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洪溥

　　我们虽然自主创新能力尚待提高，但在语言修辞方面确有过人之处。例如，把下降说成是“负增长”，光是“有效控制房价涨幅”就可能有N种意思，并可能有N +1种理解。总之，时髦的新词儿不断，你永远无法想象这个时代还会诞生出哪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说法。现在，媒体报道又开始流行一个新语词叫做管理通胀预期。不得不说，这也是个颇值得玩味的表述，因其生涩，便很需要掰开揉碎，才能看到问题。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包含不少的理念误区，据此制订政策，可能将产生严重问题，亟待正本清源。

　　直观地看去，所谓管理通胀预期，要被管理的应该不是通胀本身，而是民众的通胀预期。奇哉怪也。要知道，无论正确还是错误的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民众产生预期，绝非吃饱没事儿吓唬自己，想必是平时生活发现了有物价上涨的蛛丝马迹。在通胀预期的恐惧之下，居民家庭也才会为财产保值做些努力与挣扎，诸如炒房子、炒股票等等。而政策如果仅仅立足于管理通胀预期，那就无非是要做些说服教育，乃至出台一些观念引导政策，与控制通胀的政策操作可谓大相径庭。

　　因此，问题即在于，如今需要解决的现实矛盾究竟是通胀还是通胀预期？

　　关于通胀，最近十年据说都没有公开亮相。在统计局官员的眼中，通货膨胀是个非常标准化的学术词语，容不得一点差池：一是要物价上涨持续一段时间，二是要绝大多数商品普遍上涨。亦官亦学的人士言之凿凿，非得完全符合书本定义，才能被认为确实出现了通胀。在这个刀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外壳保护下，他们语调铿锵、头头是道，把个“白马非马”的歪理讲得天花乱坠。不由得不让人相信，理论上的通货膨胀确实并没有在自己身边出现，钱不经花的感觉很可能是错觉。这样一来，仅从定义衡量，确乎是无需管理通胀，只要管好通胀预期即可。问题在于，定义和理论可以养活一批专家，却无法让平头百姓吃饱肚子。尽管现在谁都不承认有过或正在通胀，但与居民生活有关的物价水平却一直在提升。城市也好，乡村也罢，生活成本只见提高，未见回落。这种情境下，如果还坚称政策重点是管理通胀预期，未免危险。笔者因此建议，实有必要适时避开通胀概念的争议焦点，调整政策思路，通过务实手段进行调控，保障民众生活质量在不下降基础上的稳步提升。

　　前些日子，媒体报道称人民币33年贬值6倍多，1978年的100万元放到现在，购买力只相当于当时的15万元。应该说，这是符合民众观感和体验的描述。现实中，形成这一显著的财富负效应的原因，最直接的当然是货币投放过多、增长过快，间接效果是实实在在的购买力贬值。与居民家庭购买力贬值的严重性比起来，这叫不叫通胀并不太重要，政策制定者也宜以先控制居民生活成本的过快上扬趋势为要务。否则，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到头来结果却是城乡的生活成本普遍上扬，那么要达到共同富裕就更加困难了。

　　事实上，从有经济学那一天起，通胀就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对于通货膨胀本质的看法差别很大。比如，按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通货膨胀是指货币供应、货币收入的增加或物价水平的上涨(尤其是过分增加或上涨)。”这也是国内流行解释的主要来源。而按照美国版《经济辞典》的定义：“通货膨胀指本国货币单位购买力的下降，即价格上升和单位货币购买东西的减少。”笔者以为，后者的描述无疑是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实际。

　　改革肇始，“黑猫白猫论”风行，之所以受欢迎无外乎纯粹的务实理念。如今，从务实角度出发，以执政为民的标准衡量，管理通胀预期的政策实宜修正，以解决困扰居民数十年的烦恼。笔者建议：或者大方承认通胀苗头，对工业品、消费品价格上扬做出及时回应，解决居民存款负利率的切肤之痛；或者干脆管理乱发票子的始作俑者，明确货币投放纪律，维护好人民币单位货币购买力水平。无论是哪个选项，居民的通胀预期都是错误政策的副产品，绝不该是被管理的行政对象。(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亚洲开发银行在日前发布的《2010亚洲发展展望更新》中认为，中国目前国有企业给国家分红不足，使得不断增长的利润并没有通过再分配回馈给社会。建议国有企业向政府上缴更多红利，以缓解公共财政的紧张状况。

　　自1994年分税制度改革以来，国有企业长达13年不上缴利润。直到2007年，国家推出《央企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国企才结束只缴税收、不缴红利的历史。但上缴红利之低令人尴尬。有多低？根据《央企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国企上缴利润比例有三类：第一类是具有资源性特征行业企业，上缴比例为净利润的10%；第二类为一般竞争性行业企业，上缴比例为净利润的5%；第三类为国家政策性企业，暂缓3年上缴或者免缴。区区5%，真是何足挂齿？

　　在这种语境中，我们看到，今年5月11日，财政部发布报告显示，2009年，央企上缴红利约为总利润的十分之一。基于此，财政部表示，将适当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比例。是的，是该提高上缴比例了！

　　可以期待的是，在多方合力下，国企给国家分红不足的沉疴必将改观，但必须厘清的是，即便国企上缴红利有了大幅度提升，也需警惕这些红利的流向如何。笔者之所以提此问题，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基于沉重的现实：据财政部专家陈少强统计发现，两年半来，国企上缴的相关红利1861.4亿元，其中68%用于国有企业注册资本金和重组改建，19%用于灾后重建，6%用于扶贫脱困，只有不到1%的部分和社会保障有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无独有偶，此前新京报也刊文表示，国企上缴的为数不多的红利，有很大一部分比例又回流于国企，比如，对石油巨头的巨额补贴、为东航的大规模注资皆来源于此。

　　这组数据令人悲从中来。一方面国企上缴的红利与其利润相比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相比也相形见绌———不少国家的国企，分红水平高的达到盈利的80%-90%，一般为盈利的1/3至2/3。另一方面上缴的红利，又通过另一种方式回到自己身上，这种从左口袋拿出又装回右口袋的做法有何意义？

　　国企者，国家的企业也，全体国民都是其出资人，还利于民、让利于民是其存在的逻辑基础，岂能暴得大利之后自我分肥？事实上，不少垄断央企以待遇优厚、福利丰裕而著称，其高管薪酬惊人，口袋鼓鼓，其来源自然是日进斗金的畸高利润。再说，央企之所以能够暴得大利，与央企背靠垄断大树，与国家的支持难脱干系，既然如此，回馈给国人更是名正言顺。

　　因此，国企要缴红利，更要红利用之于民。目前，我国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方面的开支仅相当于G D P的6%，而发达国家该比重高达28%。应将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从投资转向公共服务。数据显示，今年1～7月 ，央 企 累 计 实 现 利润6188 .6亿元，同比增长54 .3%。这真是天文数字般的数字，若将这些钱投入到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老百姓何愁上学贵、看病难、社会保障无安全感？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