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礼锥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当然是调节贫富分化的差距，但这绝不是说我们把富人的财富“搜刮”过来平均地分给穷人这么简单，如果是这个样子，那不外乎来场革命，把富人的财产全部没收了，把富人全部拉出去批斗，然后还要扔上一句：富人就应该受到应该有的下场。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绝对不代表任何阶级的立场，只是就事论事，以理论事，如果单纯的通过限制富人之富，来所谓的降低中国目前4.6的基尼系数，那无外乎饮鸩止渴。

    新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已经出台，很不幸的是对象全部是吃财政饭的人，“吃财政饭”？这不是我说的。“从目前的方案来看，这次改革将覆盖1.2亿人，根据我们发改委的资料，其中包括5000万退休人员，3000万事业单位人员，3000万低保和优抚对象，600多万公务员及部分和军队有关的人员。”（2006年7月13日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采访改革专家组成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有人会说这次没你，下次就有你了，改革都要循序渐进的，这个观点我很支持，改革是完全需要循序渐进的，但是我想说的改革还应该从根本上发现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同样改革也有必要大刀阔斧，不但要有责任感、前瞻性，还要有魄力！“魄力”这个词大家都很喜欢，我想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策也应该有这两个字。

    有人把贫富分化的根源归结于市场经济，比如刘国光先生，说市场经济必然出现贫富分化，因为竞争让我们的机会包括发财的机会也不平等了，他被打成了“左派”，有人骂他看病只看人家的脸色好不好，我觉得刘先生并没有错，为什么呢？医学上有“望、闻、问、切”之四诊法，刘先生确实是在看病。吴敬琏先生一直被人称之看病的能医，而且他敢说，他和扁鹊一样，他会直接告诉你病在心脏还是病在骨髓，他认为“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了当前贫富分化拉得大，造成不平等的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钢也上前补充了一句，他说“收入悬殊首要原因归为制度”，接着他把病理都推敲出来了，他说：一是一切都是公权，二是国有垄断、政府管制，三是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的改革不能得民心。紧接着李松涛、万兴亚两个连体医生发表了“按权分配是贫富分化的根源”一文，他们认为权力才是分配不公的根源，当然至于是权力寻租、还是权力腐败、还是权力滥用他们都没有明确的表态。巫继学先生带着他苦心经营的若干秘方赶到现场，连续发表《矫正贫富两极分化必须从原始经济关系入手》、《分配收入制度改革是什么，不是什么？》、《收入分配改革不能承受之重》，他说“济贫就是将原来就应该属于现在低收入的那些利益公正的给回他们”。他的这句话也是我文章要说的重点。

    前几日，我在《为何将“圈地运动”合法化？》一文提到过：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当时我是以房地产的发家史来论证，并且我的得出了一个结论：任何一个职能部门都想通过他们手中掌握的来自我们人民大众的权力来为自己谋利，这才是我们社会最大的悲哀。为什么我们要制定那么多的政策？有些政策的效果根本还没发挥出来，另外一个政策又接踵而至；有些政策正在发挥它的效果，结果又马上被取而代之了；有些政策根本不会发挥什么对人民有益的效果，相反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却在不断的扰民。

    权力下的权利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当年我国农业税按产量的8.4%来收，汉朝“文景之治”乃是三十税一即3.3%，有许多年甚至不收；2005年农民纯收入才3255元，月平均不足280元，城里人800元工资才收税，现在改为1600元，而农民280元却要交农业税，一交就是50年。”吃财政饭的有退休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而广大的农民、农民工、城市民众却没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吃惊。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政策是为民的，而绝对不是用来“愚民”和“扰民”的；政策是为民的，绝对不是用来为权力拥有者创造个人财富的。我想这才是我们当前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应该重视的关键问题。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仅仅应该成为是我们政治改革的第一声炮响，我们的改革不一定要是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我们的改革一定要是在“政策为民”的前提下进行，我们的政策一定要从提高全民福祉出发并且围绕着这个核心开展；我们应该为中国底层的民众创造一切平等的生存机会，创造一切平等的发展机会，让他们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给底层民众以最惠国待遇，把底层民众真正地当国民看待；而且为了保证我们的改革能顺利进行，我们一定要敢于面对可能面对的困难，而不是畏手畏脚，更不是期望着我们的官员能够有多高的思想觉悟，因为中国的传统就是“怕贫而不怕富”！

    [博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