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坝三期围堰的爆破成功，标志着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成。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有人问：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著名水利工程学家潘家铮院士说：“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贡献最大”，国务院三峡办主任蒲海清说：“我要感谢曾经反对过三峡工程的人，由于他们的反对，使我们在设计和施工建设当中解决了很多过去没有想到的问题，所以才有今天圆满的结果。”不知道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听了这样的话是否感到欣慰？也不知道此时此刻他们有没有什么心里话要说？不管怎样，潘家铮院士和蒲海清主任的话表明了在三峡工程中对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宽容和尊重，对比三门峡工程中马万里的中肯意见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不要以为对反对派和异端思想的重视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专利，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在先秦时期，对异己思想就是很宽容的。 儒、道、墨、法、名、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箫，百家争鸣、异彩纷呈。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也不是说对异端思想就一律封杀。孔子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老子的“知其雄守其雌”，以及我们熟知的许多格言，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都说明一个道理，思想的不同可以推动认识的发展，思想的雷同则会导致固步自封，甚至会导致专制的肆虐。为防止弊政，差不多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设有谏官制度，他们的职责就是专挑当政者的毛病，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当属唐代的贞观时期，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之间有一个共识：“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皇帝规定，宰相入阁议事，谏官必须列席，以便他们对军国大政充分发表意见。有不少学者都认为，在我们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兼容并包的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资源和借鉴。

    可惜，对于自家仓库里的这笔精神遗产，我们没有好好利用。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发展中的理论，不承认有什么终极思想和绝对真理，没想到传入中国后变成了唯一的真理，只许解释、不许探讨，只能征引、不能批评。对待不同意见，不是修正主义就是“右派”，再么就是反革命。黄万里关于三门峡工程的一片苦心、梁思成为了保护北京古城、马寅初为了坚持他的人口理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整个中华民族从中也得到了沉重的教训。

    为了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我们已经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还远不能说大功告成，因为还有许多人习惯于一言九鼎、唯我独尊，听不得反对意见。下级不敢批评上级之错误，为政者不敢直言政府之阙失，这在今天仍然是个普遍现象。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决策是百密而无一疏，没有什么工程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没有什么思想是绝对正确，更没有什么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许多时候，赞成者和反对者的手中都拥有部分的真理，“执两居中”也许就是最佳的选择。这些本来都是极浅显的道理，可是有许多人到今天还接受不了。可见在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可喜的是，从潘家铮院士和蒲海清主任的话中，我们看到了进步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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