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培云

    最近，丁俊晖在被记者问到“亚运会与英国公开赛赛期发生冲突，选择何者”时，丁回答说：“如果可以选择，我会参加全英赛，这不是卫冕与否的问题。而是因为职业赛整体水平远超亚运会，况且亚运金牌我都拿过了”。随即中国台球协会有关领导怒斥其为“藐视国家的利益！是极不负责任的”。

    如有评论指出，“一些职业化或准职业化运动员的权益意识开始觉醒”。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这本是一件赏心悦目的好事情。然而，某些体育官员，一方面希望通过职业化来提高运动成绩，另一方面却又停留在专业队的管理思路上，希望保持那种对专业运动员“召之即来，挥之则去”的绝对权威。

    尽管此后丁俊晖在种种压力下改口称“整个事件可能是场误会，国家的荣誉永远排在第一位”。但是，仍有不少“爱国媒体”发表评论文章穷追猛打，声称“丁俊晖虽然不是举国体制培养出的人才，但没有祖国身份，谁还认识你丁俊晖？”（《中国青年报》）

    “没有祖国身份”，就没有人认识丁俊晖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其一、假如“祖国身份”特指“中国身份”，那么，为什么没有“中国身份”的罗琳和她的哈里波特能在世界各地走街串巷？

    其二、在“没有祖国身份，就没有人认识丁俊晖”这一潜在的价值判断中实际暗合了一个荒诞的逻辑。即，“祖国是一切价值的惟一缔造者”。换言之，“没有祖国，国民什么也不是”。我曾经设喻，“国家是个珠宝盒，国民是珠宝”，珠宝盒是因为珠宝才有意义。而国家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帮助珠宝守住自己的“珠光宝气”。在此意义上，显然我们不能以“珠宝盒选美”的名义，而藐视珠宝的价值。正如我们不能以“国家的利益”为名，藐视国民的创造；不能以政治比基尼的秀美，藐视良家妇女的子宫。

    一个人能被世界“认识”，一是因为自己所做出的成就，二是因为传播的效果。显然，在这里“祖国”既不必要条件，更不是充要条件。否则，每个国民都可以枕着祖国，山呼“爱国”，终日守株待兔，只候名满天下了。祖国之所以伟大，在于有创造力和进取心的国民；祖国是因国民而有荣耀，而非相反。一个人倘使只是因为祖国而为天下“认识”，那只能证明他沾了祖国太多的“便宜”。就像古代弱不禁风的皇帝，一生碌碌无为、无所创造，却能为天下所知。

    无疑，祖国是人的造物，有了人，方才有了祖国。开放时代的共识是，祖国的意义与出发点，就在于尽一切可能让生活其中的国民获得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而不是以祖国或疆界之名，限制国民的自我实现。丁俊晖是走体育社会化道路培养出来的职业运动员，而不是通过举国体制培养出来的运动员。对于丁俊晖选择参加全英赛而放弃参加亚运会，本应尊重其个人的选择。

    有理由相信，国民若不能自由选择，国家便已输在了起跑线上。任何国家，都应该重视个体的创造与发展。就像我所识的程抱一先生，他寂寞一生，在法国搞了五十多年的研究，最后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然而，有哪位权大气粗的中国管理者会指责抱一先生“藐视了中国利益”，是“不负责任”地做学问？相反，抱一先生以其意气风发的面貌与聚沙成塔的创造为中华文明增添了荣耀。同样，丁俊晖如果能卫冕全英赛，其对中国及中国台球运动的贡献，将远远大于“争国光”、“出体育政绩”的一块亚运金牌。所以，当有人怒斥“藐视国家的利益”时，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谁在藐视国民的自由与创造？

    记得有一次和吴建民先生聊天，在谈及中国人应该向法国人学习什么时，吴建民的回答是两个字——“创造”。众所周知，法国不仅为世界贡献了《人权宣言》等政治伦理，同样贡献了“世界杯”、“现代奥运会”以及“欧盟”等一系列奇思妙想。若要解释这种创造力，波兰流亡作家贡布洛维茨的话或许最合适不过——“做法国人，就是要重视除法国以外的其它事物”。当许多中国人悲愤地要求别人 “爱国”时，须知“爱国”不仅要些智商，而且还是要些境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