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行政负责人无责任的随意决策（拍脑袋行为）

　　如有家国有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在外考察时认识了一位开发领域的能人；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相信了投资回报率50%的谎言；大笔一挥从银行转账投资五千万，可得到的却是连钱都不知是谁提走的结果；更谈不上是有什麽回报，五千万就这样自然流失。

　　有家国有钢铁企业的负责人，相信某地的房地产回报率高；于是主动投资七千万开发异地房地产，结果本钱全无；委托法院打官司的结果是，如果再投资几个亿，则这房地产还是你的；原先的七千万已作为前期投资的费用全部花完。这家企业怎么可能再投资几个亿，结果只能是七千万付之东流。

　　如有家国有企业内的一个合资企业，其技术和效益一直是很好的；但这个单位的负责人也相信了异地开发是企业的发展方向，于是在30%回报率的驱动下；也主动借了几千万进行异地投资，后来不知是对方挟款潜逃还是对方破产；反正是通过打官司也要不回一分钱；于是这个技术和效益十分看好的企业不得不因为债务而自己破产。

2、在岗位上有权要用（以权谋私）

　　国有企业负责家长式投资决策而且失误连连直接引发了企业内部层层权利效仿的以权谋私，于是在企业里又出现了工程、原材料、备品备件上的以权谋私；这方面的腐败又直接引发了全企业性的以公养私。如有家国有企业的一个原料科长，他可以不要国有企业的原料而只对集体或个人企业收购；结果是某原料个体户专门购置一台小汽车和配备一个司机，在这位科长家附近的宾馆包房住下；供他一家24小时使用。同样是这家企业的原料检查站的站长；在验收原料时，竟然与对方联合把原料成分往上抬2%；这对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损失是多大，按对方供料计算的年经济损失不少于五千万。

　　笔者一次无意接识了一位定居日本的中国商人，他说他是在武汉一家钢铁企业起家的；刚开始他只是一名农民到这家企业作小工，后来就逐步接该企业的外委项目。他说他在这家企业干了12年，依靠这些钱在日本买了八个铺面，并将他家和岳父两家全部买了日本定居的禄卡。他说1993年以前在这家企业的项目毛利都在25%以上，只是送一些礼物给相关人员即可；可后来是项目的现金回扣10%不到相关人员的手中，则项目的手续就总不给你办下来。他说经过这些年，他了解该企业与他打交道的所有领导和人员的家庭地址、本人及家人的喜好；所以他能把该企业相当一部分的项目弄到手。

　　正由于岗位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官本位），所以各类以岗位谋私的事也就是正常的了。如有家钢铁国有企业要进行烧结试验设备改造，按照购置设备自己安装只需要20几万即可；可该项目的负责人偏要委托某大学一位老师办的公司作为工程总承包，于是工程总造价增到80多万；结果还是设备回厂自己安装，所不同的是随设备返回了20多万不入账的现金；这就是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典型现实，一个20多万的项目非要用80多万的钱（注—任何项目审批都有几十个公章，这些公章是干什么的不是本文的话题）。

以岗位谋私的诱惑最直接的是诱导了全企业以公养私的蔓延。如笔者到某企业一个维修班组调查，发现有几种材料是该班维护区所不需要的；就了解原由，答复是现在有20%的材料费基本上是为自己家庭或朋友家庭装修使用预留的，这叫各人有各人的道。

现在到国有企业调查，连买奖品都要10%的回扣；所以国有企业的设备购置、工程检修、职工节日物质采购等无一不是获取回扣的途径。可是10%的回扣造成的是20—100%的成本上升。现在到国有企业去看，发现脏、累和危险岗位基本上不是正式职工；如有家国有企业内部职工大部分下岗，把所有的差岗位全部委托附属厂（本厂的子弟）干；这样做的结果是生产成本增加，可附属厂的员工工资比正式职工少一大半；原来大部分钱是该领导们的小金库，任何时候都能在附属厂提现和报销；这是不是“官本位”的好处。

3、改制成了“官本位”最大的权利腐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却出现了简单化；即国有资产的出售与股份制改造成了基本的模式，这种简单化的改革成了“官本位”最大的权利腐败。笔者曾参加多家国有企业改制，就耳闻目睹了很多权钱交易的事实；如一个私人企业给五十万现金于某领导人（改制组长）就免除了收购这家国有企业对政府部门的300万的债务。

有一家大型企业的领导人为了把持本企业的设备采购权，竟然将设备管理部门改制成独立法人的公司；所不同的是这家设备公司的法人竟然是该国有企业领导人在农村的哥哥。有位县委书记为了让县属轴承厂变成自己家的财产，先让其儿子去承包；在承包刚开始时就进行改制，一个固定资产上亿元的国有企业最后以零资产改制成功为民营企业。

现在有很多原国有企业的领导，把本企业搞垮后自己下海经营原业务却很快发起来了；如有家减速机厂长，在国有企业时就开了一家家庭减速机厂；国有企业一天天萎缩，而他家的减速机厂却在与日俱增；最后国有完全垮了，而他家的减速机厂却跻身于国内先进水平。同样一些在位有关系的人员下海后都发了，如某监督局局厂退休后成立一个个体质量认证公司，竟然不到二年获利五千万；原来在位的资源发生了作用，把从国有企业转移出来的钱与该企业现领导平分是他的绝招。现在私人办的咨询公司要想从私人企业获利很难，可如果有国有企业的关系；则利润就是个无穷大。如有个带EMBA的导师要买车，于是打电话其在职学习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在职的书记或总经理）帮忙；于是一下子接到五个二十万的咨询项目。其实没有任何咨询内容，只不过是到企业给中高层领导讲了二次课；一个项目返回该企业领导五万的现金回扣，汽车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

笔者曾参加香港一家管理咨询机构接的一个乡镇企业改制，当时做了多个现代股份制企业的方案都没有通过；后该企业领导人出了一个改制方案要我们以我们的名义出，实际是将现净资产为零，新组成为自然人的股份公司；现企业负责人占70%股份；县主要领导占20%股份，乡主要领导占10%股份。结果方案一报上去就通过并按此改制成功，这家管理咨询机构获120万的咨询费（笔者与几个专家学者每人也从管理咨询机构获5千元报酬）。

　  综上所知，我国无论什么人在什么岗位上，只要能获取个人利益就要大肆行使权力；还不是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意识起作用。大家知道，管理即制约；我国的管理机制在理论上是最健全的，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监察机关；还有中国特有的纪委。但中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所有的负责逐步演变成向上级领导人的个人负责，这就是本末倒置的“官本位”。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推翻封建制度是他的追求；可他为什么最后还是形成了自己的“官本位”，因为他生活在中国；一个几千年习惯于对长管负责的民族完全延袭长官意志的管理模式。

    传统的“官本位”意识滋生与时俱进腐败手段，如国有企业小金库；这些小金库的钱大部分是企业领导吃喝玩乐的支出。如前面订购实验设备收受回扣的事就曾被本单位一位民主党派人士举报，上级派人查发现20几万的项目回扣全部进到本单位的小金库而没有进入领导的个人腰包；于是定为民主党派人士诬陷领导，强制性将他下岗；半年后这位领导用小金库的10万打发上级领导，自己用10万为自己买了小汽车（因为是企业内部银行户头）。所以在1992年--1997年期间，当时很多人举报国有企业的回扣问题；纪委都是一查进了小金库而不了了之。这就是我国国有企业“官本位”产生的高明腐败手段，就这样成百万、成千万的钱就从小金库里流失了。

1998年以后，我国国有企业下岗成了主潮流；但与此同时下岗却成了领导者清除异己的最好途径。如有家国有企业信访部门总结报告说，自新世纪以来，本企业已从以前越级信访不断变成信访为零。的确如此，一些领导认为的不安定分子全部被清除出该国有企业；剩下的谁还敢往枪口上碰。如有家国有企业的领导者，长期生活作风特别不好；1998年以前经常是组织上到公安局去领人（经常到酒店去嫖娼）。从1999年以后再也没有被公安局扣留的事发生，但正是此人从1999—2003年在该企业先后与近20名女员工发生和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笔者曾调查其中一位‘为什么不去举报’，答‘举报下岗就一分钱没有了，现在企业里月收入5000多元多好；不仅不能举报，还要呵（哄的意思）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