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江，服刑在家的一名“罪犯”，随着昨日《新京报》一则报道，这位身居塞北草原的副处级官员被人们认识。

　　报道原本说的是，河北省张家口7名村民，以上访为要挟，“多领”了部分拆迁补偿款，被控“敲诈勒索罪”。

　　这是报道的明线，还有一条暗线，那就是拆迁的主持者、塞北管理区管委会副主任马江，也被抓判刑了，与其他常见的暴力拆迁被免职的官员不同，马江是因为给了农民满意的补偿，才被判缓刑的。

　　7年前，刚改制的管理区财政收入只有300万元，当一个年纳税数千万的项目落户此地时，对当地政府和民众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幸事。

　　于是，省市各路领导纷至沓来，压力也就压到了拆迁组组长马江头上，他需要动迁114户村民，腾退数千亩土地。但很多农民并不满意政府的评估价，于是纷纷上访，为了平息事端，马江拍板给出了多过被拆房屋成本1倍的补偿（总拆迁费评估价578万元，实际支付1100余万元），但他却犯了滥用职权罪。

　　尽管他的初衷未必全然是保障农民利益，但是却最大程度上体现了被征集体土地的市场价格。如此而言，他是好官还是坏官呢？

　　如果各地的拆迁官员都能像马江一样，我们国土上“带血的拆迁”会不会骤减？与其说是马江滥用了“给农民让利的权力”，倒不如说是政府将多占的补偿还给了农民。因为，农民讨来的这些超出政府评估的补偿款尚不足目前项目年税额的10%，难道政府用年收益的1/10就买下了农民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还不满意吗？

　　马江的悲剧在于，他的为民谋利没有制度保障。关于集体土地的征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补偿标准和范围缺乏法律依据，唯一能靠得上的《土地法》标准甚低，无法保障失地农民的未来。

　　“患寡还患不均”，过低和不一的标准非但不利于化解矛盾，反而会埋下新的隐患，甚至恶性事件一触即发。

　　马江就是在这样无保障的规则下，走入了困境。财政收入不足以支付他对农民承诺的补偿，便四处举债，甚至以个人名义向银行、个体户、被拆迁户借钱。“拆东补西”终究事发。

　　马江之后，我们是不是要问一问马江之罪产生的土壤和根源，问一问杜绝马江之罪的制度何时到来？

　　□刘炳路（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