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卓 立

    我不是个有时间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连续剧的人，可是在前些天，却为《大宋提刑官》奢侈了一回。对于虚构的情节，我多少有些职业本能的抗拒，所以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为它的情节吸引，而只是爱它拍得严肃、凝重，以及那些在虚构里蕴涵了的真实。但我的确不由自主地关心：在昏暗的南宋小朝廷，宋慈这个一身正气的清官最终命运如何？结果，不出所料，断案如神偏偏又够原则的宋慈最终只能是越查越大，最后连窝端出了满朝大员的集体罪证，最后，自然只能挂冠而去……

    和大多历史剧一样，这部片子其实虚构得厉害：历史上的宋慈是死于任上而非辞官终老，那个京城查案的大结局更是情节有些夸张。我曾经激烈地批评过《康熙王朝》对历史的歪曲，但对于这部片子的虚构我却是认同的，因为它传达了一些真正的真实。

    其实，看到片尾，有一些伤心，也许正是为了这份伤心我才看了下来，也许，那个结局与其说是编导虚构的，毋宁说也是我自己理解的。我实在设想不出，在那官场之中，对于真相以及法律的尊严执著如宋慈者，还能有比辞官更好的结局。当官员与民众区分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清正就变成了他们之间的楚河汉界，纤细瘦小。而清官是一种浮游于这边界上的可悲的过渡者，一种不伦不类的产品。至少可以肯定，清官这个名词就意味着他只能是官员集团中的边缘人物。

    想起前几天的学术会议上，一个关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讨论后，有位学者与听众席上几位学生的对话。他的大意是官僚集团与民众的对立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对立，而不是无意义的阶级，比如，许多中国史的研究者都发现，以地主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封建王朝”，往往反而在重点镇压地主。这并非什么创新的见解，可是这简单而正确的观点却曾在那么长时间里被我们抛在一边。

    历代王朝都在倡清官，那首先是先维护强调官僚集团的存在。而官僚集团一旦存在了，清官又何以自存？所谓清官，不过就是官僚集团中最底层和边缘化的官员罢了。因为，当官员形成集团，一个官员继续存活于这个集团中靠的就不是对民负责，而是对集团中的其他人负责，因此他不需要清正，不需要能力，而最需要的是精于彼此利益的攻守同盟。如果他清正，就必然缺乏让自己区别于民的资本，又如何生存于官员的同盟中？如果他清正，就必然事事以民的利益为旨归，而民与官既然对立，他又如何存活于自己的集团中？可以肯定，如果他真能存活，就必然只能依靠民的拥戴，而那最终不给他招来嫉恨与大祸，也必然只能是作为本集团安抚民众的幌子来利用罢了。那么，一旦他失去利用价值，只需一脚踢出，再安个任意的罪名，那些让这清官舍生忘死去维护的民众甚至可以像生吞袁崇焕一样生吃了他。

    官与民既然如此鲜明地分为上下两层，古代中国人当然有想做官的情结。可一个人想在宦海立足，如果不与别人达成生死同盟，又怎么能进入权力的中心？就像武侠小说里描写邪教用人，往往先让对方吃颗自己掌握解药的毒药，然后才好与事机密。一个人做官，如果要进入一个实权的集团，如果不先交对方以托付头颅的把柄，不先做一个可诛的贪官，对方怎么能放心提携你呢？

    至少可以肯定，官僚制度的净化，靠的不是道德拯救或贼喊捉贼，因为，推行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与儒学，饱读圣贤书的寒窗之士却也从来没有根本改变过吏治的腐败本质，反腐败的可能性在官僚集团从民众中独立出来时起就已经穷尽了。

    《新商报•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