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人不过希望能收获内心的一丝安宁,却每每身份被泄露,沦落为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异类,难容于天下,这自然不是法治社会应有之义。

　　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正在进行二次审议。与一审稿相比,二审草案对举报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修改,加大对举报人的保护力度；同时,草案扩大了行政监察对象,并规定监察机关应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等。

　　就在行政监察法提交二审之前,有媒体报道称,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材料显示,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这一数据引发了公众的遐想。然而旋即,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澄清,此说与实际情况不符,不客观不准确,近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因检察机关或检察人员泄露举报信息而使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案件。不论所谓比例客观与否、准确与否,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曾经遭受报复的举报人以及目睹举报人遭受显性或隐性报复的民众,心中有自己的一杆秤。几年前,李文娟不是因举报其工作单位鞍山市国税局违法违规行为而两次被辞退工作且被劳动教养1年吗?还有在重庆一所幼儿园兼任会计的张文英,因为种种发钱名目让她内心异常矛盾,终于在去年年底拒领发给自己的那份,同时向幼儿园的上级单位举报,然而换来的却是今年2月她被解聘。举报人不过希望能收获内心的一丝安宁,却每每身份被泄露,沦落为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异类,难容于天下,这自然不是法治社会应有之义。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该院早在2001年就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但举报线索却在2002年后持续下降,直至去年才开始扭转。其原因在于去年6月22日全国检察机关统一开通了12309举报电话。一些专家认为,出现高比例的匿名举报,反映出举报人对于“打击报复”的担心。这也凸显加大对举报人的保护力度的必要性。为了防止将举报人的有关信息透露给被举报单位和被举报人,二审稿明确规定了泄密者的法律责任,第三条和第十条分别为:“监察机关应当对举报事项、受理举报情况以及与举报人相关的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泄露举报事项、受理举报情况以及与举报人相关信息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如果仅寄希望于这些孤军作战的条文便能扭转举报人遭受报复的乾坤,自然有异想天开之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廉政公署平均每年有近3000宗贪污举报,由于实行严格“单线联系”制度,至今没有举报者因资料外泄而遭报复。廉署拘捕陈志云等5人的“威远行动”哄动一时,案件背后的所谓“线人”、“卧底”多方诸多猜测,但迄今未见有任何人因举报而遭报复。

　　目前的法律设置,对于伤害性的恶意报复尚未能做到游刃有余,更莫说一些“隐性”的打击报复行为,诸如被举报人利用单位的行政职权,对举报人在职务职级晋升、工资福利待遇调整设障,甚至开除、解聘举报人。事实上,保护举报人信息及权益,关键不在于法律能与不能,而在于为与不为。正如修正案草案一审稿维持了现行《行政监察法》调整的对象范围———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而未能与《公务员法》调整范围相吻合而饱受质疑。如今二审稿确实扩大了调整范围,“受委托人员”同样适用行政监察法,但无疑,这仍与人们所期待的调整对象范围相去甚远。舍卒保车,弃车保帅,原为三十六计中之一计,如今用于立法博弈之中似乎同样形神俱全。然而,这会不会与修法本意愈行愈远,值得深思。

　　“约有70%的举报人遭到报复”，这个数据引起了广泛关注，权威部门最终表示“这个报道失实”。笔者赞同社论的说法：对统计数据的看法不重要，因为对举报人而言，遭受打击报复就是百分之百的噩梦。社论为此接连呼吁完善举报保护立法。看来，这个“失实”的“报道”，不仅引发了大家对真问题的关注，而且乐观一点说，有可能成为推动问题解决的良好契机，真是善莫大焉。笔者认为，完善举报保护立法和用足举报保护的现有制度资源一样，都很重要。但还需要补充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保护举报人，还需要进一步理顺现行的反腐机制。

　　现行的反腐机制相当庞杂。不仅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责无旁贷，有时党委甚至人大、网络媒体也会履行反腐“职能”或被寄予反腐的期待，更别说形形色色的各种内部监察机构了。这就导致部门职能重合交叉，部门管辖和级别管辖都模糊难辨(社论引用的最高检数据中就表明一半以上的举报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而其直接负面影响之一便是多头举报现象居高不下。多头举报在增加查处几率的同时，也增加了举报失密的概率和遭受打击报复的风险，以及泄密的责任认定和追查的难度。如此这般，即便是完善立法、强化执法，恐亦难毕其功。

　　诚如社论所言，“举报的反面就是权力”。而遗憾的是，在实然层面上，履行反腐职能的权力常常“不能自拔”于这个“反面的权力”之中，其权威性和独立性的保障均尚欠充分。众所周知，在郭光允遭程维高打击报复和李国福遭“白宫书记”张治安打击报复的案件中，有关部门不仅未尽保护举报人的职责，反而成为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工具。我们可以谴责有关部门对“亲密战友”的背弃，可以谴责他们不“坚持原则”，却不可以忽视背后的深层问题。或许，保护“亲密战友”为他们力所不逮，甚至他们有时自身也难保。

　　其实，对举报人最好的保护就是“违法必究”。“出来混”不仅一定“迟早要还”，而且还要“早还”，如此方能让打击报复者有心无力。这就需要加强权力制约，确保反腐权力行使的积极性和合法性。当前的问题是，有些反腐机构自身制造腐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有些反腐败机构对那些证据确凿的举报懈怠或不去查处，而这样的责任追究却又鲜有听闻。于是，举报有时成了“持久战”，甚至有的贪官越查官位越大。在这种情形下，寄希望于立法或执法保护举报人，有时无异于缘木求鱼。

　　由是观之，保护举报人，除了完善相关立法并且强调“有法必依”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理顺现有的反腐机制：明晰各反腐部门的职能和责任分工，保障反腐部门行使职权时的独立性，同时加强对反腐部门的权力制约。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持腐败被查的高几率性，又增加腐败“必查”的制度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反腐机制的综合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举报人的最大保护。　

　　□西门观雨

　　《中国青年报》昨日报道,2007年,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村民何吉上因举报村支书侵占退耕还林款未见“效果”,多次上访,被认定“冲击国家机关”。在检察机关认定其不构成犯罪之后,双牌县委书记郑柏顺签发“劳教”文件。2009年8月,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何吉上劳动教养一年。

　　这一事件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举报”二字。就在近日,针对举报人是否得到了有效保护,不同的机构和媒体有一些不同的解读,而随后又传来全国人大为了更好保护举报人正加紧立法的消息。在这个时候,与闻一个村民因举报而惹上麻烦的消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虽然何吉上的举报掺杂有个人利益的诉求,但这不能改变这一行为从根本上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性质。至于何吉上的个人利益诉求是否合法合理,在这里不准备轻率置评,但细读报道可以肯定的是,在何吉上一边举报村支书一边提出个人诉求时,当地官方的处置有欠妥当。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官方的联合调查组的结论露出了诸如“委托死人领款”等几点破绽,而正是这些破绽无法说服举报人,从而引发了其一波又一波的上访。

　　回头审视,当地官方在处理何吉上举报的过程中,先后走过了几个节点:先是针对举报进行调查,这是正确的,但当调查结论失信于举报人引发后者上访而使事态升高时,他们没能顺延正确的步骤,未在如何以理服人上下功夫,而是以势压人,直至抬出专政手段作为其最后的利器。即使不是缘于举报,单纯作为上访者的何吉上的权利也本应受到法律的保障。

　　面对各种上访者,想到运用专政手段,这并不是双牌一个地方的发明。只不过双牌指称的罪名颇堪玩味。当公民到自己的政府反映诉求的行动居然被打上“冲击”的标签时,这是对谁的讽刺呢?国家机关的尊严当然是需要包括官员在内的每一个公民精心维护的,但在双牌官员的眼里,国家机关的尊严难道只有通过对公民示威才能凸显出来吗?其实,当地一位官员私下里已经一语破的,“上访户会影响上级对本届县委、政府班子主要领导的考评”。“何吉上等人的行为已经令地方领导相当头疼”。

　　“令地方领导相当头疼”,对何吉上来说,后果可谓非常严重,直接导致了其被劳教。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处罚颇有“曲径通幽”的味道。在先后指控的几项罪名均未得到认可的情况下,经县委书记签批上报,上访者终于进了劳教所,无法再让领导“头疼”了。真是“欲置之罪,何患无法”!如此另辟蹊径,法治的尴尬显露无遗。如果一个地方的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上,又怎么可能形成有效的制衡呢?不仅可能做不到相互制衡,相关部门甚至可能一起变质为损害公民的怪兽。

　　在基层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乏监督的现实下,让领导头疼的何吉上的遭遇几乎就是无法避免的。不能用法律治你,就用法规治你,不能抓你进监狱,就让你进劳教所,“总有一招能治你”,这样一种思维与法治格格不入不必赘言,而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这种思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本次事件中,签发劳教文件的双牌县委书记郑柏顺是重要角色。今年,郑书记先后因“发言门”和“台历门”成为媒体热议的公众人物。两“门”之后,上级部门曾有一个结论,“这主要体现在县委领导对政协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学习不够,对我国的政体、国体和基本的政治制度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现在看来,在何吉上事件中暴露了“总有一招能治你”心态的双牌县委主要领导,岂止是“对有关法律法规学习不够”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