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美国四十多年前，有一个自小生活在贫民窟里的穷小子，在十多岁的时候立志长大后要做美国总统。这个穷小子还拟定了这样一系列连锁目标：做名人，娶一位豪门千金做妻子，融入财团，竞选美国州长。按照这样的宏伟计划，他22岁时，第一目标有了眉目，因为他进入了美国好莱坞，之后花了十年的时间打造自己，终成名星。他的女友是赫赫有名的肯尼迪总统的侄女，这个名望家族在他们相恋了九年之后，才接纳了他这个“黑脸庄稼人”。2003年，他告退了影坛，转而从政，并成功地竞选成为美加州州长。这个人就是阿诺德·施瓦辛格。

    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作者是这样写的，施瓦辛格的经历让人们记住了这样一句话：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这句话震撼着我，也让我沉思。施瓦辛格有当总统的抱负，美国人就欣赏这穷小子有志气，而在我们的这块土壤上就可能不是欣赏，而是另一种眼光：“这穷小子口出狂言！”虽然我们也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将军有许多，国家主席只有一个。这国家主席是不能随便说当的。在封建王朝谁敢说当皇帝？那可是要株连九族的。

    在施瓦辛格十多岁的时候，也就是四十年前，中国正是文革之时，施瓦辛格说要当总统，也就是要当中国的国家主席，人们决不会欣赏他的豪言壮语，而是要彻底地打倒他，并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小子野心勃勃，想篡党夺权，想变天，游斗、判刑就等着他。我读一年级时，记得那天正下着雨，教室里光线就更暗（那时农村还没有电灯），我坐在后面，老师指着“部”字让我认，我站起来看了看，把它念成了“都”。那时是复式教育，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共一个教室上课。一个高年级的学生立刻站起来说：“这个小地主崽子竟敢骂干部是猪，拉上去斗。”于是五六个高年级的学生把我推到黑板前，任凭我这个才5岁的孩子怎么哭，把我按在老师的讲台上跪，而老师坐到一旁，看着他们斗我。我整整跪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腿肿得不能走路。之后父母就不敢再让我上学。连“部”字读错都遭难，还敢说当国家主席？

    后来我在邻村读三年级的时候，有位读初一的学生与同学争谁大，他说他是毛主席，就这句话他被打成了小反革命。斗他时，他的头剃得光光的，在他的脑门上用墨汁写着：“小反革命”四个字。批斗会一结束，就被两个公安带走，后来听老师说，他被判刑关了起来。所以说，这样的思想是绝对不能有的。《知青之歌》是任毅22岁时创作的，就因为这样首歌，这位南京小伙却“荣获”死刑。如果当时不是许世友将军任江苏革委会主任，他审阅任毅的判决书，发现一个毛小伙子仅创作了一首歌就被判死刑，也太没道理了，这首240字的歌就真的要了他的命。

    我家的成份是地主，所以对“出身”两个字特别敏感。遇罗克就因为他的《出身论》而被枪决。遇罗克这位小伙子的天赋是惊人的，虽然他的《出身论》捍卫的只是一个基本常识，但在那个时候，思想却是极为反动的，当然他的思想比一般人要走得远一点。同样那位北大的美丽女子林昭，也仅仅因为表达些常识性的见解被划为右派，她的思想活跃一点，后来入狱枪决了。

    思想是思想者的墓志碑，扼杀是扼杀者的通行证。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敢让思想飞扬，因为谁都知道，思想一旦走得太远是很危险的。

    去年我们损失了多位大师级人物，比如社会学家费孝通、物理学家黄昆、书画家启功、文学家巴金。有人说大师已断档，是大师们没有薪火相传。然而我要说的不是大师们不提携后人，而是那个时代人的自由精神被禁锢了，僵化的思想无法驰骋千里之外，培养与传承的土壤已经丧失。所以不要抱怨人家诺贝尔奖评委不评中国人是不公平，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我们的思想究竟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