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钟南山院士呼吁收容无业游民，并表示自己对当初废除收容制度“有不同看法”。各大网站围绕这一议题展开的调查，吸引了上万名网友点击投票，其中超过六成人表达了对钟院士的赞同意见。（6月25日《信息时报》）之所以如此，除了钟院士是名人外，社会治安的现实压力，也是不能不正视的问题。

　　虽然我国的社会治安已度过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严峻局面，但由于整个社会的转型和工业化、城市化还在继续之中，因此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对广州这种流动人口大量涌入的沿海城市，情况尤其如此。面对一些地方社会治安的反弹，我们确实不能简单沉浸在废止收容制度后的兴奋之中，而应认真倾听民意，考虑可行对策。

　　收容制度或类似这样的制度绝对不能再有了，它已被实践证明是危害远远大于收益的制度，是容易被滥用且不容易有效控制的制度，是以大量伤害无辜者权益为代价管理社会的制度。在“依法治国”和“保障人权”已写入宪法，公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私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命题：并不是所有有用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功利主义也要在法治和公正的篱笆内才具有合法性。

　　钟院士指出：“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但这一水之隔，就决定了前者是违法犯罪人员，国家有权对这种危害到他人利益的行为采取法律措施；而后者却没有危及他人的利益，国家无权对他采取法律措施。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就可以对流浪人员不闻不问，相反，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改善他们的处境，预防他们走向“一水之隔”的对岸。这方面的措施既包括健全社会保障和救济等宏观问题，也包括增加街面上的巡警等中观性问题，还包括微观性问题，如有的劳动力输出地，由政府相关部门出面，与劳动力输入地联系、沟通，减少人口流动的盲目性等。

　　钟院士还提出：“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流浪者为何流浪？我相信大多数是被家里经济形势所迫，想到城里去淘金。面对充满诱惑的世界，如果连生计都成问题，这时，一个可能在老家一贯老实的人，就可能因心理失衡而违法犯罪。对他们，如果说基于目前的法律制度必须加以惩处，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说他们是“敌人”却绝对是成问题的问题。无论是流浪人员还是偷窃抢劫分子，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以人为本”在不同层面应有不同的侧重点。从整个国家的法律政策来说，当然要致力于缔造为全民谋幸福、使好人得好报的社会，但具体到对流浪人员这种弱势群体的管理立法，“以人为本”就应解读为以被管制的对象为本，以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被无端剥夺为本。

　　其实，即使废止收容制度后，在维护社会治安的法律措施上，公安等执法部门有许多武器，如治安管理处罚、劳动教养等。这些措施有的需要根据新形势予以立法完善，如立法部门正在准备出台《违法行为矫治法》。这种带有保安处分性质的立法，如果能比较系统而迅速地出台，将成为配合刑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的有力网络，使刑法主要立足于对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的惩罚，而保安处分则主要立足于对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人的罪错矫治。若能再辅之以积极的干预措施，如建立和谐社区、强化基层组织的调解功能、引入非政府组织等，则完全可以出现良好的社会治安局面。

　　□刘仁文（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刑法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