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11-03
强拆屡屡不止的官场逻辑
作者：周虎城
在宜黄因强拆而引起的自焚事件之后,一些地方继续发生暴力拆迁事件,也再度出现了流血事件。10月30日上午,黑龙江密山市副市长金香兰带领公安、法院、纪检委、开发商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崔德喜家与其家属“协商”,结果被拆迁户崔德喜现场自焚。同一天,在太原市晋源区古寨村,睡梦中的村民武文元和孟福贵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殴打,一死一伤,随之而来的是两家房屋也被挖掘机拆毁。
为什么强拆屡屡引起民间巨大反弹,甚至有官员因此离职,可仍然挡不住硝烟四起的强拆行动呢?其实,从宜黄官员投书媒体为县委书记鸣冤叫屈,直陈“没有强拆便没有新中国”足可以看出,民间和地方官场之间已经形成了两套话语体系。在官场的话语体系里,强拆是为了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价值,是一项具备公共利益的举动,而个别钉子户漫天要价,已经损害了公共利益,拖缓了城市建设的步伐,影响了更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而在民间话语体系里,必须维护“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人财产权,否则,不但漫天要价不可能,即便是合理要价也是不可能的,私人财产将陷入被政府官员随意处置的危险境地,因此,保护私有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是更大的公共利益。
两套话语体系看起来都具备一定的道理,都能够自圆其说,因为都有其逻辑存在。那究竟是谁出了问题呢?从民间来说,希望得到更多的公平,分享更多的社会发展成果,因而更看重公平；从官方来说,希望得到更多的政绩,增加更多的财政收入,因而更看重效率。但是双方都不否认公平和效率的存在,只是有所平衡而已。在经济发达地区,这种矛盾还不是特别突出,由于财政的丰盈和地价的上涨,拆迁经常能够让政府和被拆迁户都能稳赚不赔；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和群众在拆迁利益分割上的矛盾就凸显了,政府想的是拿到更多的溢价,群众也不傻,想拿到新增加的市场价格,于是,矛盾便变得不可调和。
问题的要害在于,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合理的,尤其是地方政府,更认为强拆是没有办法的事,是必须之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分税制之后,地方上许多好的税种通过国税系统上缴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权大受影响,只好盯着土地做文章。对于地方在土地买卖上的作为,中央一些部门经常睁只眼闭只眼,也主要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权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在保障中央财权充裕的情况下,就只能让地方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要想得到政绩和财政收入,就会想办法通过旧城改造、土地征收做文章。旧城改造可以提高土地价值,进而增加卖地收入,并可更好地为招商引资服务,而招商引资搞好了,财政税收增加了,政绩也就有了。为什么强拆屡屡不止,这就是其中逻辑。
要想遏制这种强拆不止的官场逻辑,就只能建立利益分享机制和分红机制,让老百姓既能够分享土地收益,也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只要利益分享机制和分红机制得当,老百姓是可以被说服的。
[南方日报]
太原强拆血案中的快与慢
作者：陈在田（学者）
10月30日凌晨，山西太原晋源区一待拆迁民房发生入室行凶案。10余名手持棍棒人员闯入民房对两人殴打，致使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当地政府、警方迅速组织6个工作组和专案组，仅用一天时间便抓获6名主要嫌犯，并正式拘捕其中5人。
拆迁发展到夜半持械入室行凶伤人致死的地步，可谓令人发指，晋源区有关部门能在第一时间应对、破案，展示了工作效率“快”的一面，但强拆事件之所以愈演愈烈，最终发展到入室行凶、持械伤人致死的地步，恰是之前的“慢”坏了大事。
应看到，尽管强拆、以及对强拆的不满、反抗由来已久，但矛盾的激化、尖锐程度，却有一个由轻到重的发展过程。强拆方的蛮横、暴力，也存在一个逐步升级的演进轨迹，从最初的言语威胁到断水断电、长围久困，继而发展到绑架殴打，如今最终发展为持械入室、伤人致死，不过是较此前的无法无天“更上一层楼”罢了。如果地方部门在拆迁的初期能够“快”一点，及时介入，遏制违法，许多野蛮、暴力行为将因此被震慑，矛盾或许不至于如此激化。
而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这种强拆纠纷的处理是“慢”的，强拆者在这种“慢”的纵容下，往往可以用极少的代价，获得其所期待的收获，而在强拆中受到损害的居民，则很难获得应有的补偿，更难以通过合法手段得到保护，讨回公道。
当下，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至今仍把野蛮拆迁当成“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开发成本”的灵丹妙药，对类似事件的幕后责任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百般纵容。可以说，正是这种态度，才让针对野蛮拆迁的执法“快不起来”，也才导致拆迁者有恃无恐，肆意妄为，制造出严重祸端。对此，难道不该追究责任吗？
[新京报]
“把拆迁当饭吃”比拆迁本身更恐怖
[关键词]吃“拆迁”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江西万载县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该县县委书记在课后如此批驳于建嵘。昨日，这句出现在于建嵘新浪微博上的话，迅速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新京报》11月2日)
“我们不拆迁知识分子吃啥”让人想起乾隆那句斥责
于教授的遭遇让人想起当年乾隆皇帝对纪晓岚的那通斥责：乾隆数次南巡，劳民伤财，纪晓岚对乾隆说，“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没想到乾隆怒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乾隆说的是实话，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朕即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王，哪轮得到别人多嘴。老子养着你是因为你能让老子高兴，别太自己感觉良好。
而一个地方的县委书记在自己的辖区，无疑也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人家请于教授过来演讲，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撑撑门面罢了。没想到于教授却不识时务，弄了一套“拆迁拆走民心”的大道理。这位县委书记恐怕肠子都悔青了，否则不会说出“我们不拆迁知识分子吃啥”这样的话。 □刘昌海
“把拆迁当饭吃”比拆迁本身更恐怖
的确，既然知识分子们吃的也是财政饭，如果财政来源出了问题，知识分子的饭碗同样难保。如此看来，当卖地和拆迁已然成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官员有关“我们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的发问，还真是铿锵有力，振聋发聩。但事实上，批驳知识分子“不拆迁，你们吃什么”的官员，吃的何尝不是财政饭，对于财政饭的依赖更比知识分子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如此，官员们恐怕更有“不拆迁，自己吃什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于是乎，当官员们“把拆迁当饭吃”，拒绝与反对拆迁自然也就成了和官员“抢饭碗”的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就并不意外了。
现实中，尽管强拆、血拆现象引发了公众和媒体的普遍质疑，但是，悲剧却从未有丝毫的收敛，哪怕有官员因此而丢掉了乌纱帽，也仍然不能改变拆迁矛盾不断升级的趋势。这背后，恐怕正是因为有了“把拆迁当饭吃”的强大动力。基于此，“把拆迁当饭吃”其实比拆迁本身更恐怖，真要叫停官员的拆迁冲动，倒是不妨从斩断拆迁背后的官场利益链做起。 □吴江
盼望多几个为民立言的“于建嵘”
几行字的微博，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敢爱敢恨、性情中人的知识分子于建嵘。前几天，于建嵘死磕宜宾市政府“粗暴对待上访者”。先是在微博公开了拍摄于四川宜宾市政府门口的照片，照片显示，一些上访人员正在躲避追截；10月25日于建嵘在课堂上，向来自广东、上海等全国多个省区市200余党政干部讲授“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时，公开放映了这段录像资料，引发强烈反响；10月27日下午给一处级干部班讲座，又放了宜宾的录像。学员们均表惊讶，有一女处长流泪叹息，“他们真的是这样打老百姓啊！”有人言称，下次遇到宜宾市来跑项目，坚决不给！
我赞赏于建嵘教授这种为民立言的做法。在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事件的处理、公共利益的博弈时，都牵涉到一个自由表达权问题，政府和官员总是拥有巨大的话语权，而老百姓的话语权往往得不到实现。要保证双方话语权平等就必须实现对等的表达，过去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把事情搞大”，引起媒体关注，然后通过全国舆论和上级领导出面，他们的话语权才可能战胜地方官员的话语霸权。现在，我们又找到了一条可以实现对等表达的途径，这就是请名人、专家、教授等公共知识分子来代表处于弱势的老百姓发言，这样做的优势是明摆的，他们有和地方官员对话的资格和能力。例如，于建嵘来公布事实真相，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号召力，同时地方官员也无可奈何。如果公布真相的是宜宾的那位录像拍摄者，那他早已被拘留、监视。因此，于建嵘教授的做法开创了一条为老百姓代言的新通道。 □殷国安
[南方都市报]
没有强拆的血，我们的伙食会更好
五岳散人
于建嵘教授是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也是著名的社会问题专家，各地经常会请他去讲课与培训。他应邀去江西万载县讲课，然后回来就在自己的微博上说了这么一个事儿：“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您看，这位县委书记“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大概就是自比刽子手，而认为于教授是需要从他那里弄点儿下水什么的充饥之人了，被人以这种角色视之，于教授脾气还算不错，也有学者基本的修养，最终不过是离席而去。碰上我所知的几位性如烈火的知识分子，估计这位书记要去缝几针了。
该县委书记的话要从两个方面说一下。
首先，知识分子到底用什么谋生？知识分子不创造具体的产品，也不生产粮食、肉类，他们所有的生活资料都是用自己的学识换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创造或者保持着人文价值，然后社会给予他们回报。这些人文价值是不是有意义？是不是值得社会给他们回报？这个事儿就两说了。比如说在这位书记的心目中，说不定就该让于教授这样的人饿死，因为他挡了拆迁的财路。但在老百姓眼里，于教授是为他们说话的人，也是最朴素价值观的捍卫者、社会正义的守护者，于教授应该得到他的那份伙食。
很不幸的是，总有一些掌握权力的傲慢之徒，希望这样的人饿死，或者至少也是为我所用。但社会发展到今天，终于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用祈求了。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知识与勇气谋生，打破了那种被饲养的命运之后，也就有于教授这样说出不中听言语、敢于离席的人。
其次，没有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知识分子的伙食会更糟糕，以至于没有么？这里的逻辑有两个：要不是我拆迁有钱，哪里能请你过来讲课？———这是浅层的。深层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拆迁促进了社会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这样才有你们知识分子一碗饭吃。
强拆到底是不是能让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那么，强拆之后所产生的利益，是否能让老百姓得利？这也应该承认，说不定让大多数没有被强拆的老百姓得利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强拆就具有了合理性？这个就是胡说八道了。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还可以通过这种牺牲局部求更大发展战略的话，那是因为由于社会极度贫瘠，财富的增加很快能给做出牺牲的人以回报，也因为那时候的权利意识不够深、法制也不健全。而现在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如此程度，牺牲的这部分人之利益，已经不可能短期从发展中得到弥补，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公正的要求更高，也使得现在再不能用这种方式换取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什么公共利益了。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具有基本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会让自己的饭里有这种人肉味道的荤腥，哪怕从此只有一碗白饭。这种在臆想中知识分子吃人血馒头的场景，下次还是少来献丑吧。
(作者系知名网友)
[南方都市报]
相关报道
太原强拆命案凶手分工明确
太原警方表示涉案的是柒星保安公司，有人负责打人有人负责警戒；死者家属要求查明谁雇用凶手
昨日，太原市晋源区公安局副局长郝瑞，来到10·30违法拆迁致人死亡案的死者孟福贵家中进行慰问。
据他介绍，经查警方已确认10月30日行凶的单位为，太原市一家名为柒星保安公司的企业，而不是此前提及的拆迁公司。目前，警方已将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刑事拘留。
“分工明确，有进院子打人的，有警戒的，还有开挖掘机负责撤退的。”晋源区公安局副局长郝瑞说，参加行凶的有几十人，警方正在逐步锁定打死人的疑犯。
当天，太原市政法委书记柳遂记，也来到孟福贵家中慰问。
柳表示，此行目的主要有两点：第一，相关部门一定会严惩凶手，决不姑息。第二，死者家属目前在生活上是否有困难，若有困难可发放一定补偿。
孟福贵的儿子孟建伟说，在抓获凶手以前，他们不需要补偿。现在他们只关心什么时候能抓到真正的凶手。
孟家一家属说，另外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指使或雇用柒星保安公司行凶的幕后主谋是谁。
与此同时，晋源区公安局亦与家属就死者的司法鉴定一事展开协商。
在交谈中副局长向死者家属提出了对死者进行尸检的意见，但遭死者家属拒绝。
孟家一家属说，行凶的人有几十个，现在就刑拘了五个，警方应该放在继续追捕涉案人员而不是对死者进行尸检。而且保安公司的人怎么会开挖掘机呢？
拆迁背景
补偿打白条拆迁受阻
孟福贵涉及的拆迁工程为涵盖在太原市晋源区滨河西路南延工程之中。该工程北起长风大桥，南至迎宾路，全长20公里。依照指挥部的构想，此工程的道路两端绿化带建设，将穿越沿汾河而建的古寨村部分属地，涉及近百户村民搬迁。
2009年5月17日拆迁工作开始。因先期补偿款每平米单价不足1600元，引发村民抵触。随后，又因央视曝光古寨村原本安置村民回迁的用地，被建成别墅区，按商品方销售暂时搁置。2010年，伴随地产持续升温，补偿款亦升至每平米2600元上下，但因村委会在补偿款发放一事上出现打白条事件，拆迁再次受阻。
据记者了解，目前在古寨村周边大部分商品房每平米单价已升至5000元左右。
■ 凶案
“客厅窗户同时被破”
村民武文元回忆行凶场景，在其家借宿的邻居孟福贵被殴致死
卖豆腐为生的孟福贵死了，10月30日凌晨4点，山西省太原市煤炭医院急救室内，53岁的他离开了人世。致命伤来自后脑，在那里木棒留下了数处鸡蛋大小的骨坑。“我们尽力了。”参与急救的医生说，可面对一个大脑被打成糨糊的患者，谁也无能为力。
借宿邻家，一同护院
如果孟福贵不去邻居武文元家中借住，他就不会被打死。
孟福贵家属说，晋源区金胜镇古寨村在进行拆迁，10月26日，该村一村民的房屋在半夜被人推倒，原本住在父亲家的孟福贵听闻后，便回自己家去看护房子。
孟福贵住在武文元隔壁。10月30日，应武文元的邀请，孟福贵去武家借宿，两人住在一起是为了防止有人半夜来强拆他们两家相邻的房子。
十数根“木棒”半夜行凶
10月30日凌晨2时许，孟福贵被十余名翻墙后破窗而入的男子用木棒结束了生命。关于孟福贵的死亡，警察及相关人士给出了这样的描述。
当时，孟、武两人都在睡觉。最先听见有人闯进院子的是孟福贵，在他起床去客厅查看的稍后一会儿，身材魁梧的武文元也来到客厅。
两人刚进客厅，那里的所有窗户几乎被同时击碎。接下来，十几个手持木棒的男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从窗户翻进了屋内。殴打孟、武两人的凶器是木棒———有鸡蛋般粗细。
最先挨打的是身材魁梧的武文元，木棒将他的左臂骨骼和左手打成粉碎性骨折。自己倒地的瞬间，他见几个人正围着孟福贵殴打，木棒在他们手中不停地举起落下。
“他们说，往死里打。”武文元说，“打了一会儿那些人看我们都趴下了，就把我们抬进了院子，一个人拿走我身上的钥匙开大门”。他说，开了一会儿没开开，我们又被抬进了屋里，没多久，墙轰地一声就倒了，伸进来的是挖掘机的铲子。“我们被从墙洞里抬出去，扔在马路上。”武文元说。
用挖掘机挖墙后凶手逃离
11月1日，警方拉起的警戒线，仍围绕着武文元家近三米高的围墙。
围墙下，行凶者架梯子翻墙入院时留下的两个深坑清晰可见。现场的一位村民指着地上的坑说，这十几个人都是趁着夜色从这里爬进院子的，后来这些人跑不出来就用挖掘机在墙上掏了个洞。
村民指着砖墙上的一个圆形的洞说，这些人一点也不慌，这个洞挖得很有水平。
■ 人物
十年心血为儿子建一栋婚房
孟福贵所要看护的房子是其卖豆腐积攒建成
孟福贵，53岁，豆腐商贩，10月30日，为了防止自家房屋遭强拆，在邻居家借宿的他被十余名违法拆迁人员围殴致死。
孟福贵死后，在他身边的亲朋的记忆中，这位卖了30年豆腐，独自一人供长子就读复旦博士的男人的音容笑貌，愈发变得清晰。
卖30年豆腐，建一栋房
一顶绿军帽，洗得发白的绿军装，身材瘦高略微有些驼背的豆腐商贩，孟福贵死了。在古寨村卖了30年豆腐的孟福贵，是一个从来不会过多引起大家关注的男人。在妻子眼中，笑话连连的丈夫，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儿子建一间房。孩子眼中他不苟言笑，每日与豆腐坊做伴。朋友的记忆里，孟福贵是一个遇见打架都要绕道走路的老实人。
然而这一切都伴随着10.·30拆迁者手中的木棒终结。孟福贵在邻居家要守护的，是他耗时十年建成的房屋。
给儿子建房，是孟福贵一生最大的愿望。孟福贵离世前一家五口住在自己的老父亲家，13年前他决定自己建房给儿子娶媳妇。
卖豆腐供儿子上复旦
“卖豆腐，供儿子上大学，节省下来的钱全都添补到这个房子上了。”孟福贵的妻子说，由于穷，还要供儿子念大学，这间房他们两夫妇，断断续续建了近十年。
“人家建房请施工队，我们建房全靠他（孟福贵）肩扛手挑，比如建房地势低，他就每天卖完豆腐，用手推车到二里以外拉土，然后一车一车地自己垫，干了一年，硬是把一个很大的洼地填平了。”女人说，有些时候自己心疼丈夫就唠叨，可孟福贵手一挥总是那么一句话“我的娃要结婚，没房子咋弄。”
夹克衫的故事
11月1日，孟福贵父亲老宅的一间偏房内，一包两块钱的芙蓉烟扔在桌上。这是孟福贵生前动过的最后一样东西，廉价的香烟是孟福贵人生的唯一乐趣。
“卖了30年豆腐，从来没上过饭店，也没自己买过新衣服。”孟福贵长子孟建伟，是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的博士生。在他记忆里，瘦高的父亲在豆腐坊里白天、黑夜，不停地陪着石磨转了30年，磨盘转大了自己，也转弯了父亲的背。
孟福贵的节俭让子女印象深刻。
53岁的他一生只有过一件新衣服———这件黑色的夹克衫，是孟建伟上大学第一年用助学贷款给他买的。如今衣服依旧簇新。
“夹克衫，我回家他很少见他穿，我知道他这样是让我明白，不要在外乱花钱。”孟建伟眼圈一湿，扬起了头。他哽咽地说，“可我妈说，我不在家的时候，爸爸一出门办事，就笑呵呵要找自己的夹克衫。”
□ 本报记者 崔木杨 太原报道
[新京报]
江西万载县委书记：我们不拆迁 知识分子吃啥
华商网11月2日报道“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江西某县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该县县委书记在课后如此批驳于建嵘。昨日，这句出现在于建嵘微博上的话，迅速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
微博曝光书记惊人言论
昨日中午，于教授在其微博中说：“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他认为，我这样的讲座对县里太有负面影响了。他说，你这样一讲，下面的干部就不会去执行县委的决定了。他感到后悔(请我来)。我告诉他，我只讲我自己想说的话。”
这段博文，很快被转发超过2000次，评论超过1600条，再度引发了网友关于拆迁话题的激烈讨论。网友“不能欲罢”认为，县委书记的这句话还真不好反驳。吃财政饭的人，碗里装的都是底层百姓的血汗。于教授和书记的区别在于，一个替底层说话，一个去底层收刮。有网友指出，一个书记这样认为可能是个人意识，但问题是，绝大多数的地方官员就是这样认为的。网友“平常君”表示，这句话必须当选年度官员语录。网友们更深刻地谈论到拆迁问题，网友“天人姜86”剖析说，对待那些个所谓的个别拆迁户，是不是100人当中，（假设）有99个都选择吃蛋糕的时候，剩下的那1个亦不得不吃？不吃就是罪过？“老大franklin”指出，拆迁不是罪过，强拆才是罪过，带有威胁性质的拆迁才是罪过，毫无逻辑的“就得拆”才是罪过。
教授称“拆迁拆走民心”
于教授昨晚在电话中告诉本报记者，微博中提到的讲课，是他应邀给当地的700多名党员干部进行有关“社会稳定”、“强拆”和“征地”等主题的演讲。据了解，宜黄自焚事件发生后，江西抚州市曾再三要求于建嵘教授去上一课，当时他拒绝了。这次应邀而去，他没有想到，该县官员又是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这样讲课和呼吁，比起媒体的批评，官员们更能听得进去，接受度更高。
于教授认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再不能以拆迁为发动机了。宁愿发展慢一点，也要把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放在首位。拆迁可以拆出政绩，可以拆出高楼，拆出超级富豪，但拆走了民心，拆走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要拆迁，也要有公平公正的司法来解决。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发展。
[华商网]
多省市强行撤村圈地扩大土地财政
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
拆村并居，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无数农民正在“被上楼”。
各地目标相同：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记者调查发现，这项政策被地方政府利用、“曲解”，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有的地方突破指标范围，甚至无指标而“挂钩”，违背农民意愿，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演变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
宅基地转化后的增值收益，被权力和资本“合谋”拿走。农民则住进了被选择的“新农村”，过着被产生的“新生活”。
专家指出，这是一次对农村的掠夺，强迫农民上楼并大规模取消自然村，不仅与法治精神相违背，对农村社会也将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10月，走在山东、河北、安徽等地，会发现一些高层小区在农村拔地而起。
在河北廊坊，2006年被评为河北省生态文明村的董家务村，如今已成一片废墟，大片新修的村居在铲车下倒塌，刚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被铲平。
山东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编制，1249个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诸城70万农民都将告别自己的村庄，搬迁到“社区小区”。
如今，像诸城这样的“拆村并居”，正在全国二十多省市进行。
今年8月份在海口举行的“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国际论坛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
此前，今年两会期间，陈锡文指出，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拆村并居风潮
各地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打着各种旗号，例如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
也有对应政策推出，诸如“村改社”、“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等。
各地都在规划着，要在一个很短的期限内，将域内农村“大变样”，民居改楼房。
这样的运动热情，与各省市对国土资源部（下称国土部）一项政策的“欢迎”密切相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2006年4月，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
国土部2008年6月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增减挂钩办法），2008、2009年国土部又分别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
按照国土部文件，“增减挂钩”是指，“将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
也就是，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
该政策得到地方政府盛情欢迎，各个省市、各级政府均成立了以主要领导牵头的土地整理小组。对应的地方政策、措施也纷纷出台，目的明确：让农民上楼，节约出的宅基地复垦，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去年，河北提出在全省开展农村“新民居”工程。据介绍，“新民居”与山东“村改社”一样，都是在增减挂钩框架内，增加建设用地指标。
据河北省国土资源厅透露，到2012年，保守估算，新民居工程将为该省增加建设用地50多万亩。
土地财政的“稻草”
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之前，尝到土地财政甜头的地方政府，都在辛苦“寻找”土地中。
近年来，我国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用地的矛盾发展到很尖锐的程度。如何“找地”，也成为各地国土部门的首要任务。
以河北省为例，2009年需要新增用地约为21万亩，但国家指标17万亩。如何填补4万亩的缺口，成为河北投资项目落地的难题。
“增减挂钩”一经出台，立即成为各地破解土地瓶颈的“金钥匙”。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必须获得国土部批准，得到相应周转指标后，才能开展。指标是“借”，3年内要以复垦的耕地“归还”。
根据媒体报道，去年3月，河北、辽宁等13个省份新获国土部“增减挂钩周转指标”15.275万亩，当年国土部还有第二、第三批指标下达。
河北申请到1.2万亩指标，成为解决土地缺口的一个有效途径。
山东肥城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翟广西说，肥城每年用地需求3000至4000亩，每年的用地指标仅400至500亩。他说：“如果不是增减挂钩试点，我这个国土资源系统的‘生产队长’真就为难了。”
山东诸城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安文丰称，将农民全部集中居住后，保守估计，诸城将腾出8万亩旧宅基地。通过土地级差，政府每年土地收益有两三亿元。
被夺宅基地的农民
根据国土部的试点管理办法，增减挂钩严禁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但在一些地方，强拆民房，强迫农民“上楼”的事例，已有发生。
管理办法要求，要在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复垦潜力较大的地区试点，现实中，不顾实际情况，“一刀切”拆并村庄的做法，非常普遍。
管理办法还要求，妥善补偿和安置农民，所得收益要返还农村，“要用于农村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在有些地方，政府拿走宅基地利益的同时，甚至还要求农民交钱住楼房。
在江苏省邳州市坝头村，村庄被整体拆迁，当地建设了数十栋密集的农民公寓，要村民补差价购买。
因补偿款购买不起足额面积楼房，坝头村35岁女子徐传玲去年10月自杀。今年1月，当地强制农民上楼，十多人被打伤住院。
今年1月18日，坝头村村民王素梅告诉记者，她的丈夫被拆迁队打伤，后又被村干部拉到湖边要求立即签字，否则沉湖。
就在近期，山东也发生了殴打农民的暴力事件。
除被要求交出宅基地之外，今后，农民要获得宅基地，将成为难题。在全国多个地方，宅基地上建筑不再批准动“一砖一瓦”，也不另批宅基地。村民如有住房需求，需要拿宅基地住房换楼房。
失去宅基地的农民，还将面临生活、生产方式转变。对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生活成本增加和耕种不便，成为最现实问题。
增减挂钩是“无奈选择”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郝晋珉参与了“增减挂钩办法”的制订工作。他认为，国土部开展此试点也是无奈的选择。
“经济发展用地要保证，耕地和粮食安全也要保证，空间就这么大、土地就这么多，该怎么解决？”郝晋珉称，经过多方比较选择，增减挂钩是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
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
2006年，国土部确定了首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省份。2008年底，国家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之后，国土部也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加大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转指标。
国土部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郧文聚说，大规模“借出”周转指标，是国土部的策略，是为应对近两年用地压力和许多不可测因素。
今年7月，在大连召开的国土资源厅局长会议上，国土部部长徐绍史称，解决地方经济发展对土地需要的迫切问题，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增减挂钩试点。
国土部官员在该座谈会上通报称，增减挂钩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地方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用地需求。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国土部法律中心首席顾问杨重光曾对媒体说，要保持住宏观经济发展，就一定会造成土地需求的紧张。
今年6月26日，国土部总规划师胡存智在“中国房地产2010年夏季峰会”上透露，通过增减挂钩，大约有2700万亩的农村建设用地，将纳入城市建设用地当中。
截至今年6月底，国土部新批了增减挂钩试点第三期18个项目。与第一期和第二期不同的是，国土部将周转指标下达给了省，由省确定试点项目报国土部批准。
“漏洞必须堵住”
今年5月底，国土部的9个调研组，对现有24个增减挂钩试点省份进行了快速调研，发现了不少问题。
试点要求指标“三年归还”，那么，到2009年底，第一批试点周转指标应已全部归还。但第一批试点仅拆旧复垦5.58万亩，约占下达周转指标的80%。
在6月份的一次部长工作会议上，国土部部长徐绍史说，当前的挂钩试点中，还存在地方在批准试点之外擅自开展挂钩，以及违反规定跨县域调剂使用周转指标等问题。
徐绍史再次强调，增减挂钩后的土地级差收益，要返还，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国土部土地勘察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曾对媒体表示，在增减挂钩指标的使用上，存在一定漏洞，本末倒置，导致地方政府以获得建设用地指标为唯一目的，“这样的漏洞必须堵住”。
2008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通知，要求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其中国办关注到，一些地方利用增减挂钩试点，擅自扩大建设用地。
记者在各地调查也发现，有的地方利用“挂钩”政策，再次占用耕地，并扩大建设用地范围。
在6月份的会议上，徐绍史强调，下一步周转指标将被作为各省年度用地计划指标的一种，纳入各地用地计划统一管理。各地再也不能将周转指标作为“天上掉的馅饼”。
温家宝总理曾说，“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这是温家宝2007年为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所说的一句话。
对于各地圈走农民宅基地、大拆民居的做法，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今年两会时就疾呼要“急刹车”。
在今后的“十二五”期间，如何在保障农民利益前提下，真正城乡统筹发展，将是摆在各地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