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凤庚

    “我好累……”5月30日深夜，广州市海珠区一家服装厂35岁的女工甘红英死在出租屋。医生注明：死亡原因是猝死。此前，从5月27日到30日，工厂为了赶活，甘红英每天都是从早上工作到次日凌晨。四天工作时间达54小时25分钟，累计加班逾22小时。她生前常提到自己“想好好睡上一觉”。甘红英原是四川一名女教师，因幼儿园 停办南下打工。(6月2日《南方都市报》)

    1936年夏，剧作家夏衍发表了他一生唯一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小时候我在语文课本上读过，对吃人的包身工制度深恶痛绝。今读甘红英之死，越读越象读一篇新版《包身工》。包身工们在日本人办的工厂“三井系”里，“生活如猪猡”，宿舍是“七尺阔，十二尺深”，平均居住面积0.6个平方，甘红英的宿舍宽敞些，但“房间外侧临近臭水沟，异味很大，屋里肮脏杂乱，连一盏灯都没有”；包身工4点1刻起床，5点上工，中餐及午休一小时，下午6点收工，每天12小时强劳动，甘红英连续三天工作都超过了14小时，最后一天“坚持不住了”，是10小时20分钟；包身工面临“殴打、罚工钱、停生意”三大危险，“甘红英们”被打的危险基本可以排除，但扣工资、开除还是家常便饭；包身工“生死疾病，一听由命”，甘红英的生命权也没有多少保障，以至于劳累死。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和国度，有强大的政府和公正的司法为累死的甘红英讨“说法”，有如我一样疾恶如仇的时评作者为她鼓与呼。

    就在昨天的《南方都市报》上，也有一个员工劳累死的报道：深圳华为公司25岁的四川员工因长期加班，劳累过度死亡。这种“巧合”，似乎告诉我们还有多少私企的员工在过度透支自己的生命。也许有人说，他们是为了生存，多挣工资。可报道分明告诉我，3、4两个月，除去伙食费，甘红英净收入1700元，月工资只有850元。在私企打工，你不按工厂的“纪律”加班，老板一罚款，你是所得无几的。

    一个月前的“五一”节期间，媒体报道了各地的劳动保障部门纷纷提醒劳动者莫忘加班费，要维权等等。今天的《信息日报》就有一条工人维权的新闻——《10名工人拒绝超时加班，被指煽动“罢工”遭解雇》，看标题，就知道结果了。夏衍笔下的包身工是“替带工赚钱的机器”，今天个别企业的个别老板又何尝不是把工人当作廉价的机器？《劳动保障法》在许多工厂是不管用的。不知劳动保障部门有没有办法对付这些黑心的企业？

    1959年，夏衍先生在《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中写道：“对现在的年青工人来说，大概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人还没有出世。那么，我想，回头来知道一点过去的事情，应该更深刻地感到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工人的幸福。”“想好好睡上一觉”的甘红英终于永远的睡去了，已经作古的夏衍先生假如在另一个世界采访甘红英，知道距上海的包身工70年之后，还有少数“陈迹”在广东出现，恐怕又会拿起笔来的。我坚信：在今天的社会制度下，想靠“包身工”发财的老板终究会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制裁！我们有能力让包身工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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