醒了，他一再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为了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为了中国的民主法治。我们有什么坏的想法呀，不就是希望国家好，希望老百姓过得好吗，不就是希望推进我们的民主宪政吗？”他都病成这样了，却还在为宪政民主事业正名，继续推进宪政事业，我们无不为之动容。

　　我们进去后看到，定剑身穿病服躺在床上，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我们围在他的病床旁，轻声地说着一些安慰话，尽管那已都是“善意的欺骗”了。我握住了他的手，感觉仍然是暖暖的，但又是软软的，真是已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竭力睁开眼睛看我们，断断续续地跟我们说几句话，然后又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他又睁开眼睛跟我们说几个字，又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但在这一天，定剑对自己的病情还没有完全绝望；他还在用微弱的声音跟家人强调：西医能治我的病，中医不能治我的病。

　　但到我们走后，也就是在当天晚上，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也许是人的生理与心理具有高度的统一性。第二天，即11月19日，虽然定剑病情略微见好，但他也意识到，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于是，这一天就成为了他的遗嘱日，也成为了他最后表达自己的宪政理想的时刻———

　　那天上午，他跟前去看望的《财经》记者说：“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也是那天上午，他拍着刘晓楠副教授的肩膀说：“宪政研究所的未来就靠你们了。”

　　那天中午，《财经》记者告别时，他最后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那天下午，我又去看他，再次目睹了他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这次看他有一个特殊目的，这就是把我们共同主编的一部宪政新书的样书拿给他看。这本书是今年春节前定剑打电话约我跟他共同主编的，最后编成了一部分量很重的书。定剑住院前不久还在做最后的校订工作，住院后又曾多次念叨这本书。我们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出版速度，出版社更在最后时刻以惊人的速度赶印出了样书，抢出了足足一周的宝贵时间。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他在生前看到这本书。

　　定剑病重住院期间的言行表明，当一颗伟大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时，它往往更能焕发出晚霞的魅力，体现出英雄的本色，留下永恒的精神财富。

　　定剑从事宪政民主事业，纯粹是为了公共利益。定剑也是真正把宪政与个人生命融为一体的崇高的民主志士。为了宪政民主事业，他毅然放弃了很可能成为高官的诱人仕途，选择了回高校当教授的道路。他又谢绝了南方某高校年薪百万的教职，坚持在他认为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北京推进宪政事业。发现癌症后，他不是被病魔所吓倒，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其精神力量之伟大，真是令人敬佩不已。在发现癌症后的16个月中，他到最后10天才住进了医院，最大限度地延长了工作时间。他的林林总总的著述，更是无所不在地体现了他对公共利益的高度关切和他的非凡勇气与力量。他在病重住院期间的最后言行，也更加充分地展现了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精神。他在学问上是杰出的，他在人格上更是伟大的。一个人无需多少伟大，只要有一个伟大就够了。一个社会也无需多少伟人，只要有一批人格高大的社会精英，那就已经是相当幸运了。

　　(作者王占阳，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