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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积怨也是南平惨案善后的要义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3-29

 

重视积怨也是南平惨案善后的要义

  日前,一中年妇女向前往慰问受伤孩童的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下跪喊冤,要求严处强暴其8岁女儿的犯罪嫌疑人,被政府工作人员当即强行架走。该妇女语出惊人,高喊:“我女儿的冤屈得不到伸张,如果你们不管,我也会去杀人!”法律界人士表示,不能排除惊天凶案后,会引发效仿效应的隐患(3月28日《新民晚报》)。

  这一跪,确乎是声泪俱下———“女儿好惨好冤!”这一跪,让人心生悲凉———不是迫不得已,想必没人如此自我矮化。这一跪,仿佛已是民意绝境,除了给官员下跪,这位自称极为冤屈的母亲已经别无选择,唯一的希望几乎全部寄托到下跪和哭诉上,以致不惮在这个敏感关头冒出惊人之语。但是,架开、强行带走的画面切换之后,我们没有看到官员体察民情,那位母亲的设想与希冀被工作人员无情地隔离。

  或许,南平“3·23”恶性杀人案已经让南平官员焦头烂额;抑或处理好“3·23”恶性杀人案的善后,已经是当地官员当前的重中之重;又或许当地官员的所有思绪,已经被“3·23”恶性杀人案所填满。是故,在慰问受伤孩童的医院,当地官员对突然冒出来的下跪喊冤措手不及,不得不先行架走作冷处理或者弱处理,来保证集中精力对“3·23”恶性杀人案善后。这是一些政府官员历来的惯性思维,凡事有轻重缓急,先着眼于“重”仿佛铁定是当务之急。

  落实到行动上“抓重点”是一些官员的惯用手法,“重点”被攻坚,声势浩大,政绩斐然;善后是看得见的,能够让公众从中围观到安民措施一箩筐;“善前”则是看不到的,做了诸多防范工作也未必能够作为政绩来标榜。所以,与摆布轻重缓急的关系一样,处置善后和“善前”的态度,也大不同。但是,即使如自认为冤屈的妇女,也晓得这个关头正是自己诉诸冤屈的最佳时间,而处在舆论关注点的地方官员,却意识不到“善前”与善后同等重要。

  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郑民生,固然难逃法律的严惩,但是其从一个“好医生”堕落成杀人恶魔的轨迹,或许更需要社会反思。在面对检察机关审讯时,郑民生明确交代的作案动机是针对两个人:一个是被郑认为排挤他、给他设置升职障碍、想逼走他的老领导;一个是最终抛弃了他的第二任女友。“他要让社会因为仇恨他而追究背后的原因,进而牵出这两个人,令他们也被仇恨。”

  一定程度上,被领导“排挤”和被女友抛弃是一种失落;给官员下跪而被架走,也是一种失落。郑民生曾经的失落在应有的社会心理救济体系中无人问津,加剧了他的疯狂暴力,遗憾的是,习惯了“抓重点”的地方官员仿佛不愿去面对更深层的问题,而只热衷于就事论事的“当务之急”。须知,给郑民生以重判所起的震慑作用,更多是一种“堵”的训诫;而“堵”的同时必须要有“疏”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民间积怨也是南平善后的要义之一,只是,从妇女下跪喊冤被拦来看,南平方面好像还没有做好这种善后的准备。 

  □王艳明

    【南方都市报】 

关注郑民生骤变为杀人恶魔背后的原因

    震惊!悲伤!福建南平市23日发生的13名小学生被伤害事件,令亿万民众的心都在流血!转瞬间,8个朝气蓬勃的生灵,湮灭了;转瞬间,8个温馨幸福的家庭,撕裂了;转瞬间,数以亿计的家长的心,揪紧了;当然,同样是在转瞬之间,一个本来值得同情的失业医生,演变成了受到亿万人痛恨、诅咒的杀人恶魔。而这一“转瞬间”仅仅55秒!悲伤之余,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郑民生会丧心病狂地残杀无辜的小学生?

    虽然最先发布的快讯中,有凶手“疑似精神病患者”的说法,但很快就被当地政府否定。24日晚10时,南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向检察机关提请申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郑民生。公安局副局长徐京平告诉在场媒体,公安机关已查明:“犯罪嫌疑人郑民生因感情挫折、悲观厌世,遂故意行凶杀人。”提前介入该案的检察官也介绍说,犯罪嫌疑人郑民生思维清晰、表达准确,看不出有精神异常特征。根据这些信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拥有西医外科主治医师资格,并已从医近20年的郑民生,完全出于个人原因,不是泄愤于特定对象,而是迁怒无辜,报复社会,疯狂行凶。说实话,看到这一结论,笔者的心揪得更紧了。因为如果是“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患者”行凶,还属于比较简单的个案,着力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关注与管理,即可有效控制惨剧的发生。而完全出于个人原因的滥杀无辜、报复社会,虽然目前也还属于极端的个案,但其背后隐含的社会因素却要复杂得多,甚至可视为一种极端行为频繁爆发的信号。

    从现有资料看,郑民生的“个人原因”,主要有三:失业、失恋、受到身边人的闲言碎语刺激,也可以说是经济、情感两方面的挫折。平心而论,这些原因并没什么特别的,现实生活中,在经济、情感两方面受挫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近两年来,就业难、高房价、分配不公、公权滥用、贫富差距拉大等因素,进一步恶化了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环境,增大了社会的整体精神压力,也增强了“仇官”、“仇富”等戾气。“心烦”、“牢骚盛”、“火气大”的人增多,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值当”琐碎事引发暴力流血冲突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虽然这些都被视为社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但容易被忽略的是,这些“正常现象”的不断发生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消极能量的积累过程;如果不及时有效地加以疏导、宣泄、消解,就可能引发恶性爆裂的严重后果。恰恰是“并不特别”的郑民生做出特别举动的事件,向全社会发出了特别的警示:大量存在的、很普通的个人原因,都可能使人丧失理智、残忍地进行大范围的社会报复,伤害众多无辜的生命!换个说法,用不着很特殊的理由,众多经济、情感的失意者都可能是“潜伏”的郑民生,都可能因为“不够幸福、缺少尊严”而在某个很一般的日子、很一般的场合,做出令人惊愕、伤痛的事情。原因很简单,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

    尽管郑民生杀人是极端的个案,但希望各级政府、社会各界,不要只把它看成一个简单的个案,只从加强校园安保方面想对策,而是痛定思痛,细察一个普通失意者骤变为杀人恶魔的背后原因,从“不特别”中看出特别的意义,充分认识潜在的社会危机和锐意推进改革的紧迫性,多管齐下,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更加切实关注弱势群体,疏导民怨、消解戾气,为社会减压。唯此,才能有效阻断更多“并不特别”的郑民生走向“突变”的路径。(吴酩

    【人民日报】 

谁让他成为杀手

  报纸电话和网络上对这个杀伤13名儿童的凶手的谴责,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我问及的大部分认识郑的人,都坚持说他“人不坏”。这样一个普通人怎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

  记者手记

  2月24日下午4点刚过,暴雨令天色黯淡得如同掌灯时分。我靠在马站社区卫生服务所隔壁一个小小楼梯间门口,试图从缝衣服的阿姨嘴里套出更多的话。

  “当年郑医生就这样站在这里么?”我问。

  阿姨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回过头打量我很久。“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反正也帮不了他。我只告诉你他是好人。”

  这正是这次采访的怪异之处,报纸电话和网络上对这个杀伤13名儿童的凶手的谴责已经很多,“冷血杀手”“恶魔”“刽子手”之类的称呼已经代替了郑的本名。但我问及的大部分认识郑的人,都坚持说他“人不坏”。但是,这样一个普通人怎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更何况郑是个喜欢小孩,又有点懦弱的人。

  我试着为他的所作所为寻找注释。但我要声明的是,我不是替杀戮者郑民生辩护,他的罪行无法开脱。我是想探知在杀戮之前,郑民生生活上的困境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他精神的崩溃。

  首先是蜗居。郑民生和兄嫂侄女母亲共居一套61平米不到的两居,夏季睡阳台,冬季睡客厅。郑民生因此没有任何私密的空间来储藏秘密和稀释情绪,加上和单位同事关系不好,郑民生的精神应该是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

  郑民生在马站卫生所月收入不到1400元,南平最差的小区(就是他家住的小区)房价也飘摇上了三千,没有家庭可啃老的郑民生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找个有房的女友上。然而郑的恋爱却一再受挫,他曾丧气地跟缝衣服阿姨说:“社会真现实,女人都要找有房的。”

  然后是单位的同事关系。这让我想起了“毒药猫”,有社会学者说每个班级每个单位都有一只“毒药猫”,他们被周围的人看来不合群,怪异,他们会受到嘲讽和孤立,成为人们负面情绪的排泄孔。其实细想,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十恶不赦,只是有些许生活习惯上的差异。

  郑民生就是这样一只“毒药猫”,其实他的同事们也都是不错的人,看病人温和耐心,和记者交谈不卑不亢。但我想,在对待郑民生时,同事们缺少了一点宽容,他们骂郑是个“神经病”。这可能与郑与前后两任医院领导关系不佳有关。

  可以想象,郑民生如何向缝衣阿姨、向卖面大妈、向杂货店老板和邻居们诉说他的苦闷,宣泄心头的不满。这是他平衡心态的唯一工具。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敬重他,同情他,愿意耐心听他讲。我想没有这些人,郑民生会“疯”更早。

  2009年6月,郑民生辞职,并再未获得工作。他的邻居们比画着给我讲,他如何微笑着告别外出寻觅工作,又是如何灰头土脸回来,然后闭门不出。我猜测,郑民生失去的不仅是金钱,还有宣泄负面情绪的渠道。

  这也令我想起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形象:“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过着无聊的日子”。他们是“对于社会完全没有用的人”。

  与郁达夫的零余者不同,郑民生曾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个技术不错的外科大夫和完全合格的全科大夫。

  郑民生最后的爆发,选择了实验小学的学生,当地人都说那里孩子的出身,非富即贵。郑民生最后的选择仍然体现他的懦弱,他甚至不敢与伤害他的人、强权直接叫板。而是选择带着被强加了“社会不公”标签的实验小学的学生,那些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小孩子。

  当然,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大多数人遭遇这类事情也不会犯罪。主要还是郑民生自己的问题。

  确实如此,所以这才酿成悲剧,命运的色子偏就掷中了这个意志力薄弱的人。

  更加悲剧的是,在这个时代,命运的筛子眼儿也太大了。

  □孔璞

    【新京报】

8个小生命留下血的启迪

  本周人物·南平8学童

  柯翠婷、陈楚柠、欧阳宇豪、黄舒婕、侯传杰、陈佳惠、彭飞、周禹笑。

  让我们重温那8个令人伤心的名字,他们最大的9岁多,读小学四年级,最小的6岁,刚从学前班进入到小学中来。他们的名字,本可以在茁壮健康成长以后,成为更多辉煌新闻的主题词:科学家、明星、公司老总或别的一切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都可能是他们未来的荣耀和身份,但2010年3月23日早晨,那一个原本宁静的早晨,一个因为生活不如意而内心充满不平的凶手,挥着一把血淋淋的刀,无情地割断了一切美好可能性,而将他们定格在一条冰冷的负面新闻中。

  一些媒体,正努力还原着那个突如其来充满血腥与恐怖的早晨。悲剧发生之前的一幕幕细节,是所有为人父母都熟悉的,被小闹钟叫起的不情愿的小家伙,吃完父母或爷爷奶奶做的早餐,背上小书包,和家里所有人娇乖地抱抱并说声再见,坐着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或别的交通工具,去校园里迎接明媚快乐的新一天。这是个所有鲜花都盛开了的春天,这是个最不该发生悲剧的季节。但悲剧,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8个无辜死去的小生命,与另外5个不幸受伤的孩子,来自十几个不同的家庭,他们的身世和背景,以及完全还来不及做出任何业绩的小小人生,都完全不一样。他们是悄悄来到人间,又匆匆离开的小天使。他们现在惟一的身份,便是一场惨烈悲剧的牺牲品———一个与他们素不相识毫无瓜葛的人,成为他们美好人生的终结者,而那个人做出这件罪恶勾当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失败的人生,他要报复社会。而非常不幸福的是,南平实验小学有很多公务员和富裕人家的小孩,成为他下手的目标。孩子们因为父母想为他们选择一个好的学校的愿望,而走向了不归路。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悲伤和无语的呢?

  8个无辜的小生命,是没有理由为郑民生的任何遭遇负责任的,但他们却承担了他不幸人生遭遇的最终牺牲品,成为更加不幸的人。这使得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海明威所说的,没有一个人是独立存在的,丧钟很可能是为每个人而鸣的。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悲剧和危险,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这并不是说要我们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而是提醒我们,对他人的痛苦和不幸的漠然,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生活的一种隐患。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种社会形态之下,都可能出现像郑民生那样的因生活失败而产生的绝望者,我们也许不能给他们需要的工作和房子以及女朋友,但至少可以保证不对他的失败“闲言刺激”。当然,如果从政府和社会层面,能为其提供更多的关心和帮助,使其不至于丧失生活的勇气,进而产生病态的报复心理,将恶毒的手伸向孩子们。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消除一个人心灵中的绝望,胜于给学校门口多增加了一个警察;而给一个弱势者以希望,就为社会增加了一道安全阀。但愿“南平的孩子”的血,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教训和启迪。

  小宝宝们,安息吧!

  □曾颖(作家)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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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走“喊冤妇女”的南平还没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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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到行动上,“抓重点”是一些官员的惯用手法,“重点”被攻坚,声势浩大,政绩斐然;善后是看得见的,能够让公众从中看到安民措施一箩筐;“善前”则是看不到的,做了诸多防范工作也未必能够作为政绩来标榜。所以,与摆布轻重缓急的关系一样,处置善后和“善前”的态度,也大不同。但是,即使如自认为冤屈的妇女,也晓得这个关头正是自己诉诸冤屈的最佳时间,而处在舆论关注点的地方官员,却意识不到“善前”与善后同等重要。

   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郑民生,固然难逃法律的严惩,但是其从一个“好医生”堕落成杀人恶魔的轨迹,或许更需要社会反思。在面对检察机关审讯时,郑民生明确交代的作案动机是针对两个人,一个是被郑认为排挤他、给他设置升职障碍、想逼走他的老领导;一个是最终抛弃了他的第二任女友,“他要让社会因为仇恨他而追究背后的原因,进而牵出这两个人,令他们也被仇恨。”

   一定程度上,被领导“排挤”和被女友抛弃是一种失落;给官员下跪而被架走,也是一种失落。郑民生曾经的失落在应有的社会心理救济体系中无人问津,加剧了他的疯狂暴力。遗憾的是,习惯了“抓重点”的地方官员仿佛不愿去面对更深层的问题,而只热衷于就事论事的“当务之急”。须知,给郑民生以重判所起的震慑作用,更多是一种“堵”的训诫;而“堵”的同时必须要有“疏”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民间积怨也是南平善后的要义之一。只是,从妇女下跪喊冤被拦来看,南平方面好像还没有做好这种善后的准备。(燕农 原题:南平看来还没能重视善前疏导)

    【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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