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现实之黎明专栏

　　当媒体传出唐福珍不治身亡的消息后，我就有了这样的预感：当时在现场指挥的官员将先被推出来背锅。果然，12月3日成都市金牛区于晚10点左右通报了“11·13”拆迁户自焚事件初步调查情况，称唐福珍在拆迁期间采取极端行为，引燃身上汽油，因伤势过重去世。事发时，现场指挥的有关人员判断不当、处置不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已停职接受调查。

　　毕竟出了人命，毕竟全国人民都在看。所以，即便是强硬且“依法”的地方政府官员也不得不表示“痛心”。我认可他们“不愿意发生这种事”的说法，同时也明白他们更不情愿发生的事情，是媒体聚焦和网民的声讨。

　　唐福珍及其一家是“暴力抗法”，这个“政府定性”并没变。唐福珍在自焚之前没犯罪，没被通缉捉拿，对他们那集合起来阻挡拆迁的一家子，政府事先也似乎没有捉拿归案的计划。然而，当唐福珍自焚行为发生后，情况就改变了——— 那一家必须全部拘拿，对唐福珍及其一家人必须“判决”成“暴力抗法”。

　　历史和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将自杀者定性为“自绝于人民”和“罪有应得”、“咎由自取”，对逼死人命的一方意味着有功无罪，意味着自杀者死了白死。

　　但不管谁怎么说，公众都不接受“唐福珍该死”这个说法，不管谁的忽悠本领多大，都抹杀不了“唐福珍是被逼死的”这个事实。

　　这是个人命案，刑事案，逼死人命案。断定这一点，不需要专业法律知识和摆出法规条文，具备起码常识与起码良知的人，都知道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公众的心中早有定性，并且他们会坚持自己的定性不动摇，任何企图动摇他们“良知定性”的人，都将被他们鄙视与抛弃。

　　如今推出城管局局长担责，认定是“现场指挥不当”——— 但这还属于依法治暴过程中的“操作技术”问题，这个策略保的不仅是某个人的乌纱与声誉，它的着眼点落在“集团利益”之上。强行推进拆迁，保现有组织格局，保以往各项政绩，保官场威严体面，保土地财政命脉……总之，那些逼死人的因素，其实事关根本利益，值得精心呵护，即使还要逼死人也必须维持现状。

　　唐福珍应“招商引资”的一方邀请建了经营场所，在当地投下了许多资金，即使手续不全，那里的建筑也不是非法所得，因此也谈不上依法剥夺或警力铲除。如果谈判不成，还有法庭判决一途可走，可法庭于此缺位而政府直接出面武力解决，终归算不上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之行政。我说这是一桩逼死人命案，本是克制和客气的说法，如果我说这是“政府拆迁犯罪”，于法理上也是值得探讨一番的。

　　2008年5月2日清晨，安徽颍上县黄坝乡发生了一桩逼死人命案，被强制拆迁的村民高家在乡政府门前自缢身亡。事件发生后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关注，并批示地方有关部门严查。其后，乡党委书记马文献因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其他涉案乡、村干部也被判刑。唐福珍没在某个机构门前而是在自家经营场所的房顶上自焚，似乎不像这位村民那样以死指明了“冤有头债有主”。

　　唐福珍找过媒体，求助过法律，结果是媒体觉得“不够典型”，法院不予受理。她自焚后终于“够典型”了，法律也显出了无良而丑陋的面目。唐福珍自焚，抗议的不是某个人，也不是对某些人的绝望。由于她是被一方权力、被一种政策逼死的，这桩明摆着的逼死人命案，就遇到了几乎无法逾越的“定性障碍”。不过，这依然影响不了公众的定性：官府拆迁政策逼死人命。

成都市金牛区通报拆迁户自焚事件初步调查情况，称唐福珍在拆迁期间采取极端行为，点燃身上汽油并引燃，因伤势过重去世。事发时，现场指挥的有关人员判断不当、处置不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已停职接受调查(12月3日中国新闻网)。

老百姓以暴力对抗拆迁，是认为自己的合法财产受到侵害，想讨要一个说法。闹出了人命遭到舆论批评就撤掉城管局长的职务，是治标不治本。我们想知道的是下一个唐福珍应该怎么办，而不仅是谁受到了处罚。箭射肉中，锯掉箭杆而把箭头留在病人体内，这样做貌似问题得以解决，实则遗害无穷。在拆迁事件中，城管局长最多只是露在外面的箭杆。

一个局长下台，还会有另一个局长上来，但老百姓的命只有一条。靠走马灯似的换局长并不能解决制度的困境，只会使老百姓受的“伤”越积越多。城管作为政策的执行者，拆不完是办事不力，拆出纠纷又吃不了兜着走，此时的城管局长只不过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而已。在个人和政府的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是个人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还是政府的要求必须无条件服从，在个人和政府之间有没有一个共同谈判的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有人受了箭伤，医生们应该坐下来认真会会诊，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法子，切不可“咔嚓”一声把箭杆剪断完事。李宗吾在《厚黑学》里把“锯箭法”作为办事二妙法之一，流传甚广。但如此面厚心黑的法子，我们的公仆们不学也罢。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