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正如19世纪的英国文化论者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那样，一个社会是否取得文明成熟，除了物质文明之外，还在于知识文化上的创造、社会体制上的革新和公民在伦理道理与审美能力上的提升。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出现变迁后，表明社会文明程度的事物，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一个社会总体的制度系统和精神状态，以及它们能不能超越国家边界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上。一个不能在精神文化上有丰富创造的国家注定其行不远，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崛起”或“复兴”。

　　文明复兴不能不包括“软实力”的增长。而所有这些“软”性的方面，都有赖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学术上的创新。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说，今天中国的学术创新水平还不如近在周遭的日本。出现这种情况，绝非中国总体经济能力不如这个国家使然，而更多要追究到中国的学术、知识和文化生产环境。

　　一次与一位身在大学的朋友聊天，他便感叹他所在的大学行政主导教学、教务人员“低行政人员一头”，不仅在权力上划分出等级，这种等级还衍生出其他问题，那就是老师们在尊严感上的受损，由此丧失对知识和学术的神圣感。有些人因此认为，学术和知识只是一个用来混饭的工具，科研与学术很多时候也不能由自己来作主安排，那么，又何必要费劲心思皓首穷经、十年磨一剑呢？倒不如屈下身来，也在学术功利场上分得一杯羹，不管从自己手上出来的，能不能称为学术。学术、知识和科研的功利化，非利不往非利不动，事实上是在整体的社会分工中，权力与金钱在尊贵性上压倒了知识学术的结果。

　　如果我们面对学术弊端无动无衷，那才是更可怕的。所以，我们应该重视丘成桐这样的批评声音。一个没有批评声音、也不接受批评的国度就不会有进步。所以，还是让丘成桐们的批评，来得更猛烈吧，让中国学术在批评声中建立起科学精神，也让一个“复兴”中的国家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加吸引世界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