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针对中国不按我们的思路办事的批评声背后隐藏着无人提及的事实：中国自身正经历着改革开放30年来最强烈的巨变。中国经济走到十字路口。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弱点。即便在金融环境良好时，世界也不可能买下中国永远保持8%经济增速所需出售的全部商品。中国尚未建立社保体系，中国的工业生产效率则低得让人甚至无颜谈及。更令人担心的是巨大的社会压力，收入不公平已进入危险警戒线。大规模城市化不仅涉及农民工的迁移，更关系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巨变。“小皇帝”一代开始大规模进入职场，他们自视甚高，现实却与期待有着巨大落差。

　　面对上述挑战，中国政府全力以赴维护稳定，同时允许更大程度的网上讨论开放。中国政府认识到公民网上讨论既是必需的也是健康的。这既是一种社会安全阀门，也能释放人们心中的郁闷。中国的互联网已成了政府了解民众真实想法的强大工具，更重要的在于，政府能迅速对民意变化做出反应。

　　过去10年来，中国民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强的民族自尊心开始取代困扰中国一个世纪之久的自卑心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感在上升，对中国成就的信心在加强，人们开始相信中国能够掌握自身命运。这固然是好事，但也意味着人们开始希望中国在对外关系上采取新的更积极态度，与中国在世界地位影响力的上升相吻合。同时，这也造成中国抵制外企对本国经济的侵蚀。在此背景下，会出台相应的新法规、新政策。

　　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在华外企而言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中国的政策已不再照顾外企了。突然之间，就在中国人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还需不需要外资和技术之际，我们自己向中国人证明了西方的贪婪和笨拙，甚至还需要中国的帮助才能挣脱泥沼。西方的理念、企业和制度并不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值得信赖。这不仅给了中国政府终止外企优惠待遇的机会，还向中国人发出信号，即他们不能再对外国品牌优于本国产品深信不疑了，外国产品或许只是要价过高。换句话说，中国开始对我们的雇主和客户说“不”。情况可能变得更糟。聪明的中国企业竞争者认识到，他们有机会夺回一部分自己的地盘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在日益强大的中国本土品牌愈发受到青睐之际，要继续在华保持发展。这是个市场挑战。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迎接它。▲（作者大卫·沃尔夫，甄翔译）

　　中国甘愿听从强者———接受“顾客永远是对的”的信条，接受任何发达国家具有购买力的消费者，从而打造了广泛的客户群；中国研究鼎鼎大名的华尔街、哈佛、硅谷和世贸组织的智慧，深入了解美国短短几百年就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中国通过这些手段，尽可能地从西方学习一切能释放当代经济发展力量的东西。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事实证明华尔街的一套是错误的？

　　显而易见，中国满腔热情学习西方的时代行将结束。这符合事物兴衰起伏的阴阳理论———此消彼长，阴阳转化。一旦昔日的弱者变得强大，就到了我们要了解他们和向他们学习的时候了，这样才能有效地跟他们打交道。西方的社会价值仍然富有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从1979年到2009年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验：通过效仿财富拥有者的一些行为和价值来创造财富。

　　我们不能做到比中国人还中国人，但我们可以做个聪明人，借此收复失地。文明、多元及开放的社会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失时机地从日本学到存货控制、质量管理及持续改善、电子消费产品设计的创新及如何品味寿司。或许我们可从中国人那里学习集体努力的力量：不同的个人和组织携手为一个共同目标努力，齐心协力致力于经济发展。

　　深圳、天津经济开发区及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都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经济发展区。它们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中国提供了便利。土地、水电、审批、人才统统不成问题。住房和双语同事也是为外国人着想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美国却难办了。多年来，我曾问过不少纽约和新泽西港管理局、航空和旅游业协会的人———“纽瓦克和肯尼迪机场如何才能弄一些中文标识和乘客住宿指南？”每个人的答案都是，这种涉及到多个部门的事不好办。这说明了一件事：我们需要在集体努力方面加把劲。▲（作者珍妮特·卡莫斯基，汪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