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固确立人命关天的政治伦理

　　文/鄢烈山

　　所有的法理、行政伦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乃至家庭伦理,都应遵循“人命关天”这一基础的至上的伦理准则。

　　这些年发生在各地的暴力强拆民房行动层出无穷,不断酿就一些令人悲愤的血案,每每将公众对强拆强征的恐慌和忧伤情绪推向一个又一个高点。人们有个公共愿望就是,像孙志刚之死带来收容审查条例被废一样,以这些高点为契机废止或修改《城市房屋管理拆迁条例》。法学家蔡定剑日前撰文指出,2001年出台的这个条例,不符合2004年修正的宪法条款和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这两个上位法；何兵教授则指出应当反思现行行政审判制度。

　　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退一步(或者说进一步)追问,就算现行拆迁条例不是良法,赋予了政府和开发商强权,没有在程序上保障公民被强拆时通过法院诉讼渠道得到司法救济的权利,就算行政执法和复议等制度设计很不利于被拆迁户们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那就能证明强拆者忍看被拆者权利遭遇侵害的正义性吗?我认为,在人为的法条之上,还有“天条”,这就是中华民族最古老也最有现代性的、最朴素也最宝贵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人命关天!所有的法理、行政伦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乃至家庭伦理,都应遵循“人命关天”这一基础的至上的伦理准则。

　　法国名贤雨果有句名言:“在绝对正确的爱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西方,启蒙时代有自然法理论,有天赋人权说,而在人权清单中“生命权”无疑是排序第一的。我们不必借助西方的这些思想文化资源,中国本土优秀的文化传统就有尊重生命的伦理准则,所谓“天地间,人为贵”。在官方,即便皇权专制时代,有凌迟谋反者、诛连九族等酷刑恶法,但在常态下处死一个平民也要经中央三法司会审,待秋后行刑；在民间,弱者反抗的方式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所谓“要得赢,死个人”的要挟,也是建立在社会对生命怜惜的基础上。

　　如果用人命关天的政治伦理来判断,面对一些被拆迁户付出的惨痛代价乃至生命代价,有关执法者还会那么理直气壮吗?是什么关系到千百万人安危的工程,非争分夺秒地推进不可?如果对生命怀些许敬畏或恻隐,而不是怀着被拆迁户纯属“咎由自取”之心,志在必得“不惜一切代价”,当拆迁中的悲剧上演之时,本可以先救人,哪怕是随后给他或她加上无论什么样的罪名送到拘留所,也不至于惊现惨案。

　　必须看到,当下中国草菅人命的案例时有发生,一些极端的事件特别触动大众绷紧的神经罢了。比如,这些年尽管公安部三令五申,警察刑讯逼供甚至致死人命的案件还是时有发生。为什么?就是极“左”年代的专政思维阴魂未散,对公民的生命不尊重。据新华社11月25日报道,导致陕西丹凤县高中学生徐梗荣非正常死亡的刑讯逼供,“竟有方案有演练”。然而,这么一桩至少应比照“故意伤害致死人命”量刑的罪案,一伙罪犯一审最高的只判了两年半徒刑。这个判决与草菅人命的刑讯逼供一样,也是“人命关天”的政治伦理、司法伦理没有得到确立的结果,是以一般的“过失犯罪”来对待的,怎可能以儆效尤?

　　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政法大学与学生座谈时,强调“立法要公,执法要平”。我想,不论立法(如拆迁条例的修正),还是执法(如以后的强拆行动),在国家的一切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官民都要牢固确立“人命关天”的伦理准则。“民不堪命”是一个国家的致命隐患,和谐社会则必是“人为贵”。

    [南方日报]

比校园踩踏事件更可怕的是懒政官员漠视生命！ 

12月7日21时10分许，湘乡市育才学校晚自习下课，学生们在下楼梯的过程中，因1人跌倒，导致拥挤，引发踩踏事件。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26人受伤，另有8人在医院留观。事故发生后，当地官方立即处理当事人，并对外发布事故发生的原因：“有一名学校的值班老师在现场检查”，“学生的安全意识不强”，“因为下雨，大部分学生涌向与宿舍楼靠近的一号楼梯回宿舍”，发生事故的“楼梯没有应急设施”。央视新闻评论员白岩松指责当地官方推卸责任（2009年12月9日中国新闻网）。

按照惯例，每一则令人揪心的新闻发生后，总有人出来解释解释新闻发生的原因。这次也没有例外。按说该负责任的责任人已经被迅速控制了，该补偿的经济损失也因肇事校方的账户被封有保障了，该亡羊补牢已经有人开始整修楼道、安装应急灯了；该发布的新闻当地官方已经发布了，行动如此迅速，当地官方为什么还要被指责呢？我看主要是对生命的漠视！

因为对生命的漠视，当地官方才会对外界说“有一名学校的值班老师在现场检查”。白岩松质问得对：“为什么只有一名值班老师？”五层的楼梯，值班的老师到底能看到哪一层呢？难道他的眼睛有透视功能，能够穿透楼梯间？如果他有这样的特异功能，为什么不阻止学生的拥挤呢？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在狭小、灯光混暗、学生拥挤的多层楼梯安排一名值班老师与没有安排又有何异？再说了，“这个人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正的老师也很难说！

因为对生命的漠视，当地官方才会对外界说“学生的安全意识不强”。古人有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家长把孩子交给老师，就是相信老师不仅会教给他学业，还会教会他做人处事。当然，这也包括了安全意识的提高。白岩松说得好，“学生学得不好，应该是找老师的责任。”这次事故中暴露出的学生的安全知识没学好，关键在于老师的引导教育没到位。出了问题，怎么能怪学呢？

因为对生命的漠视，当地官方才会对外界说“因为下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恶劣气候学校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湘乡市育才学校建校以来这个地方第一次下雨吗？我想肯定不是。新闻里说这是一个“回”字型的楼，出事的这个一号楼梯口离宿舍最近，任何一个在下雨的情况下，谁都不会选择一个离宿舍最远的门出去，淋一圈雨再回到宿舍，那么以前怎么没有出事故？这次出了事故却非要强调下雨呢？为什么不从管理上查找原因呢？难道我们只能把平安寄希望于下雨与否的老天爷？

因为对生命的漠视，当地官方才会对外界说“没有应急灯”。不可否认，灯光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即便是有充足的光源，对于3600多人短时间在狭窄的楼梯上拥挤下楼，在没人疏导的情况下，谁用能保证不出事故呢？难道天黑人们就不走路吗？不要忘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大部分是在夜间急行军穿越的，怎么没听说有踩踏事件呢？因为对生命的漠视，才会忽略教育部对学生分级、错时下楼的规定，把责任归咎于应急灯上！

生命对我们每一个都是宝贵的。同时，生命又是脆弱的，一旦失去将没有后悔的机会，因此，“安全第一”，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为了安全，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开过很多会，颁过很多令，说过很多话，主管安全的领导也急过、怒过很多回，处理过很多人。尽管这些法律法规一直在重申，但是安全事故却一直在悲壮的上演。归根结底，这都是某些公权人员在形式上对他人的生命有所敬畏，骨子里却是对他人生命极端漠视。他们在潜意识里认为，生命是别人的，别人会妥善处理的，自己管好自己的安全，自己的仕途就行了。于是对自己分管的安全工作的重视就表现在会议讲话中、听取汇报上，至于实际什么情况，并不关心。比如这次踩踏事件，当地的政府官员如果真的重视校园安全，就会对学校的安全设施进行检查，安全措施进行督察，安全演练进行审查，通过对安全隐患的整改，有效杜绝安全事件的发生。可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于是，必然事件就这么偶然发生了。

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是一个地方和部门领导的职责所在。因此，官员对安全事故承担责任有道义上的责任，他们须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有政治上的责任，他们须向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和政府负责；有民主的责任，他们须向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和选民负责；有法律的责任，他们须向相关法律规定负责，接受法律对自己失职、渎职行为的惩罚。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出了问题，才会应付、推卸，才会顾左右而言他查找客观原因。就像湘乡市育才学校的踩踏事件一样，什么客观原因都找了，就是找不到官员失职渎职的原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查找原因是为了更有效的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可是湘乡市育才学校踩踏事件的发生，当地官方查找的原因并没有触及实际问题，这样“顾左右而言他”式的查找原因，能够使真正的渎职者受到惩罚吗？能够使整改措施真的落到实处吗？能够使其他地方的其他学校吸取到真正的教训吗？这才是安全事件最大的安全隐患！如果不认真消除，它有可能吞噬更多被漠视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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