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滕朝阳

如何塑造一种健康向上的官场文化,营造一种心情舒畅的制度环境,或许是官员自杀所引发的带根本性也最为积极的关联性影响。

我国每年约25万人死于自杀,官员在其中所占比例虽然很小,但由于其身份特殊,再加上近来似有频发趋势,俨然已成公众瞩目的一个焦点。仅去年12月,就有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官员属于自杀；而今年1～2月,又发生官员自杀事件多起。

自杀往往令人惋惜,但官员的自杀却似乎难以引发人们“理解的同情”。征诸历史,百姓对官员总体上少有好感,又似乎于今为甚,即所谓“仇官”。事实上,此种对官员的印象,只是一种未经严格论证的观感,但久而久之,官员就被演绎成一种可恶、可怕、可恨的抽象存在。官员自杀原因尚未查明,有人就推定他们是源于“畏罪自杀”,其心理逻辑便在于此。不过,官员自杀或也有助于人们对官员的认知从抽象走向具体,至少,官员也不总是高高在上、威风凛凛、风光无限、不近人情,他们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也有不结束生命便无法摆脱的痛苦。

官员自杀现象,其实是观察研究当下社会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而这一现象的关联性影响,显然不应在视野之外。

不少人对官员自杀,可能不过是隔岸观火,或甚至于“大快人心”；但于官员这一群体而言,却很可能有“物伤其类”之痛,其所造成的心理震荡,实不容轻忽。就前几个月的情形来看,我甚至怀疑官员自杀已对官员这一群体形成了确切影响。自杀行为易对他人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连自杀的方式也常被后来者模仿,这不过是显见的经验事实。因此,无论这几个月中官员自杀的动向是否只有偶然性,有关部门也不宜视若无睹,而应积极介入,开展专业性调研,进而纾缓官员自杀对官员群体可能造成的心理冲击。

但官员自杀的关联性影响,又不止于其身后。一名官员无论是由于抑郁还是恐惧而自杀,在其自杀之前,心理都不能说是健康的。心里没有阳光的人,即使他自比为太阳,也很难把阳光播撒到别人身上。以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履行重要职责,无疑将给工作造成难以预知也无法掌控的伤害。有关部门通过走访调查,即不难获知官员自杀前确切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因此,仅仅从利于事业发展的角度,关注官员的心理健康也应纳入组织人事部门的日常工作,以收未雨绸缪之效。遗憾的是,人们所知的对官员心理健康的检查不但极其稀少,而媒体能够援用的“最新”相关数据也得之于四五年之前,至于对官员的心理危机及时干预更难得一闻。由此亦可知,在选拔任用干部之时,官员的心理素质实应作为重点列入考察范围,而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所谓“三门”干部,他们年轻的心灵经历了多少又能经受住多少风雨,实在是一件大可疑虑之事。

对执掌公权力的官员,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他们具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能力、素质和境界,而他们在压力面前选择自杀则不免令人失望。如果官员都有宽阔的胸襟、无私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操,他们就不会走上自绝之途。不过,对官员的道德诉求虽在情理之中,却不能以此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而心理问题若非先天,则理应向现实溯源。事实上,除力难胜任又不知进退的巨大压力之外,官员在工作中还经常面临多重伦理冲突,比如服从上级与对公众负责的冲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工作价值与家庭价值的冲突等。显而易见,他们的心理冲突是客观的,也与客观现实相关。如何塑造一种健康向上的官场文化,营造一种心情舒畅的制度环境,或许是官员自杀所引发的带根本性也最为积极的关联性影响。

作者系北京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