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非他心怀更大的“阴谋”而沽名钓誉，否则他的做法的确符合一个“数学隐士”的称谓。其实无论中外，知识分子大抵可以分为“社会型”和“学院型”两种。前者或许是个性的原因，或许是专业的需要，与社会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常常抛头露面，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为自己的研究机构争取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经费。而后者或许是缺乏商业头脑，或许是没有社会活动的兴趣，常常“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必须说明的是，列举社会型和学院型知识分子，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有高下之分或者道德上的优劣。只是，对于许多基础学科的研究来说，一个相对封闭和安静的时空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外界的商业利益、名誉诱惑常常让一个人失去时间和思考的空间。换句话说，让知识分子在“经营”、“钻营”和“自营”之间作出选择，的确困难。

　　但是淡泊名利不但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美德，也是世界上不少国家知识分子的选择。历史上许多著名学者都是如此，比如1910年法国政府授予居里夫人骑士十字勋章，她就不去领奖。而当代也不乏这样的“名士”，比如196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德国科学家曼弗雷德·艾根就说，不要把诺贝尔奖看得过重。甭管他有没有做到，至少这番表态是颇为打动人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在学术研究的领域，没有名誉和物质上的欲念，至少可以保证知识分子内心的快乐。因为他们能够关注于自己领域的研究和开发，不但能够保证他们在金钱和名誉面前保持尊严，而且使他们更加独立和超然。在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横流的社会中，总要有一些人能够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而向人们指明社会发展和科学开发的基本规律。

　　而更深一步说，精神的快乐也是历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这种精神的快乐包括思想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在现代社会诸多诱惑面前，人们常常会迷失自己的本性，忘了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追求的目标。否则也不会有“痛苦的哲学家”和“快乐的猪”之争了，否则也不会有瓦尔登湖边的现代隐士和无数艳羡梭罗的人了。只有真正具有自由思考和独立研究的人，才能够追求到真理，而获得真正的内心的快乐。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学习佩雷尔曼，否则“拒绝领奖”便成了沽名钓誉的新办法。我只是说，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既没有经营的能力，又没有钻营的技巧，那么佩雷尔曼的做法不失为一种选择。至少，在数学家大会开幕的时候去“采蘑菇”，这位数学家的内心应该是快乐的。而且，这种快乐是千金难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