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政府与国资，对市场强势群体而言，也需要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包容”责任。

　　本报评论员吴铭

　　9月16日，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近日，不少媒体报道估计，已经开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集中讨论审议“十二五”规划建议，“包容性增长”将成为这一规划的一个重点概念。

　　按胡锦涛在致辞中的阐述，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包容性增长”与此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表述有着一以贯之的含义，是对改善民生、更加注重公平的思路的又一次强调。

　　而“包容性增长”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明确地指出“包容”是达到“人民共享”和“惠及全体人民”的一个关键性条件和路径，并内在地提出了“谁的包容”、“如何包容”这两个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而言极为重要的问题。市场逻辑与“谁的包容”

　　如胡鞍钢等专家业已指出的，在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方面，“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实现得较好，包括教育、医疗等在内的公共服务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社会保障水平有明显提高。

　　同时，“十一五”时期也是中国市场化取得大幅进展的时期，资本积聚的加速度开始显示出来。市场资本有所积聚之后，必然会进一步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扩张自己，加速积累和积聚，这是市场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十一五”期间，这一逻辑在房地产领域表现最为明显，住房问题也因此跃居为中国最引人关注的民生问题。近年来，资本积聚的逻辑也逐渐扩展到日常消费品及其他领域，从高端艺术品到绿豆、大蒜等食品方面都曾一展身手。

　　社会建设与资本积聚速度的赛跑，对普惠式发展有着关键性影响。简单地说，如果社会建设的速度与资本积聚的速度相当，或者社会建设的速度超过资本积聚的速度，则总的来看民生改善会取得较好的效果，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满意度会有稳定的提升。如果社会建设的速度不及资本积聚的速度，则总的来看，虽然社会建设对社会分化随市场扩张而自然加大的进程有所缓冲，但难以抑制社会分化持续扩大的趋势。

　　对于“包容性增长”和“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言，改善民生、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社会建设是一个主要的支点，这一点目前很少争议。

　　另一个支点则是市场本身的发展。尽管市场发展必然会让社会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拉大，让社会分化不断扩大，但市场发展并不必然是发展成果全体共享的障碍和对立面。这不仅因为市场发展本身的确存在“涓滴效应”，令全社会收入水平“水涨船高”(虽然如果缺乏社会建设的对冲，社会差距必然扩大)。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包容性增长”强调的问题首先是社会发展对相对弱势群体的包容，特别是强势社会群体对相对弱势群体的包容，富裕群体对所谓“后富群体”的包容。这一论述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它事实上提出了“谁的包容”的问题。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建设固然有其改善民生的包容性，而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各种市场主体是否也应该有包容性?是政府的包容，还是资本所有者的包容，还是政府、资本所有者都要包容?是民营资本的包容，还是外资的包容，还是国有资本的包容，还是所有资本都应该有所包容?市场强势群体应致力于缩小差距

　　近年来，有关发展的各种社会争论一直延续不断，其中大部分争论都与各种市场强势主体的作为有关。与地方政府有关的论题，如土地拍卖和拆迁；与国有资本有关的论题，如垄断国企过高的福利和不合理的高收费；与其他资本有关的论题，如劳资矛盾问题、工人利益受损问题，等等。

　　这些争论显示，事实上人们更愿意找出某一社会群体来为社会矛盾和不公正负责，希望借此压制这一社会群体。人们更习惯于强调社会矛盾的一面，强调他人的责任，继续扩大社会分歧，而不大愿意寻找缩小社会分歧的可能性，因此也较少全面考虑所有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包容”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当部分人或许认为，社会不公正所包含的矛盾事实上很难甚至无法得到温和的缓冲或者化解。最为显著的例子是，无论支持资本自由扩张的人，还是要求严厉管控资本扩张的人，都对资本所有者的作为抱有消极的态度。人们对于一般性的市场资本扩张引发的收入分配问题和劳资问题，要么因为它是市场逻辑必然会有的自然表现，而无可奈何，或者认为理所当然，或者过于恐惧市场资本的自我节制和外在规约，以为必要的节制和约束必然会损耗资本的活力；要么过于强调和恐惧资本之“恶”。

　　从这个意义上说，“包容性增长”论述明晰地提示，目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可以通过各种具有“包容”性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至于“谁的包容”的问题，则所有在市场和社会中处于较强势位置的社会群体，都有包容的责任，都应该思考“如何包容”其他社会阶层的问题。关键是强势群体特别是资本所有者面对逐渐出现的矛盾，需要有主动意识，主动调整自身的作为，改善自己和普通劳动者的关系。

　　从全球现代化进程来看，这是社会转型期的常见现象。十九世纪后期英国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当时工业革命造就了大量的工人阶级，由此产生的问题逐渐成为当时英国社会的根本问题。用英国著名思想家雷蒙·威廉斯的话说，“穷人和富人，这两种国民当然已经是出名了”。之后，英国社会的优势阶层开始努力“将这两种国民合为一种”，而避免社会继续陷入尖锐的分裂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上层社会逐渐主动与社会基层之间沟通和交流，其中劳工教育成为英国社会调和的主要途径，英国政府和上层社会主动支持对劳工的继续教育，一些企业主也开始经常访问雇员家庭。如此这般的努力，有效缓和了英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这也意味着，在缩小社会分歧、促进社会包容方面，除了慈善事业之外，市场优势群体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对于市场强势群体而言，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包容”责任，对其自身的永续发展别具意义。那种以为把今天中国社会问题界定为“社会与国家”的矛盾，界定为民众与政府及垄断国企的矛盾，就可以让自身置身于矛盾之外的想法，其实可能推动了社会矛盾，而其自身没有能力弭平市场社会的冲突。

　　但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政府和国有资本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同样应负的责任，其责任其实要更为重大。本来，从历史来看，一开始，政府和国有资本最为重要的定位就是实现社会公平分配，促进社会平等。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和国企的作为如何才能重新成为社会公正的基石，才能避免成为社会不公的推动器?

　　对于政府而言，最为关键的是通过有效的机制保证其在市场经济管理和运行中的中立性；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最为关键的，则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以较低的效益提供较多的社会就业，更为重要的是，要尽快实行社会分红，即提高国企收益上交国家的分红比例，并将这些分红实实在在地投入公共事业和社会建设。从目前来看，社会分红是国有资本展现其公共性最为有效的方式。

　　10月15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开幕，其主要议程是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未来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指南”。此前，外界纷纷猜测“包容性增长”提法将进入“十二五规划”。“包容性增长”热议主要因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9月16日在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中的致辞提及此概念。“包容性增长”起初思路来自亚洲开发银行，在之前亚行曾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和“对穷人友善的增长”，所以，从递进关系上我们可以推断，“包容性增长”绝不是在“增长优先主义”或者“消灭贫困”上面的同义反复，它不是一个“框”，不是说“穷人富人都要包容性增长”、“国企私企都要包容性增长”、“股市期货房地产都要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恰是因为存在“排斥性增长”:即有一部分群体、有一部分因素(例如环境因素)、有一部分社会资本(例如道德)在增长过程中牺牲了或者“丢失”了。

　　从这个基础意义上延伸，那么本报在2010年达沃斯新领军者论坛中提出的“发展新伦理、增长的正义”同“包容性增长”是高度同构的，在思想资源上有着很充分的“交集”。我们提出“增长的正义”的概念的初衷就是认为增长应当内含一个“正义原则”，不是任何形态的经济增长都是可取的，这个“正义原则”要优先于增长的结果，由此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后续的指标性架构。

　　在亚行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时期，联合国利用阿玛蒂尔·森的研究成果，编制HDI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形成了3个基本的衡量指标:预期寿命、教育程度和人均GDP。坦率地说，HDI指数不包括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环境污染、社会可持续能力，它只不过是

　　一种“消灭贫困”阶段的短暂性产物。而当中国人均GDP开始逼近4000美元，虽然贫困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但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或者思想分歧已经和过去迥异。所以中央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来把握新时代的矛盾，而提出“包容性增长”概念是将这些理念扩展化，实实在在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正义原则”。

　　我们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正义原则”应当包含三个方面:机会平等下的经济自由推进、政府在社会公共品上的责任评估和“权力收敛”以及生态环境和社会资本的维护。坦率地说，“包容性增长”要面对的很多问题，比如收入分配不均、垄断企业的“门槛保护”、土地和金融资源的集中、城乡差距的拉大、农村公共品建设的滞后、政府产业政策的随意性、低利率政策的长期化、汇率问题的挑战等等，这些都是“结果不平等”，而修复和解决它们，则需要回到包容性增长所强调的“机会平等”原则。

　　让农民进城却实施户籍歧视，这会造成人力资本收益的不平等，农民工收益变少，这是结果不平等。如果政府用行政手段调控，“增少削多”不是良方，应当根据“正义原则”，放弃让农民必须用土地换户籍的机制设计，适当接受原城市户籍人口福利下降，因为农民的经济自由(迁徙自由)不能做“筹码”，这属于正义原则。考核政府的成绩，唯GDP已经不恰当，也应弱化GDP增长目标的设定。应当将公共品建设———例如教育、医疗、社保、劳动力自由流通、打破地方市场封锁等等作为重要的考核权重。政府在权力使用上面要懂得“收敛”，最近“录音门事件”暴露了一些官员的滥用权力思想，甚至说出“跟政府做对是找死”。政府在宏观金融政策方面要“严守底线”，泛滥的货币政策会造成机会不平等，普通百姓将更大程度受害。

　　经济自由的推进、机会平等的扩展将会减少收入差距，这时候即使有财富差距，也是能得到社会尊重的。在包容性增长的正义原则之下，将从调整“结果不平等”的泥潭里面走出来，走向“机会平等”的道路。这时候，全民以及政府都会遵守规则并相互取信、凡是努力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回报、财富将是被人尊重而不是仇恨、经济资本不仅增长社会资本也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